桃子 18，

八                 

臧建明被我拒绝之后一直委靡不振，白天睡到十二点起来，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在房间里趿着鞋像头困兽似的转来转去，地板上被扔满了烟头。抱怨日子没劲，没有钱，没有身份，没有工作，没有女人。真不知道当初脑筋怎么蹩住了。吃过晚饭他就出门，找几个不知哪儿认识的家伙打小麻将，直到晚上二三点才回来。

我心里也是窝着一股无名火；当初也没个周全的想法，只凭了一个愿望；来了美国什么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黄油会有的，钱会有的，女人也会有的。但到了这儿才知道，机会是有的，但一个都不属于我们这些等外之民。属于你的是遭人白眼，被人喝斥，被人剥削。

当初出馊主意的是歪嘴，现在他正兴冲冲地赶过来，我倒希望他自己也来尝尝这种滋味。但这样说只是气话。我实在是想念歪嘴，他在这儿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会觉得有座墙在背后靠着，心里会踏实不少。

郁闷的日子里我把乌兹冲锋枪装配起来，四支闪着暗光的枪械像娃娃似地躺在床单上，我还得为它们归零，也就是较准发射的弹道和准星。枪店里买子弹并不要求身份证，我买了足够的储备，从店员口中得知在过海湾桥的海奥德有个靶场，可以试射步枪及冲锋枪。

我起了个大早，提包里放了二支枪，二盒子弹，一卷蓝颜色的胶布，从住地乘车去市中心，再转乘小长途巴士，辗转来到海奥德，再按店员画的地图，走了二十分钟路来到靶场。

靶场卖票的是个大胡子，肥胖邋遢，浑身刺青。他塞了张表格要我填写，我摇头表示不懂英语，他要查看我的枪械，一看是乌兹，脸色马上变了，我塞了张百元大钞上去，他咧嘴一笑，把我带到后面一间仓库，打开门锁。里面是辟为四条弹道的旧靶场。

大胡子为我换上新的靶纸，带上门出去了，我抽了支烟，把枪从提包里拿出来，放在靶台上。目估了一下弹道，长约一百英尺，正好是在乌兹的有效射击范围之内。我把靶纸摇到五十英尺左右，拿起一支枪，拍弹上膛，先拨到点射的位置，双手擎枪，瞄准靶心射了三发子弹。

枪声清脆利落，从手指抠扳机到声波震动耳膜有种莫名的愉悦。我把靶纸摇回来一看，三枪都打在靶心的左上方，我撕下一片蓝胶带，贴在弹洞上，再把靶纸摇回去，准星瞄着靶心偏右下角，再打三发点射。

五十英尺较得差不多了，我再把靶纸摇到一百英尺，每次只击一发子弹，来较准最后的归零。等到两把枪都较得差不多了。我把靶子固定在七十尺左右，换上一个新弹夹，屏了气，双手端平枪身，一梭子子弹打出去。

乌兹在我掌中微微地跳跃抖动，快慢操控自如，像一头欢快的小鹿。我多日郁闷的心情，也随着子弹倾泻出枪膛而散发得无影无踪。我把二盒子弹打得精光，心里还遗憾三个小时这么快地就过去了。

出门时大胡子露出友善的微笑，跟我握手时点着自己的胸膛说：“杰米，杰米。”

我迷上了打靶，每星期总有三四天到海奥德报到。一来二去就跟杰米交上了朋友，我带他去中国饭店吃午餐，交谈中我得知他是越战退伍军人，孤家寡人一个，前阵子刚交了个女朋友叫玛丽。杰米没有家，晚上就住在靶场里。他也不隐瞒他是个海洛因使用者，撩起袖子要我看他扎在臂弯里的一排针眼。

我们都对枪械有一种很深的迷恋，杰米收藏各种老式毛瑟枪，我则比较喜欢新型自动手枪和冲锋枪。靶场有些客人不愿携带枪支进出，就把枪寄存在杰米那儿。我在杰米那间狗窠一样的宿舍里见识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步兵武器，美国陆军的标准配备M-16，意大利特种警察的Aug99，是种带枪榴弹的多用单兵武器，加拿大为英国伞兵研制的新型冲锋枪。看到我爱不释手，杰米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新型枪械好是好，但也太娇贵，容易出故障，他拿起一支老式的1919年产的毛瑟枪：“看看，多么古典的造型，多么优美的线条。”他以欣赏的眼光从头到底抚摸这支老祖父级的单发步枪：“现代战争下流无耻，一个笨蛋可以用几十发子弹击倒一个最优秀的军人，你说公平吗？以前的战争，以前的军人，以前的枪支，都比现在多了男子气。一发就是一发，打中就打中，打不中再重来。”他亲吻了一下那支老步枪：“你说是不是？宝贝。”

