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俗话说；剃人头的，终究要被人剃他的头。小刁麻子惯常吆五喝六的，斗争这个，斗争那个。想不到自家也有倒霉的时候。事缘他本是个好吃懒做的混混，靠吹吹拍拍混到粮店经理，并不真正懂行。做事又不认真，把一批征调的军粮搞混了，拨去部队的是发了霉的陈米。大量的士兵吃坏了肚子，这还了得？部队派了人来调查，查实是他的责任。这可是犯了大忌，当时军队权高位重，身负南面抗美援越，北面抵御苏修的重担，派驻在地方上的军代表一言九鼎，说是太上皇也不为过。一个招呼，就把经理的职位给撤了，还按上个‘破坏军民关系的黑手’名号，交给群众批斗，监督。

看到小刁麻子被人反剪了双手，押在台上批斗时，她心里并没有多少恩仇快意。只是感叹这个世界无常，春风得意的人，一夕之间可以跌入万丈深渊，搬了石头打人的，可以砸了自己的脚，惯于鱼肉别人的人，可以斩断自己手指。人不可顺风船撑足，往往今日还颐指气使，明日就枷锁在身。只是太多的人看不透这个道理。

小刁麻子如所有没用的男人一样；在外面受了罪，回家就把一腔恶气出到老婆孩子身上。拍桌摔碗，欺大揍小，家里隔三差五鸡飞狗跳。暗底里他又极为迷信，怨怪阿大弄瞎了眼，破了相，给他带来了霉运。心中怨怒全出到这个十来岁的小孩身上，动辄拳脚侍候。常为一点小事，阿大被罚不准吃饭，关到后门外立壁角。

原来那么调皮跳达的一个男孩，被他父亲的大巴掌打呆掉了。人变得畏缩，胆怯，笨头笨脑。这样一来更坏事，常常惹得小刁麻子大发雷霆，挨打罚站变成家常便饭。

一天晚间，她下楼倒垃圾，在黑咕隆咚的楼梯上差点一跤绊倒，亮了灯一看，阿大独自缩在楼梯角落。她拍着心口道：吓死我了。阿大你一个人在这做啥？阿大没回答，抽抽凄凄地哭起来。她把他带回自己的房间，灯光下阿大的脸上青紫丛横。她叹了口气：唉，作孽。教育小孩，也不是这样个教育法。阿大却只管把眼睛在桌上溜。饭桌上剩饭剩菜还没收起来，用纱罩盖着。她问道：吃晚饭没？阿大摇头，低声说：连中饭也没吃，实在饿煞了。她倒了盆热水，让阿大洗脸。自己在煤油炉子上把剩饭剩菜热了。又煎了两个荷包蛋，招呼阿大吃饭。她坐在对面，看着这个相貌丑陋的孩子狼吞虎咽，心里一股莫名的母性油然而起。她曾幻想过多次；像这样在灯下看着自己的孩子吃饭，急急的砸吧着嘴，没有吃相的，但胃口好得不得了，什么都吃得香甜。面前这孩子不但瞎了一只眼，而且顽劣，肮脏，粗野，叫她吃了不少苦头。但他又只是个孩子，生在这个时代，父母又不管教，实在不能把账算在他头上。

想着心就软了，说：阿大，你要学乖些，不要去招惹你老子。看打成什么样了。阿大只管闷了头扒饭，也不知听进去没有。她又说：小人在长发头上，不吃饭是不行的。你老子罚你，你就到我屋里来，我烧给你吃。

