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人的困惑》

上世纪初的淘金热和八九十年代的出国风，我和数以百万计的新移民一样，在异国他乡安家落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有了后代。这些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华裔常常被称为香蕉人，黄皮肤，西化了的白人思想。这种内外的非统一性使很多香蕉人迷茫，给他们的人生带来困惑和苦恼。

我两个儿子可以说就是这种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他们有香蕉人一样的烦恼和失落。不过，随着年龄的长大，最近他们的“白心”有慢慢向“红心”转变的趋势了，也许他们将来会变成黄皮红心的新品种香蕉人。

这些香蕉人是移民的产物，是华人从大民族变成少数民族突变的结果。这种民族属性的改变影响的不只是一代人，也许会影响香蕉人的后代。每一种环境的改变带来主体本身的蜕变是必然的，而每一种物种的蜕变都会伴随着去旧的割舍痛苦，和迎新的迷茫和困惑。

香蕉人的困惑很少有人关注。这些香蕉人中，很多继承了我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美德，从小成绩优秀，进了好学校，好大学，有一份令人羡慕的白领工资。在很多人眼里，也许他们这些香蕉人有中西方文化和语言的双重优势，在西方社会如鱼得水。事业上他们看起来确实如此，心灵上其实也许不然。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归属感，没有我们这些第一代移民的那种故土归属感。这种失落可能伴随他们一生，甚至困扰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他们生长在物资丰富的西方社会，他们衣食无忧，但这些香蕉人的精神世界是否一样丰富了呢？这些西方社会接受他们的程度如何？ 他们有归属感吗？他们和当地主流社会的年轻人区别在哪来？他们的祖国在哪里？他们的多元文化背景是他们的优势还是劣势？他们的困惑在哪来？

他们在这些西方社会，不管是上幼儿园，还是小学，中学，大学，都属于少数民族。这种少数民族的生长环境，造就了他们与主流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有些国家，包括澳洲，华人在不那么久以前还甚至受到歧视或种种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或多或少会给他们的成长打下一些自卑的烙印。

第一代香蕉人的父母往往为了生计，很少顾及他们心灵的成长。他们拼命地赚钱，把这些香蕉人送到最好的学校，希望他们融入主流社会。这些香蕉人，尽管他们有些人觉得自己很西化，说着地道的英语或当地语言，甚至染上黄头发，可是他们的主流社会还是认为他们是中国人，可这些香蕉人对中国的了解又不多，有的连中文都不会讲，和在国内土生土长的中国年轻人有着决然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观。

我有时候觉得这些香蕉人很可怜，我常常在想：这些没有归属感的香蕉人，他们虽然丰衣足食。可他们的心灵是否很空虚？是否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样呢？

我第一次接触香蕉人，是在八十年代末，我刚到新西兰读MBA的时候。为了生计，我一周四个晚上在一个华人的快餐馆打工，没有工资，他们给我提供免费住宿和上班时间的餐费。老板余先生和老板娘余太太是善良人士，他们是从香港来的移民，祖籍台山。他们的四孩子都是香蕉人，那时他们两个大女儿已经嫁了洋人，他们不同意也没有办法，她们私自结婚了。老伴娘跟我讲起就会流眼泪，她说她没有办法跟两个女婿和外孙交流。她的苦脑，我当时无法理解，只好安静地听她说了，她那时好像非常需要人说说话，说中文。那时候的老移民，觉得孩子嫁个鬼佬很丢人。

餐馆老板的小女儿米雪儿那时候上中学，有时候也会跟他们来餐馆。小米是我接触的第一个香蕉人。她只会一些简单的广东话，平时她跟父母交流也只限于简单的日常用语。因此她和我交流都是用英文。这样就给了我很好练习英文和了解香蕉人的机会。原来我们从小那么热爱的伟大祖国，也是他们父母的祖国，对他们这些香蕉人来说是那么陌生，他们了解到的中国是那么贫穷，那样封闭和潦倒。他们父母带他们回过大陆一次，那是七十年代末祖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她说，乡下的孩子非常高兴分到他们父母带回去的旧衣服，孩子们抢着喝可乐，路上灰尘滚滚，地上很多垃圾，街上很多车都频繁地按喇叭。。。。。听了我很心酸，可这些都是事实，是我们当时的国情。要不我怎么会背井离乡来到这天涯海角呢？

店铺的房产是余老板他们自己的，楼下一个快餐店和一个铺店，铺店后面有一个房间和厨房，卫浴。我就住在楼下那个房间。楼上四间房租给学生。他们和我是同一个大学的，都是本科生，年纪比我小。他们其中两个人是洋人，两个是香蕉人，姐弟雪丽（Shirley）和大卫（David）。因为和他们共用一个厨房，我跟他们混得也还算熟络。他们从来没有回过中国，父母是台山的第一代移民，租了农场种菜。父母平日忙碌于菜园，除了小时候，父母管他们的吃喝拉撒睡，平时很少跟他们有什么交流，上大学了就更少了。他们只会讲一些简单的台山话，对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只知道父母来自台山，至于台山在哪里，他们都说不清楚。