这种美国兵怎么能在越南战场上打仗？怪不得美国输了那场战争。

歪嘴他们到的那天我在大伯爵汽车行雇了一辆礼车，又订了旅馆。不管手头怎么紧，歪嘴和栾军的到来是件大事，中国男人见了面倒不会有西方人那种拥抱，连手都不握一下，但我也看得出来歪嘴和我一样激动，连烟都拿反了。我们在中国城的一家酒楼吃的饭，一桌子菜都没怎么动过，歪嘴和我频频跑到门口去抽烟，一时却也相对无话。突然，歪嘴说顺便告诉你出来前办了点小事。我问什么事？歪嘴说出来前把你们粮店经理的家给烧了。

歪嘴和栾军带来一股生气，我们搬出那郁闷的地下室，在日落区靠近海边找了一幢独立的房子，三个睡房，加上车库里的一大间，足够我们四个人住。另外，我们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四个人在靠近动物园的空旷街道上学车，栾军充作临时教练，一个礼拜下来，每个人都学会了。

歪嘴他们带来的钱不多，除了留给家人的生活费之外，付掉蛇头的费用，租房子的钱，买车的钱，我们竟然没多少钱了。当初五百万港币拿到手上觉得是花用不完的，现在奇怪钱怎么会这么不经用。

歪嘴说总得找些事来做，四个大老爷们这么闲着也不是一回事。但是找什么事来做呢，我们几个一无所长，除了栾军比较心灵手巧之外，另外三人都只能出卖体力。歪嘴道；我看了几天报纸，研究出来唯一可行的是做装修，在中文报纸上登个广告，去估价时把工价压低一二成，还是会有人愿意雇用。老大，臧建明你们多少还在工地上干过几天，栾军以前学过木匠，我们先凑合着干吧。

我们自拟了个公司名字叫‘通用’装修，在当地的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刊登了广告，打电话来的人还真不少，于是四人一起去看工，臧建明是少不了的，旧金山华人七八成是广东人，很多广东老倌一听不说广东话‘拍’的就挂上电话，谈都不与你谈。臧的一口流利的广东话至少能和人交谈，开始我们要的价实在太低，做完工一算成本，简直是在白做。只得自己安慰自己，学经验吧。

常常我们忙得满头大汗，臧建明却不见了人影，车也被他开走，我们下了班只能坐公车回家。逼问之下，他招供去了一个叫‘百合花’的赌场，就座落在离旧金山不远的圣布鲁诺，这小子本想乘隙去玩一把的，但一坐下就忘了时间，直到身上的钱输完了才想起回来。

我能怎么办? 讲多了大家都烦。我们只是个松散的小团体，互相之间并没有约束力，虽然他们叫我老大，只是个称呼而已。现在这个老大只能提供大家一份最底层的生活，再要叫我直起嗓子训人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日子过得不死不活，做装修赚的钱吃不饱饿不死，一个多月下来，大家都瘟了，歪嘴栾军刚来美国的心劲泄得一干二净，干完活回家躺在破沙发上就睡了过去，或者呆看中文台直到深夜，问他看了什么一点也回想不起来。

我们就这样在美国搁浅住了。

一天晚上桃子突然来访，说大哥你们搬了新家也不请我来玩啊。房间里四个男人一阵忙乱，屋子里乱得像狗窠一样，桃子阻止了我们手忙脚乱的收拾，在沙发上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

“大哥，建明，还有这两位没见过先生，怎么不介绍一下。”

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歪嘴和栾军，桃子抿嘴一笑：“李义山？那可是个大诗人啊。”

歪嘴竟闹了个大红脸。除了臧建明，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歪嘴怎么变了个诗人？

看到我们一副呆相，桃子赶快给我们解释唐朝有个李义山，是个著名的诗人。写的诗缠绵悲恻，唐诗三百首里就有他的诗歌。我说歪嘴你这辈子投错了胎啊，诗人怎么到美国来做了个装修佬啊。