最后这句话阿大听进去了，抹了抹嘴抬起头来，一只瞎眼依然浑浊，另一只好眼亮晶晶的。

从此阿大就三天两头到她家来吃饭，她总是尽其所有。家里如有新鲜的肉菜，当场烹煮了下饭。如果没有，也要翻箱倒柜找出两根香肠，切切片搁在饭上蒸熟。或者炒两只鸡蛋。实在拿不出小菜了，也要下碗面，一把葱花在油里爆香，给小赤佬来碗葱油拌面。彼时虽不是灾荒年头，但口粮是配给的，像她这样一个女人家，月供二十五斤，多一两也没有。鱼肉蛋油还是凭票供应，仅仅是聊胜于无。倒是有乡下人带了些鸡，蛋，或鱼虾等水产品，到镇上来偷偷地卖。价钱也不便宜，她常常跟乡下人讨价还价半天，肉痛地买下三四枚鸡蛋，两条小鲫鱼。回家来自己动手剖鱼，鱼头鱼肚肠喂了猫。鲫鱼先用油细细地煎好，再加葱姜酱油老酒焖得喷香酥软。小赤佬鼻头灵光，闻到香味会寻上门来，两条鱼不够他填牙缝的。她捧了饭碗坐在对面，只是用筷子挑两根葱，蘸了点鱼汁在嘴里抿抿。阿大的胃口极好，又带了吃冤家的心态，四尺童子一顿可吃掉她一天的食量。她只好从自己嘴里省下来，日常吃两顿粥，佐点豆腐素菜。以前家里招待脚夫吃的霉干菜红烧肉，也是好久不知其味了。

就是这样，也还是入不敷出。她开始衣物，以前的绸缎衣服，现在穿不出去，三钱不值俩钱卖掉一大堆。再是卖家具，先是上好的樟木箱一只只少下去。再卖五斗橱，大橱。最后她家里能换钱的只有一套红木八仙桌椅了，是爹爹的爹爹传下来的。老辰光的家具做得考究，桌面桌腿都是用整块红木雕出来的，沉重敦实。手工又精细，不用一根钉子，全部用榫头连接，这么多年下来还是严丝合缝，稳当牢固。桌面椅背上镶嵌了细洁光润的大理石，有着浅浅的花纹，像幅天然的山水画。

收旧货的只肯出三十块钱：这是最好的价钿了，现在人家屋里都住房紧张，啥人肯要这种老东西？又笨重又占地方。我是看在老主顾的份上，收回去也只是搁起来招灰尘而已。

她想想也是，啥人要这种不合时宜的笨重家什？但是心里还是不舍得。

收旧货的掇弄她道：我要是你，就去买张能折叠起来的饭桌，用时一拉开，不用时叠起来，又轻便又省地方。实惠多了。

她是从小用惯红木家什的，哪能看得上那种折叠桌的，轻飘飘像纸糊的一样。但是她缺钞票用，阿大的肚皮像只无底洞。还有她的猫，原来天天有鱼肚肠吃的，现在也许一个礼拜能吃上一顿。而其中有只年轻的母猫怀孕了。

她牙关一咬，从收旧货的手里接过五六张脏兮兮的钞票。罢，罢，肚皮要紧，除此都是身外之物。

小刁麻子夫妇对儿子常去后厢房吃喝开只眼，闭只眼。阶级斗争管阶级斗争，实惠总是好的。阿大在外面吃了，回家就省下了一顿嚼谷。再说，劳动人民吃资本家是应该活该的，小刁麻子虽然犯了错误，还是劳动人民，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她晓得人家当她是瘟生，吃了喝了也不会见她的好。她不稀罕，她在乎的是心里的那种满足感——一个女人喂养抚育幼小的生命而带来的母性满足，那是什么都难以比拟的。她一如既往地叫阿大来她房内吃饭。

一天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小刁麻子的老婆。倒是奇怪了，自从小刁麻子一家搬进来，两个女人还没怎么说过话，更别说上门了。不过小镇上民风敦厚，再不对眼也不能放在面子上，于是她招呼女人进屋坐坐。那女人进门后，开口叫她‘师母’，这称呼倒是把她纳闷住了，她算哪门子的师母？平日前后房两家人是见面也不打招呼的，小刁麻子得势时，在店里板了张脸，叫她‘喂’，连名字都省略的。今天上门横一声师母，竖一声师母是为了啥事体？

那女人七七八八讲了一串话，意思是你师母既然喜欢我家阿大，何不索性认个过房儿子，这样两家人家走动起来也有个名堂，邻居也不会讲闲话。

她倒是从来没往那儿想过，小刁麻子一直拿阶级斗争挂在嘴边的，劳动人民和资本家是不共戴天的。今天怎么啦——吃了几顿饭就可以攀亲眷了？

其实小刁麻子夫妇是细细地打过算盘的，后厢房女人虽然倒了架，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原来屋里厢开米店的，钞票肯定是有点的。文革抄了家，但也保不准还有金银财宝埋在什么地方。证明之一就是招待阿大的好菜好饭，凭她在米舖里做勤杂工的工资怎么负担得起？