雪丽是个很勤奋的女孩子，除了读书，还打两份工。她个子不高，把头发染成了黄色。如果你只是听她说话，根本不会知道她是个中国人，英文是她的唯一熟悉的语言，也是她的母语。有一天傍晚，雪丽回来把单车放好，气呼呼地进厨房来跟我们说：“猜猜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她去面试一份工作，其中面试官问的第一句是：“你来新西兰有多久了？”她说这不是第一次人家这样问她。她跟我说她对中国一无所知，尽管她在这土生土长，可别人看她还是不像当地人。我清楚地记得，她当时摇着头，沮丧地跟我说：“我不属于任何地方（I don’t belong to anywhere! ）”。经过她带着近视眼镜，她眼里的失望和无奈，仍然流露无遗。这一幕深深地触动了我，快三十年了，我清楚地留在我脑海里。

同样一句话，“你来新西兰多久了？”，我不知道给人家问过多少次，有面试的时候，有闲聊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反感，觉得是很普通的一句破冰聊天而已。我想那是因为我有归属感，虽然我新来乍到，或我黄皮肤看起来不属于这里，但我有祖国，来自大中华。

在新西兰公共卫生部工作时，认识了我洋人同事蕾丝丽（Lesley）和他的先生咖文（Gavin）。咖文当时刚过六十岁，是第二代香蕉人，可以说除了广东话的“你好”和“多谢”，不会更多的中文。那时候在在坎特伯雷省公共卫生部工作的华人寥寥无几。我们和他们一家也因为我是中国人就来往得像亲戚似的，过年过节他们都会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和他们家人聚聚。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他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中文。他说，他年纪越大越想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了解自己祖先的故土。这不也是在寻找一种归属感么？

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我下定决心培养他们的归属感，我们伟大祖国的归属感。我们在家坚持跟他们讲中文；孩子会讲话就教他们唱中国国歌；能听懂故事的时候时候就给他们讲“粒粒皆辛苦”，“拔苗助长”等等中国故事；上学前让他们学会了中文拼音，希望先入为主，把中文基础拿下来。中小学也坚持教他们认读写中文字；告诉他们我们是龙的传人，带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华人社区活动，如打腰鼓，学习武术等等。总之，为了他们有归属感，为他们热爱我的故土，了解我的祖国，我费尽了心机。

上小学之前不敢带他们回去，因为好多朋友的孩子回去都病得厉害。在加上他们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也都来新西兰住过，我们就一直等到小儿子五岁上学后，在2000年底才带他们回去了。没想到，回去还是感冒发烧了，咳嗽不停。到北京和峨眉山景区那人山人海，人们排队插队的等等现象使他们特别反感。那时的祖国，最使他们受不了的是经常有人在街上随地吐痰，甩鼻涕，随手丢垃圾。我努力多年，用心良苦树立在他们心中的伟大祖国形象，就这样一下没有了。

后来我们一起搬到了澳洲，两个儿子小的时候勉强又跟我们回去了几次，长大后就不怎么愿意回去了。大儿子中学的时候，在有一次我跟他聊天时，我说，不管怎么样，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我们要热爱和包容她。大儿子回答我：“那是爸爸妈妈的祖国，不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是新西兰。”他们在新西兰出生，没错，那里是他的第一故乡，可他是中国人呀，百分百的中国人呀，他父母的祖国不就是他的祖国吗？我困惑了，困惑我两个儿子的祖国在哪来？他们真的归属新西兰吗？我也热爱新西兰，喜欢那里善良的百姓，清廉的政府，良好的社会制度和美丽的国土，可那只是我的第二故乡，并不是我的祖国。

我困惑，我担心我两个儿子长大找工作的时候，人家面试时，是不是也会问我儿子：“你来澳洲多久了？”那我儿子将会是怎么反应呢？会不会生气或难过呢？是否也有一种无名的失落感呢？

当大儿子大学毕业了，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跟他谈到这个问题，希望他多少有些心理准备。儿子坦然地笑笑，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说，“妈妈，这是二十一世纪，人们的思想不会像以前那样狭隘了。”希望如此，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随着通讯科技的发展，各国文化的互相渗透，人与人之间也增进了了解，希望世界也来也美好，我们的孩子也不用因为黄皮白心而困惑。

世界在进步，我们的孩子也在成长。最近我从大儿子那里知道；中国政府在环保上的投资力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了。他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会把百分之三点五的国民产值投资到环保上。大儿子其实比我还关心中国的变化，前两周回来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已经有一半的动物种类绝种了。他说，妈妈，你知道吗？就是说现在这些孩子，还有以后出生的孩子，再也没有机会认识那一半已经消失的动物种类了。可见， 我的香蕉人，也开始忧国忧民了，也许要变成红心香蕉了！

国内近年的变化很大。比如深圳，变得干净漂亮多了，人们的素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期望我的儿子们多回去走走，希望他们重新认识今天的中国。强大起来了的中国，一定会减少这些香蕉人成长中的困惑，工作和生活中的失落感，增强他们对中国认同和归属感。

写于黄金海岸2016.06.07，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我把大半天时间献给了这篇关于香蕉人的文章。修改于2017.0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