屋里有个女人还是不一样，大家都变得活跃起来，臧建明一脱平时萎靡不振的神情，讲了很多黄色笑话，桃子听了一样哈哈大笑。

笑了一阵之后，桃子好像不经意地突然说起：“大哥，建明，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如果你们还想参加我们公司的话，动作要快喔。因为从下礼拜起，公司的营利不错，股份要涨到二万块钱一股，这礼拜五是最后一班车。”

臧建明朝我看了一眼，意思说老大你拿主意，我不管。

这女人无事不登三宝殿，臧建明一定漏出去说我们手里有几万块钱，这女人是只闻到腥的猫啊。

桃子给歪嘴他们解释东海公司的性质，说今后的股息还是按百分之十的月息发放。

我点起一支烟，作为一个当家人，每天把钱拿出去，对钞票的观念跟刚来时有所不同。我们装修公司辛苦一个礼拜，所赚也就是一二千块钱，一到月底，房租交掉就所剩无几。如果真像桃子那样说法；一万六和二万的四千块钱的差距对我说来还是很令人心动的。我现在手上的钱还够买三个股份，如果照臧建明的说法，再有百分之十的回扣可拿，那这笔钱应该是很可观的，可以对我们的日益浩大的开支贴补不少。

可是，我心里总有一丝疑惑，倒不是对东海公司，最近当地中文报纸都纷纷纷扬扬地报导对公司负责人的访问，成篇累牍地探讨赚钱的新理念。连雇我们做装修的主顾也在说准备辞了职去东海上班了。看来这台巴子还有点门道，否则不会这么多人都是傻瓜。

我的疑惑是这个女人，我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但我死也想不起来。数了数我认识的上海人不多，部队里有几个，全是男的。家乡地方上有一些六十年代支内的大学生，全是半老的阿姨了。深圳？那是个人来人往的城市，但在我的记忆里也找不出相像的面孔。

那种相识是像在梦里，讲不清道不明。有点像前世的记忆，在一片模糊的人群中有一张脸，眼光和你一碰撞就隐入灰色的背景，你冥思苦想，却捕捉不到这道眼光是几生几世前曾跟你相遇。

“老大。”我听见栾军在叫我，一激灵醒过神来，看到房间里的人都朝我看着。臧建明道：“等你拿主意呢，买还是不买，至少给桃子小姐一句回话，人家老远地跑了过来。”

我抽着烟没接声。

栾军问道：“桃子小姐，听起来不错，但总有点好得不像真的。你确定我们把钱交给你，什么时候要都可以拿回来吗？”

桃子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叠空白的申请表：“这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我们签了字就是正式的法律文件，在美国，法庭就认你的签字。如果到时候要不回来，你可以上法庭告我们公司。”

栾军道：“我们连一个英文大字也不识，还能去告谁？我只是想确定钱交到保险的地方。不怕问你一句；桃子小姐，你自己有钱放在公司吗？”

桃子说：“不瞒你说，我所有的钱都放在公司里了，不止一个股份。”

大家都不作声。

我对歪嘴使了个眼色，我们一起来到楼下车库里。歪嘴说：“真有这么好的事？”

我道：“臧建明唠叨过好几次了，你看怎样？”

歪嘴道：“太好的说法总使人想起陷阱，但也难说，这世界上什么事都有可能，我们一年前还在福建小地方混日子，谁又能想到今天来了美国呢？”

“那你的意思是一试啰？”

“我们需要钱。”

我沉吟不语，我不能把对桃子的疑惑告诉歪嘴。

“老大你在想什么？”歪嘴问道。

“如果公司在文件上弄什么花样呢？我们可玩不过他们。”

歪嘴嘴巴一牵，做了个开枪的手势：“那就端了他们。”

回到客厅，我拿出支票，开了四万八千块钱给桃子，买三股公司股票。我和歪嘴在车库里商量好，过一个月就拿回来，赚他个几千块钱再说。

桃子请客大家去ABC餐馆吃宵夜，那儿的牛筋面不错。

我们已经打好主意那笔钱取回来要怎么用。我们再需要一部汽车，也许买一部卡车，对我们装建筑材料有帮助。我们家具也要换了，现在用的都是街上捡来，或是车库拍卖便宜买来的。还有，美国的各种电动工具很多，如电锯，电锤，价钱也不贵，拿了钱这些基本的工具都要买一套。

臧建明买了套西装，桃子每天早上过来接他去东海上班，他不是个做体力活的人，让他去东海也好，至少我们的钱有只眼睛给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