小刁麻子家人口多，负担重。三个孩子正在发育期间，吃起饭来像煞三条狼，加上小刁麻子烟酒茶叶开销，月月家里总是寅吃卯粮。后厢房女人不是养不出来，心心念念想要个小人吗？那么阿大过房给她，省下吃用是一桩。先不说将来她跷了辫子可以继承家产，那间后厢房肯定跑不了。

话却讲得堂皇；阿大这个小人从小调皮，拆天拆地。说不听话不听，骂也骂得出油了，打也打得疲掉了，实在是没办法。他倒是跟你有缘分，就欢喜往你屋里厢跑。认了过房娘，你也帮着管教管教，我们也放心。

她却吃过小刁麻子的亏，留了个心，回绝道：不敢当。我自家没小人，不懂如何管教。阿大来玩玩，吃顿饭没问题。过房娘却不敢当。

小刁麻子夫妇盘算好的，利益当头，怎肯轻易放她过门？好说歹说，花好又桃好，说得她心动了。又叫阿大过来给她鞠了三个躬，叫她‘嬢嬢’，算是不正式地认了过房娘。小刁麻子空手套了白狼，又攀了亲眷，又不着痕迹，刀切豆腐两面光。

她心里五味杂陈；半世为人，两手空空。现在莫名其妙跑出来个‘独眼龙过房儿子’，那滋味就像一个热疖头正好生在背脊心上搔不着的地方。本来是为了自己一腔无着的母爱寻个落脚处，现在倒是被挑上马，不管也得管了。

可是阿大岂是好管的？世界上大部分的人，被压迫被虐待时一副苦怜相，但三天好面孔看过，骨头马上轻起来，真以为自己是王了，可以作威作福了。大到打了翻身仗的政党，小到三岁孩童，莫不如此。阿大在文革中没读什么书，现在学校虽然复课了，但学生的心野惯了，哪里读得进去？反正届时分配都是上山下乡一片红。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旧态复萌，整日价跟了镇上一批油头青年，在街头巷尾聚堆，抽烟，寻衅，斗殴，偷鸡摸狗。闯了不少祸，几进几出派出所，赵同志摇头说：这个小赤佬搞不好了，再这样子只有劳动改造去了。

小刁麻子养儿子的哲学是——不管，每人脚下一条路，他自己就是从小没爷娘管教长大的。闯祸也好，劳动改造也好，都是你自己的事。他才懒得费心了。现在帮你找了个过房娘，更没他的事了。

阿大现在差不多一日三顿都在后厢房吃，早上起来，趿了鞋蓬了头蹩到后面来，一声不响地把她准备下的一大碗面吃光，抹抹嘴巴站起身来出门去。中午像刮风似地回来，心急火燎地催吃饭。晚上要半夜才回，敲开门就问：嬢嬢，有什么吃的？快点。她只得披衣起来烧水煮面，等阿大吃完回隔壁去，她手脚冰凉，裹紧了被窝还是簌簌发抖，一晚上睡不安顿。

有时她也怨意顿生；她前世欠了小刁麻子一家什么债？摊到这样一个‘过房儿子’为他做牛做马？吃不好，睡不安顿？小刁麻子当年的那副凶神恶煞相她还没忘记，斗争会上那股辣手劲儿，真是要置她于死地而后快。还有抢房子时那股无赖嘴脸，她凭什么要一口饭一口粥地喂养他儿子？

但这股怨意维持不了多久，女人的母性是种不可理喻的情绪，自己会找理由来为最荒谬的行为做开脱。她可以看清小刁麻子在经济上占她便宜，把养育小人的责任扔给她。她尽心尽力，而将来阿大会不会承她情都是问题。但想到阿大挨了他父亲的毒打，再饿了肚皮坐在楼梯上等她，心就软了。母性中有一种自身被他人依赖，被需求的感觉，这种感觉使得付出变为顺理成章，而不管那依赖和需求是怎样地荒诞和不合理。

