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歪嘴坐着计程车，来回细细踏勘了两天，我们不但要做成事，还要考虑退路。新界的住宅区有警卫，办公大楼也不易下手。最后决定在酒楼动手，第一，这种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进出，没人会特别注意我们。第二，中环地形复杂，车辆众多，警方也投鼠忌器，容易全身而退。第三，人在进食之时最为松懈，容易得手。

四叔说计划得到老板批准，他全力配合，同时确保撤退路线畅通无阻。

我们坐在酒楼靠门口的桌位上，满满一桌的广东点心，虾饺雪白透明，鲜肉烧麦香气扑鼻，还有一碟碟脆皮烧鸭，嫩子鸡，叉烧，碧绿的菜苋。杯中斟了上好的雨前茶。我们却没多大心思在吃喝上，心嘣嘣地跳。虽然不是第一次杀人，但临场巨大的压力还是使人喘不过气来。歪嘴更是紧张，手不住地抖，茶杯里的茶水都洒了出来。我低声用福建土话道：“沉住气，等会你只要把好门，保证退路通畅，动手由我来。”

做杀手先要过自己这道关。

在战场上两军对垒，你死我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和平时代，杀人总少了点底气，特别是一个不认识的人。但仔细想来，这个世界是在一个‘杀’字上进化而来的，人要果腹，先杀动物，人要生存，再杀异己，改朝换代，杀字当头，阻我道路，杀之后快，坏了规矩，那更是杀之有道。杀，杀，杀，只有了‘杀’，才能显出一个‘存’。

这个世界上杀手必不可少，战国时荆轲刺秦王被人称为‘壮士’。

江湖本险恶，一个家伙不守规矩，挡了人家的道，断了人家的财路，扒了别人的祖坟，坏了风水，是可忍孰不可忍。对方当然要尽一切力量反击，争斗，较量，最后的肉体消灭，希特勒怎么说的？最终解决。就是一个‘杀’字。

有杀人的就一定有被杀的，就像棋盘上的子一个个被拿掉一样。有句话要讲清楚；真正该负责的是幕后发号施令的老大们，我们只是为钱卖命的卒子，工具。冤有头，债有主，你们这些冤死鬼到阎罗殿去时心里可要明白。

我们在出发前决定不带散弹枪，这家伙虽新鲜好玩，但体积又长又不方便携带，六四式手枪足以完成任务了，在白天的光线下，在二十五尺之内用半自动手枪打一个不是快速移动的目标，成功率应该是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老板说过尽量不要伤到无辜，散弹枪一扣扳机哪说得准。

我们都穿着新买的夹克衫，腰部收紧，腹部就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手枪用薄薄的尼龙枪套挂在腋下，这是个最机动的位置，拉链往下一拉，手往胸前一掏就拔枪在手，平时外面又很难看出来。时值四月，香港街头已满是短袖衫了，没人想这两个土不拉几的表叔为什么还捂着闷热的长袖夹克衫。我们又买了两副大镜片的墨镜，挂在夹克的领口上，等会要用。

目标还没出现，这样傻坐着不行，我低声跟歪嘴说：“吃，吃饱了好干活。”

就在我把最后一只虾饺放到唇边时，一抬头，板刷头进来了，身边还带了个年轻的女人，娇好的面容，修长的身材，一副甜甜蜜蜜的样子依偎在板刷头发臂膀上。堂倌把他们引到靠窗口的座位，送上茶水。那女人起身上厕所，这是个最好的时机，我示意歪嘴先到门口去警戒，然后站起身来，也向厕所方向走去。

厕所没人，我锁上门，拉下冲水柄，在水声掩护下最后检查一遍手枪，顶弹上膛，打开保险挚。然后对镜子梳了下头发，戴上墨镜，出门来径直向板刷头坐的桌位走去。

正午时分，酒楼生意正旺，满地的广东话呱呱呱地恬噪。我绕过一桌桌兴高采烈的食客，拨开手托茶壶的堂倌，站在板刷头面前：“是林先生吗？”

板刷头放下茶杯，抬起头来，眼睛里闪现一丝诧异的神色：“你认错人了。”一口标准的大陆口音。

“没错，”我把手伸进夹克衫的内里：“有人要我捎个东西给你。”

“什么东西？”姓林的显然警觉了，手撑着桌子想站起来：“我说你认错人了。”

说时迟，那时快，我已经拔枪在手：“是这个。”

板刷头两手把桌布一提，一壶滚烫的热水洒在我大腿上，然后他一个鱼跃向我扑来。我早有防备，后退半步，对准他的眉心扣下扳机。

枪声在大厅里像根鞭子在空中抽过。

板刷头站着不动，我正想那一枪是不是打偏了，突然他前额出现一个血洞，眼睛向上翻去，然后身子一歪，撞飞旁边一桌吃客的小笼汤包，再滚到桌子底下。

酒楼像被滚汤泼了的老鼠窝，一片鸡飞狗跳，女人扯高喉咙没命地尖叫，盘碗乱响。男人跌跌撞撞寻找掩体，最后抱着脑袋钻进桌底，老头子老太婆连人带椅子摔倒在地上。我一抬头，那个和板刷头一起来的女人出现在桌旁，两眼发直，手捂在嘴上，表情是白天突然撞见了鬼煞的神情。

我不敢怠慢，弯身到桌下，在姓林的后脑上又补了一枪，事情要做就得做干净。然后拔脚就向门口急走。

歪嘴在门口迎着我：“完事了？”

我点点头，我俩疾步出了酒楼，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路线来到中环的西北角，在一家花店门口，两辆引擎发动着的摩托车等着，驾车者递给我们一人一个大头盔，摩托车呼啸而去，转眼之间就过海到了九龙。

我的大腿被开水烫伤得厉害，傍晚接待人带来医生，上了药，缠上纱布。走的时候他留下一包用报纸包着的钞票，报纸是刚出的晚报，本地版用粗体字印出‘内地来港背景复杂之大佬，原日内将筹备新婚，今午在某酒楼遭人枪击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