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尼

那段时间我住在卡斯楚街。

卡斯楚社区是旧金山的城中之城，六叉路口的美国银行屋顶上飘扬着巨大的彩虹旗帜，晚上酒吧里聚集了一对对满面虬须的大汉，杯盏交错，笑语喧哗。戴着耳环的男人在街上手牵手地状甚亲密，在游人惊愕的注视下来个大接吻。头发像鸟冠一样竖起的崩克们聚在街角无所事事，一身黑皮酷装的骑士驾着重型哈雷机车在路上呼啸而过。

东尼是我的对门邻居，小个子，嘴上留了圈精心修剪的小胡子，清瘦而羞却，他常提了把扫帚清扫门前的台阶和车道。邻居们见面只是客气地打个招呼，东尼的眼光里有一种温驯但警觉的神情，像草丛中的一只兔子。

搬进去没多久，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酣，朦胧中听到有人叫喊，我并不在意，只是继续睡觉。过了一会却被猛力的敲门声惊醒，开出去一看，是两个警察，问我东尼是不是住在这里？我指引他们去对门。虽然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夜深了，好奇心敌不过瞌睡虫。

第二天东尼上门来道歉，为昨晚惊扰我的睡眠深感不安。我好言宽慰了几句，希望他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东尼的眼中却垂下泪来，语带哽咽地说他的男朋友欺骗了他。虽然我知道东尼是个同性恋，但突然之间一个大男人对你抹眼泪哭鼻子的还是受不了。我好容易把他劝了回去，心想这种事警察大概也没法管的。

时间一久，这种喜剧也看多了。同性恋们喜欢开派对，周末的晚上常有人按错门铃，很晚了还有人来。音乐放得连我的地板都震动。邻居们偶有抱怨，东尼会写上一张言辞恳切的卡片，连同一小块包装精美的巧克力放在你的信箱里。

东尼是个厨师，在卡斯楚一家高级餐馆里工作。他那个男朋友皮特个子高佻，鼻翼上镶着一粒钻石，神情居傲，使我想起上海的阿飞。他开一辆红色的跑车，常停在我的车位上，我去敲门，他穿了睡袍出来，也不说一句道歉的话，把车移走之后回来，把门摔得山响。我和东尼说过几次，结果是我信箱里多了几块巧克力之外，一切如旧。

一天东尼对我说他把工作辞了，和一个朋友在索诺玛城里开了一家自己的餐馆。离旧金山远了，有时下班晚了就回不来了。给了我一张名片，要我万一有事打电话给他。还邀请我有机会去索诺玛时，一定要到餐厅去尝尝他的手艺。

问题是皮特有东尼家的钥匙，常带了不同的男人到东尼的公寓过夜，有时被东尼赶回来撞上了，一通大闹是免不了的，恶语相向，嚎啕大哭，自杀威胁都有过，我好几次见到警察上门，这种把戏每隔几个月就要上演一次。最后一次东尼真的割了腕，被救护车送去旧金山总医院抢救，从此皮特才收敛了些。

我家也不怎么安静，常有搞艺术的朋友来开派对，一疯起来就忘了所以，高声喧哗，又笑又闹。所以东尼在走廊上拦住我请我轻声一点时，我非常不以为然。东尼说皮特病了，非常不舒服，邻居们能体谅一些他会非常感激。那时大家还不太知道艾滋病，只见到皮特脸色苍白，人好像小了一圈，由东尼扶着上下楼梯。只是皮特眼里那股居傲神情依旧，动不动给东尼看脸子，有一次我看到皮特把一整盒披萨饼摔在台阶上。

跟东尼合开餐馆的朋友也常来，叫威廉，是个德国老头，脸上坑坑洼洼的，脑袋像个大灯泡，眉毛也淡得似乎看不见，不用问，当然也是个同性恋。开一辆豪华的银色卡迪拉克，西装笔挺，手里捧着包装精致的那帕红酒和鲜花。

皮特是在圣诞节前夕被送进医院的，两个膀大腰粗的担架员把他抬下去，邻居们站了一圈围观，只见皮特头发都掉光了，双眼紧闭，人瘦得像个骷髅。东尼六神无主地跑前跑后，倒是那个德国人，像一个见惯大场面的将军般地指挥若定。

