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化偏至论》今译

一

中国已经是以自尊自大闻名天下了，善于诋毁它的人，或又称之为顽固，并将抱残守缺，直到灭亡。近代人士，稍稍听了一些新学上的言词，便也引以为愧了，态度翻然而变，话不合西方的道理不讲，事不合西方之法不为，攻击旧有事物，惟恐不力，称将革除以前的错误而图谋富强了。对此或可试论之：很久以前黄帝勘定蚩尤之乱而定居华夏，制定典章礼乐，文明从此开始。世代繁衍于此，逐步演变为兴盛之势，达到华美博大。在华夏周围涌动的，都是一些弱小不开化的蛮夷罢了，这些民族的所创所成，无一值得中国学习，所以文明教化高度发达的成就，都是出于自身而没有吸收别人。下及周秦时代，西方有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兴起，思想和文化艺术，灿烂可观，但因道路艰难，波涛险恶，阻塞了彼此的交往，未能择取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作为师资。等到元明时期，虽有一、二传教士，以传播教义及历法化学等在中国谋生，但他们所阐述的道理并没有流行起来。所以直到海禁被打开、白种人接踵而至之前，中国眼中的天下，只看见四方蛮夷效法上国。其中有彻底改变自己归顺中国的，也有心怀狡诈，欲乘机实现野心的；但说他们具有显著的文化成就，真的足以与中国不相上下，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屹立于中央而无从对比，就会更加自尊自大，珍爱自有的一切而傲视远方万物，虽说是由于人的情感而如此，但也非完全违背事理。但也因为没有对象可比较，以致长时间处于安逸状态，便开始衰落了，没有外部的压力，上升的势头就会停止，社会风气使人颓靡迟钝，突出的表现是见到外来好的文化不思效法学习。崭新的国家在西方纷纷兴起，用极不相同的方式、方法指向中国，稍一施动作，便木然僵倒，人心自感处境危机，而略具小聪明的浅薄之徒，于是竞相谈论武备军事。后又有在国外学习的人，近不知中国的情况，远不了解欧美的实际，用他们所捡拾到得微尘草芥，罗列在人前，称引进坚船利炮是国家的首务，又引用西方文明中的一些词句，作为文饰以掩盖谬误，拿印度、波兰的亡国相印证，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这种用比较力量大小做出的评价，与文明进步或野蛮落后有什么关系呢？远的如罗马帝国被东西哥特人灭亡，近的如中国被蒙古、满清占领，其文明程度的距离有多大，不必等聪明人来也能得出判断。然而决定胜负命运的规律，究竟又是怎样的呢？假如又说，以力取胜只有在古代才是对的，现在是机械当先，不以力取，所以胜负的结果，就是对文明与野蛮的判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如开发人的智力，启发人的精神，让他们知道搜罗武器，不过是为了抵御豺狼虎豹。而那些喋不休地赞美白种人的掠夺欲望，以为那就是顶级的世界文明的人又意欲何为？即使按照他们说的那样（网罗来坚船利炮），而举国之民依旧孱弱，交给他们巨大的武装，哪里能够胜任，仍然只有倒地僵死的结局而已。可叹呀！这些先生大概是靠军队为生的，所以根本不做根本的谋划，仅仅是以其所学在天下某一职业；虽有战盔深掩其面，像是威武不可侵犯，而求取利禄的神色，已经显露在外了！其次还有发展工商业与君主立宪成立国会的说法。前两种主张在中国青年中间一向受重视，他们纵然自己不能有所主张，但从事研究的也不可尽数。大约国家存在一天，就足以借图谋富强之路的名目，博得志士的美誉，即使有不幸，国家社稷成为废墟，但自己却广有资财，大可温饱；即使连国家也失去了，或人民像犹太亡民一样被虐杀，如果很善于隐藏，或者不至亲身承受；纵然大祸临头，总有幸免者，这个幸免者正好又是自己，于是还能温饱如故。如果真都是善于隐藏、心存侥幸这两种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其中比较好的，或许是真的痛感于频遭外侮，惶恐不可终日，自己既然荒疏浅陋，不得已就姑且拾起他人剩下的没用东西，准备纠集大众来抗御外侮。然而在行事上又是飞扬跋扈，善能折腾，遇见与自己见解有分歧或利益有冲突的一方兴起，必定借助大众的力量来欺凌这些与自己不一致的少数。借口民主，压制比暴君还要强烈。这就不单单是违背事理了，即便是为了图谋救国不惜牺牲个人，然而事先不去作考察、探究，考虑简单，茫然不知其所以然，总是顺服大众的盲目意志，这无异于对身患痼疾者，去掉药物治疗和保养之道不用，而去乞求不为人所知的神力，跪拜祈求于巫祝之门。比这些更差的大部分人，不过是借着空名，满足其私欲。不顾眼见的诸多事实，将对事务的处置权利、舆论的传播建设，全部交给一帮利禄之徒，或者是愚昧迟钝的富商，不然就是善于垄断权利的市侩，只因为他们各自擅长钻营掠夺，而名列其中，更何况还能掩饰自私自利的恶名，而博得为大众谋福利的美誉，捷径近在眼前，也就无所顾忌地竭力求取了。哎！古代统治人民的，不过只一个独裁者；按现在讲的道理，将顿时变为由千万出色的无赖统治，人民是不能忍受这种命运的安排的，这与振兴国家究竟有何帮助呢？但这帮人，当他们张扬其号召的时候，无不借近世文明为后盾，有反对其主张的人出来，就送给他们 “野蛮人”的称号，声称他们有辱国家危害社会，罪当该死。但不知他们所谓的“文明”，是按照已经确立好准则，慎重取舍后，选其美好而且可行之于中国的“文明”吗？他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服从多数的主义，或许是十九世纪末叶世界文明的一个侧面吧，但我并不认为他们这样是恰当的。

