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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百度莆田系,我们还能炮轰谁

(2016-05-04 19:57:18) 下一个
百度。资料图
百度·资料图

  “无辜者”百度

  2016年五一假期,对于百度而言,是黑色的。

  在外人看来,这是活该,挣得了大钱,就要挨得起痛骂。这句话也适用于莆田系,以那样的方式,挣了那么多钱,在出事儿的时候,不痛骂他们,还能骂什么呢?想来想去,实在找不到还可以被骂的对象。

  但我本人还是没有加入到这种痛骂中来,因为总觉得这种骂隔靴挠痒。这就像,对于一个已被打死的老虎,你去对他本身踏上一只脚,意义并不那么大,但是由于我们不能对其他的东西踏上一只脚,我也非常理解和支持大家相对容易地参与到“千夫所指”的行列中去。

  在这个时候,还有人更深沉地拿出《道德情操论》。我觉得这也是自作多情。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如果法律不被当成废纸,这个国家就会美好很多,谈道德,那几乎是圣人的事情了。我还是觉得,道德用来自我约束就行了,用它去要求我们身处的外部世界,是太过清纯或故意装外宾。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引发刷屏的公共事件,大家发泄的对象或者大家能够发泄的对象,都有相似之处——老虎落马时候,我们骂他无耻;弯弯酒店遭遇袭击时,我们炮轰和颐酒店;常州毒地事件中,我们炮轰学校——我们的情绪似乎得到了宣泄。不能说这种宣泄没有意义,比如,它让魏则西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延续——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个孩子的遭遇,他的遭遇就是我们生存环境的一部分。

  但是,不可否认,在这种生存环境中,一场宣泄往往只是转移了另一场宣泄,就像一个矛盾转移了另一个矛盾而已。

  今天,我看到了一篇百度内网流传出来的文章,叫《砥砺风雨坚守使命》。文中提及,那家“资质齐全、公立三甲的医院曾被央视多次正面报道。我读出其中的潜台词是,“一个资质齐全的医院到我这儿来做推广,患者在这个医院遇到问题,追究到我头上,我是无辜的”。

  最后,百度说,“今天我们作为一家优秀的企业,需要去背负国家、行业本该履行的监管责任”。在这个时候强调自己是一家优秀的企业,显然不合时宜,但它说自己“背负国家本该履行的监管责任”,却透露了某个真相。它可能会让人去追问,百度所说的“国家”是谁?我觉得这个追问,会让百度既得罪“国家”又得罪公众。

  毕竟,国家是权威和公正的化身。比如,目前国家已经派调查组进驻了百度,相信国家一定会给公众一个说法。然后,这件事情,就会像许多事件那样过去。

  “革命者”莆田系

  然后,被骂的当然还有莆田系。在如今的舆论中,莆田系当然是十恶不赦的。

  一想到莆田系医院的恶,你是不是觉得百度不那么可恨了?

  大概14年前,南方周末曾经深度揭露过莆田系医院在山西行医的问题。那个充当“小白鼠”以患者的名义去医院“看病”的记者,是我的前同事。当时可能还是处男的他,果然在莆田系医院里被查出了性病。今天,他在朋友圈里说,莆田大夫给我看出可各种严重的毛病……十几年来一直是我心中的阴影。

  当时,南方周末用几个版报道了此事,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莆田系医院在看似人人喊打的环境中发展壮大了。当魏则西的不幸引爆舆论,我们才知道,有好几家上市公司涉及莆田系,甚至有的已经因此停牌。这种反面可以看出,莆田系医院早已经发展壮大到何种程度。

  那么,谁是它的保护伞呢?——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你是不是觉得,连莆田系医院也不那么可恨了?

  是的,莆田系医院并非最可恨的一环。莆田系医院是市场的力量,它看到医疗领域利润丰厚,想要进入这个市场。公立医院垄断这个市场,且有国家公信力为其资质背书。莆田系如果自己建医院塑造品牌,政策壁垒和财力、资源所限,都使得它难以介入到这个市场。于是,它采取外包公立医院科室的办法——实际是就是租用品牌的办法进入这个市场。

  就这样,想要从垄断市场分一杯羹的资本,成为垄断市场的一部分甚至比垄断者还要更饥渴地变现——就这样,作为“革命力量”的莆田系,最后比自己所要革命的对象,还要穷凶极恶。

  这个时候,大家开始罗列各地的莆田系医院了,以提醒大家去正规医院正规科室。好像,这样就可以避免医疗问题,好像这个时候就忘了正是因为正规医院正规科室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看病需求”,才给了莆田系“革命”的空间。

  至于正规医院正规科室如何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看病需求”,可以参看2016年春节前那个外地姑娘在北京广安门中医院声泪俱下的声讨。

  逝者魏则西

  是的,这场事件,宣泄转移宣泄也罢,矛盾转移矛盾也罢,它确实让魏则西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延续:他年轻的生命终结了,产生了巨大的舆论,这舆论让人们去记住了他,让一些人思考自己生存的环境,让人们焦虑自己如何避免成为下一个魏则西。

  癌症患者魏则西所处的绝境,在新京报的一段报道里有残酷的描述——

  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魏则西要依靠一粒相当于20mg吗啡的奥施康定,换来珍贵的“不怎么难受的时间”。他要吃一种药,在香港买是四万四千元一个月或者40天,他吃不起,但在印度买的话只要五千块,可是不允许入关。“难道我等死?”魏则西如此写道。

  我们必须理解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人绝望,必须理解一个“有便宜卖”药止疼却因政策原因而买不起的绝望,而对于医疗奇迹的渴望。我们应该理解很多病人为什么去搜索“偏方”和“相信中医”。我们也应该理解魏则西看到被央视数次正面报道的那家医院时重燃起的希望。

  本质上讲,魏则西是死于癌症,一种不治之症。他本来需要得到关怀,但展现出来的却是,他的父母在失去唯一的儿子之际还被“拿走”了20多万元。这似乎又是在重复这样一个现象——当你陷入不幸,会有另一个不幸在不远处等着你。即便死,也没能安静地死,没能有尊严地死,或者说,用死最后体验了一次人世间的荒诞。

  总之,魏则西走了。在浏览了这场悲剧的各个环节之后,在听到了各种愤怒之后,在体会到各种无力感之后,我听到有人感慨,还是要多生一个孩子——这个有点“跑题”的感慨,仿佛在说,活在一个又一个不确定性之中,活在一个又一个骗局之中,活在一款又一款杯具拦截之下,一个孩子,哪里“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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