她还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人都是有良心的，她这样地含辛茹苦，从嘴巴边省下吃食来喂养阿大，他现在就算不懂，但他长大后会明白的，当他自己有了小人会体验到她的一番苦心的。她也不要他报恩，不要他奉养，只要他明白这个人世间还是有人真心对别人好的。

很快，阿大开始向她讨要钱财，起先是要一角贰角，说是在外面肚皮饿了要吃碗阳春面。想想阿大正在长发头上，男小囡活动大，容易饿，她就给了。可是当这种索需变得频繁起来，她就为难了。她要是不给，阿大就会放出很坏的态度来，摔桌打凳，骂骂咧咧，几天不给她好面色看，也不到她房里来吃饭。照例说，她应该趁这个机会冷淡些他，让小赤佬明白她并不是可以随心捏方捏圆的糯米团子，也让自己喘口气。但是不见阿大人影，她就会觉得若有失所，生怕费心费力建立起来的亲情就此付诸东流。赶紧翻箱倒柜找出些旧货，换了几角钱，在楼梯上截住阿大，硬是把两张毛票塞在他口袋里。听到小赤佬轻飘飘地叫声‘嬢嬢’，就心花怒放，一口长气透出，回家用开水泡碗冷饭，就了一块乳腐吃得无比香甜。

其实她大约是知道的；阿大和他那帮朋友都抽香烟，瘾头还很大，开始是两毛八分一包的飞马牌，后来就非三毛五一包的大前门不抽，偶尔会抽四毛九的牡丹牌。这在小镇上算得上是奢侈了，三毛五分钱可以在食堂吃两碗大肉面，可以在镇上饭店叫一大锅黄豆猪脚汤。就是正儿八经领工资的米舖职工，大都只抽一毛三分钱的大连珠。这些小赤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然，除了明要，就是暗偷。

一次阿大在她家吃饭，吃完照例马上滑脚。她在收拾碗筷时，发觉早上买米找回来的五斤粮票不见了。她明明记得压在茶杯底下的，怎么眼睛一眨就找不到了。她桌子底下，碗橱里都找遍了，连垃圾桶里也翻了两遍，还是不见踪影。当时粮票可是个要紧物事，每人定量多少就是多少，不像她爹爹开米舖买米可加一，多一两也没有。乡下人是没有粮票的，买把挂面也不行。家里有病人想吃口热汤面，就得用鸡蛋来换。或者，直接用钱买粮票。

她的定粮是二十五斤一月，本来就不怎么够，再加阿大常来吃白食，更是捉襟见肘了。开过米舖的她，把粮票看得很紧，一两二两的零碎粮票也仔细收起来，凑到个整数就买斤切面，盘好晒干了收在米箩里，晚上阿大喊饿时下碗面给他吃。现在一下子不见了整整五斤，她怎么不跳脚？

眼前浮起小刁麻子女人穿着她的呢子夹袄的情景，但下意识阻止她把阿大与粮票不见了联系起来。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阿大不会不明白——嬢嬢有吃的，阿大就也有一瓢。嬢嬢没粮票了，阿大就只好干瞪眼了。就是再巧的媳妇也不能为无米之炊啊。这个小人虽然调皮，但轻重还是分得清的。

但是事情越来越不对了，她几次发觉抽屉被翻动过了，她是有些黄金小饰件藏在隔层里的，像是老娘留给她的一枚赤金戒指，一对镶祖母绿金耳环。那个时候的人，一生经过太多的逃难和变迁，钞票常常贬值，总是觉得要有一点金器在身边防急，在再穷再苦的时候，她也没拿去变卖，而是尽可能妥善地藏了起来。这次虽然没丢失，但令她紧张。阿大在房内进进出出，她不可能每时每刻盯牢的。所以她把两件宝贝东藏西藏，裹在棉花胎里，或者用橡皮胶贴在碗橱的底层上。夜里躺在床上又觉得不妥，棉花胎铺在床上，人可以随手摸到。而橡皮胶日久之后也会松脱。可是一间房就这么点大，还能藏到哪里去？