今天世界的所有成就，无一不是继承前一时代的遗产，文明必然是处在不断演变之中，又可能是和上一时代的大势潮流相抵抗的，所以文明也不可能不出现偏至。真要是为今天的中国做打算，就应当考察探求既往，预测把握将来，抨击物质而张扬精神，相信个人而排斥大众。人的精神既然能够发扬振奋，国家就会振兴起来。何必要去做抱枝拾叶的末节，空谈什么“金铁主义”与君主立宪成立国会呢？当势利的念头在心中疯狂膨胀时，就湮没了对是非的辨别，一切主张和措施，就都不相适宜了，更何况这些人志向与操行低下恶劣，借新文明的名，来极大地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呢？所以，现在所谓的识时务的才俊，考察其实际，就会发现多数人常常是瞎子，把红小豆当成黑珍珠来珍贵，少数人则是巨奸大盗，垂下微小的诱饵，就想钓到鲸鲵般的大鱼。假使不是这样，内心都正直无私没有丝毫缺点和过失，于是辛苦操劳，雄才得到施展，慢慢地事情做成了，心愿也满足了，终于使其得到了所谓的新文明，全盘纳入中国，但这种经过演变后的偏至文明，在它远方的发源地已经陈旧过时了，（我们却）顶礼奉迎，我们又为何必如此匆忙呢！为什么这样说呢？答曰：物质也好，民主也好，其演变道路走向了偏激。根据史实出现在西方是因为形势所迫：强行拿来用在中国就错了。如果追问真的错了吗？那么请沿着历史的轨迹直到它的本源——