过年后三天，我在楼梯上碰到东尼，他一见到我就哭了起来，昨夜皮特死在医院里。眼泪淆淆地从他脸上挂了下来，伤心极了，虽然皮特活着的时候并不忠于他。我应该劝慰几句的，但觉得平时的慰问语一句也用不上，口笨舌拙地只能陪他默立了一会，直到德国人走上楼梯来挽着东尼进屋去。

德国人取代了皮特的位置，搬了进来。常常是东尼在店里忙碌，德国人叫了一帮人在家里开派对，走廊上飘着一股浓烈的大麻味道。万圣节那天，卡斯楚街挤得水泄不通，同性恋邻居们兴奋的差点飞了起来，德国老头化妆成一个老妖妇，白金色的假头套，三寸长的假睫毛，耳环戒指佩履叮珰，白粉敷面，胭脂血红，满是汗毛的大腿从超短裙里露出来，脚踏一双巨大无比的高跟鞋。在他身边的小伙子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只在那玩意儿上套了个布袋袋，用大披风一裹，见人就来个孔雀大开屏。

中国人当然没这股疯劲，但热闹还是要看的。我的朋友们坐了地铁过来，由我陪着去逛。卡斯楚街一片群魔乱舞，酒吧人满为患，沿街的阳台上一整排半裸的躯体，眼光阴沉的男人戴着类似纳粹的军帽，光着膀子奶头上穿着环，黑皮裤后面剪出两个大洞，露出白色的屁股。各种妖精都出笼，扮玛丽梦露的，扮朗诺雷根的，扮恶鬼扮修女的，总之用尽手段吸引游人的眼球。黑衣的警察嚼着口香糖在人群中穿梭。到了半夜之后人群才渐渐散去，我送完朋友从地铁站回家，看到东尼一个人落寂地坐在台阶上，畏寒般地缩成一团。我问他为什么坐在这儿？他说忘了带钥匙，屋里有人，但门敲不开。我问他要不要去我那儿打电话给警察？他非常失落地盯着那扇门好一会，说：也许我再等一下吧。

我进屋之后就忘了东尼，忙了一阵已经是一点多了，盥洗完毕在窗前抽最后一支烟，一眼瞥到东尼还坐在台阶上，瘦小单薄，像万圣节深夜一个无所归依的鬼魂。

德国老头日益肥胖，而东尼却日见消瘦，不但消瘦，而且苍白的近乎透明，不再见到他扫台阶了。邻居们暗中传言；东尼也染上艾滋病了。

传言很快就被证实了，赢弱的东尼再也不能去餐馆上班，少了大厨，德国胖老头撑不下去，干脆把餐馆卖了，我看到他从卡迪拉克车后厢把一箱一箱的酒搬进东尼的公寓，那是从餐馆的储酒中拿回来的。还有大量的刀叉。他见了我，随手送了我一套，我谢绝了，告诉他我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

东尼生病使我确实紧张了一阵，虽然说艾滋病只有通过性接触和共用针头才传染，但谁说得准？我上下楼梯决不触摸扶手，进门先洗手，尽量少跟同性恋邻居发生任何接触，遑遑然地看报纸找另外的租房。

东尼的病势发展得很快，没多久就送被进医院，又过了没多久就去世了。德国老头在楼梯上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噩讯，从他脸上看不到一丝哀伤，卡斯楚社区天天有新的同性恋搬进来，越来越多的住所门前扬起彩虹旗。艾滋？只要还没临到头上，活一天就要寻欢作乐一天，而德国佬的身体像牛一样壮。

我搬离卡斯楚街就就把这些人都淡忘了。

一年后我接到一张旧金山总医院的壁画设计委托，主题就是‘艾滋’，为纪念旧金山的艾滋病丧生者。那时艾滋病的危险已被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所以肯花这个钱向民众表示官方的重视。但‘艾滋’是个抽象的概念，是显微镜底下也难看到的病毒，你叫我怎么用画面表现出来？我夜不成眠，苦思冥想，但接连几幅草图都被医院方面否决掉了。

直到我回忆起那个万圣节，东尼在深夜踞坐在门前的台阶上，那个落寂的背影。我最终被接受的定稿是这样一幅画面；太平洋前的防波堤上，坐着一个孤寂而模糊的背影，向着无限广阔的大海，他身边的石阶上，摆放了一个捏得变形的可口可乐空罐，罐里插有一株深得发暗的血色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