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人民公社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困难世人皆知，想瞒骗也瞒骗不了，国家一无人才二无技术资金更别提了，这不是谁当政就能解决了的问题。，国家穷老蒋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挑起内战败走台湾时还把大量财物运到台湾。朝鲜一战老美输得不服气老羞成怒，鼓动西方制裁封锁。初生的新中国虚弱无比，中国已步入三岔路口前面无路可通无迹可循，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自立更生。如老邓所说摸着石头过河，老毛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己经过了几个较小的石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摸到人民公社这块瀑布边上的石头，瀑布之下万丈深渊，公社这塊石头湿滑无比，一不小心必死无疑。从新中国建立到公社成立这程时期，的确做了一些夷非所思的事，例如：深翻改土、小高炉炼钢，扯秧苗洗净再植、培植小球藻、烧头发、摌尿缸取肥、晒谷场上植秧苗等等。

关于人民公社当时情况别处我不知道，我只写我在老家所见到听到情况。公社初立时实行军队建制，以排为单位(生产队)，各排设有自己托儿所(我村自建村以来从没听过托儿所这个名词)，设有自己大锅饭饭堂。社员按劳动力强弱分工，身強力壮者每天十工分(每晚开会评工分)，如我这些矮小休弱者每天只能得五工分。口粮是按照所得工分分配，工分折合成現金购买口粮，所以当年出现工分少粮食少的超支户。任何时候都会有撑死胆大的锇死胆小的，口粮称回家后胆大的饭也好粥也罢吃饱为止，无粮就向队里借(预支)，队里又怕他不出勤只能“借”给他，有借无还年年超支，这类人就是超支户。我队就有一个超支户，口粮称回家天天食到饱，把口粮提前吃完，无粮肚饿就不开工在家睡觉，队里又离不开他不借也得借。

生产队(排)每天晨早有专人敲锣叫社员起床，社员按劳动力强弱分工，成份差的老弱妇孺安排捡粪积肥，牛屎、猪屎、狗屎、人屎全不放过，捡得多工分髙(经常出现抢屎)。成份好的五、六十岁老人安排进托儿所带婴孩，老弱男人多是放牛。积极分子的什么时候都有，人人争做积极分子，别人挑一百斤他挑百二斤，重活累活抢着于。大队每年两次开大会评五好社员，一经评上有奖状。我母亲也评过五好社员，选上副队长。说到开会当年产生队晚晚开会，总结一天下来的工作，评工分、分配隔天工作。开会其实就是扯东拉西闲聊，评工分、分配隔天工作能占多少时间，散会后社员赶着回家睡觉，干部就留下弄吃夜宵吃(我看那都一样)。

大锅饭开始时队里动员把粮食交出，初时有些人还不愿交把粮藏起来，不用自己动手走进食堂就能吃，天天任吃有魚有肉有青菜，这种前所未有好生活个人留粮有何用，吃过几天后这些人也自动交出藏粮。大锅饭吃了半个月之左(我老家)，我最记得食堂天天派人到公社粮仓取粮，有时一天要去好几次，公社粮仓无粮时县里会有粮车送来。虽然不准时开饭但天天都有。如果那天挑粮还没回来，出勤社员优先饭做好挑走(出勤社员不用回来吃午餐)，经常弄到学生最后进餐。我最记得有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那天挑粮的迟迟没回来，食堂做了一批糠餅应急挑走。剩下几个糠餅每个切成十二小块给学生每人一块。最困难时个个生产队都到公社挑粮，公社粮仓存也要等粮车到才有米，粮车一到只能每队分一点，所以一天要跑好几次才能解决当天伙食。后来就开始每人一砵蒸饭了，再下去就分粥了。

关于饿死人之事，杨继绳说饿死三千万而孙经先说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究竟听谁的？他们两人暂且不说，困难时期其它省县怎样我不知道。我来说说我老家当时情况。我老家在广东省惠阳县，老家是出了名的最贫困地方，耕地少土地贫瘠一年只有两造，红薯杂粮都很少(世代如此、不然也不会有大量男人外出谋生)。如果真像杨继绳所说我村一带肯定饿死不少人，而事实呢，就拿我村来说吧，我村一共三排几百户人，在最困难分粥期(58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据我所知我排死了一个(堂婶)，她也不是饿死的，是产生队锄红薯时边锄边生吃，因吃得太多不消化死的，那几年我村只有这一个。

最困难时期我在家，吃过树干(木瓜树)、吃过树头(硬饭头)、吃过海草(茜餅)、吃过糠饼、吃过泥虫(海壩虫)、等等，当年生活是困难，但也不至于饿死大量人。粮食是不够吃但天天都有，最困难就是分粥期。当年有几件事是真的，有些人患上脚肿病，这是过去没有的，还有野兽进村咬人、把小孩拖走，野兽咬人我村有一例，把小孩拖走是在两个邻村各一例。我说这些全是实话，我不是在为人民公社叫好。我早都说过，我不是党员又是一个偷渡佬，我为何要说假话？对我又有何利益？我64年才离开家，最困难那几年我在家度过，我亲身经历有一说一，我的亲戚朋友同学没听说有被饿死的，我家乡的确如此。有人就喜欢拿那些所谓文献说事，写所谓文献如果心术不正什么事情写出来都会变样。困难期饿死人我不否认，但杨继绳说饿死三千万打死我也不会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