其实她也想过；哪天眼睛一闭，脚一伸，这房里什么物事都是他阿大的，藏来藏去有什么意思？但话说回来，现在阿大拿了首饰去只会糟蹋掉。将来他懂事了，知道这是嬢嬢留给他的一点念心，会得珍惜了，那时再赠与他不迟。

文革出其不意地结束了，十年一梦。

去年阿大十七岁，初中毕业，别人分配都是去乡下务农，他却因为瞎了一只眼睛，得以照顾留在当地的镇办工厂。也算是因祸得福。阿大上班有了工资，除了中午在单位吃饭，晚上还是常来她房里吃夜饭。钱是一个也没有给她的。他都花在自己身上，吹了个飞机头，新买的的确凉衬衫，喇叭裤，新的回力球鞋，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副墨镜，墨洞洞的，遮着那只独眼。天天夜里和狐朋狗友在街头巷尾混世界，抽烟喧哗，骚扰来镇上的乡下人，对过路女小囡讲些挑逗的下流话，对居民的白眼报以辱骂，跟邻镇的青年斗殴。说话行事都轻狂得很，自以为是镇上的时髦人物了。

接着就出事了。

镇东的中学有个年轻的女教员，廿四五岁却长得小样，是工农兵大学生，大城市的人，不知怎的分配到镇上来教中学。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有个男朋友常在周末来看她。宿舍里人杂不便，两人就到水边走走，寻得清净地方，便不免做些恋人间的事情，搂搂抱抱，亲个嘴，摸下奶之类的小动作。情到浓处，再做得出格些，偶尔也是有的。

一晚不巧，两人正在小巷子里亲热，正当衣履凌乱，就要入港之际，不防被镇上这帮小青年堵住，咋咋唬唬地要送两人去派出所。两人苦苦求饶，这帮人本来是闲极无聊，荷尔蒙又旺盛，正苦无处发泄。看到女教员梨花带雨的样子，不禁动了色心。他们把男的打了一顿，五六个人把女的剥去衣物，着实猥亵了一阵。做下了恶事，留下满头是血的男子和衣不遮体的女人，遂作鸟兽散，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这帮小鬼也是昏了头，不想想独眼龙阿大，面孔上这么大一个特征，受害人怎么会忽略过去？派出所第二天就把阿大传唤去，一审问就问出一串大闸蟹，统统捉起来上了手铐，关在派出所后面防空洞改成的牢房里。

中国的罪名，可大可小。不但要看是什么人犯的，还要看是什么时候犯的。如果是在风头上，那是偷两根珍珠米都可被枪毙。镇上都在盛传阿大这次倒霉了，前一阵刚刚传达过要整顿社会风气，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徒刑。

她一个妇道人家，只会急得跳脚，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种时候还要看小刁麻子的办法了，他虽然是犯了错误，但做过共产党的干部，知道这种案子的关节在哪儿；公检法办案有种说法叫做‘抓背后长胡子的’，意思是教唆者。共产党不怕青少年犯罪，却最怕背后有教唆者。一旦抓住，判起来都是从重从严。小刁麻子知道犯人在拘押时都要写坦白书，写检查，深挖犯罪的思想根子。他借了探望的时机，跟阿大如此这般地叮咛：现在是性命交关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洗脱出来。

阿大的坦白书是这样写的：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城镇贫民的家庭，父母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苦人。是共产党把我们一家从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中救了出来，我们全家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父亲一直教导我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可是我家后厢房的资产阶级分子，千方百计地用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腐蚀我，通过小恩小惠，跟我灌输吃喝玩乐的人生哲学。由于我不注意政治学习，没有用高标准严要求对待自己，放松了警惕性，被后厢房的资产阶级分子一步步地拖下水。从一个有上进心的青少年变成追求享受，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她全然不知小刁麻子一家把她拿来作了挡箭牌，也不知这‘教唆犯’是个可杀头的罪名。好在文革已过，说是要正规办案，不像文革初期见了风就是雨。公安局办案的人根本不相信阿大的说辞，你们这批人本来就是派出所挂了号的，坏事做了不少。你们是临时见色起心，现在反过来说一个老太婆教唆你们去侮辱妇女？五个参与其事的都被判了刑，五年到十年不等。阿大是始作俑者——十年。宣判之后就吊销户口，送去安徽皖北的监狱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