二

世纪纪年的开始，起源于耶稣出世的传说，历经一百年为一期，如发生的重大事件，就被为本世纪所发生的事，这只是西方按照历来留下的旧例，借此作一时间上的区分，并无任何深奥的含义。实际上思想文化与政治兴亡的历史演变是连绵不断，深有根底的，像流水必有源头，草木必由须根，忽隐忽见，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一旦要抽引推求它的结构条理与主次先后，大都又盘根错节不可分离，如果单说某个世纪的文明的特色在什么地方，也只能是举其最明显之处来议论一下而已。考察史实，如古罗马帝国统一欧洲以后，才开始了整个欧洲共有的历史；再后来教皇通过宗教特权，控制整个欧洲，导致西欧各国受限衰败，情势上各国如同在一个社会，疆域上的分别，等于是一国之中的不同区域；更严重的是宗教束缚人心，思想自由几乎被灭绝，具有聪明才智的人，揭示阐发出新的理念，心怀新的见解，但被宗教法令所束缚，全都缄默不敢出声。但终究民心如波涛，受阻后反而更加浩大，于是开始想着挣脱宗教的束缚，英德两国，反抗的人最多，教皇教廷，成立怨恨集中的地方，因为教皇教廷设在意大利，就联合意大利人一起来对抗它。大部分民众，都把同情给了反抗者，凡是能阻滞宗教法令，抗拒教皇的，不论是非，一律给予赞扬附和。当时德国的马丁·路德站出来说，宗教的根本，在于信仰，宗教的组织和戒律，都是其华美的外表，竭力攻击、打倒旧有宗教。自创的新教，在于废弃宗教等级，废黜教皇、主教等称号，而由牧师取代，专门负责传宣神的意旨，置身于社会，与常人无异；在宗教祈祷仪式上，也简化了旧有的做法。新教所高度关注的在于精神信仰，至于牧师的地位，则没有比平常人特殊的地方。新教义一经传播，剧烈的动遍及整个欧洲，受其影响而发生变革的，就不仅仅是宗教了，还波及到其他各个方面，如国家的分裂与统一，战争的起因，此后欧洲发生的重大变革，多由此而来。另外，宗教束缚松弛，思想自由，社会无不出现新的起色，于是就有了哲学上的新发现，自然科学技术上的新发明。以此为开端，成就了许多新的事业如：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新航路开辟），改善了机械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了文学艺术和拓展贸易（文艺复兴和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如果不是去掉束缚释放了人心，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但世间的常态，是只有不断地变化运动而没有静止不前，宗教改革一旦完成，必然更进一步要求政治上的改革。追溯其由来，就可以看到，以前颠覆教权，全都借助于国王的世俗王权，宗教改革完成了，国王的权利也扩张了，以一己私欲治理万民，君权之下无人能加以抑制，国君日夜不息地努力着，只把开拓疆域地盘当成自己的任务，驱赶人民于水火之中，绝不动心：由此国家财力捉襟见肘，人力消耗殆尽。而物极必反，民意萌动，于是革命首先出现在英国，继而发生在美国，再次大面积爆发于法兰西，扫荡封建世袭特权，铲平封建等级地位，国家政治权力，由老百姓自己做主，平等自由的观念，社会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广为传播。自由民主的思想风行至今，于是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必须按其要求公之于众，而从风俗习惯、道德宗教、兴趣爱好以至说话、以及其他行为做派，全部准备去掉尊卑智愚高下的界限，统归于无差别。跟着大家说对你就是对的，一个人说不对就是错的，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治理天下而对少数意见不一致者实行专制，正是十九世纪政治大潮之一，并且蔓延至今而不见有结束的迹象。再举其他，便要属崇尚物质文明的进步了。在旧宗教盛行时，威力无比，学者纵有新的发现、见解，大多默不出声，其中有个别毅然决然地公布于众的学者，每每遭受牢狱之灾、引来杀身之祸。等到宗教势力衰落，思想获得自由，百科学术便勃发兴起，学术思想注重实际，于是产生实效，所以在十九世纪，物质文明发展取得的盛况，直可傲视此前两千余年的业绩。历数其显著的成就，就有棉、铁、煤炭之类，其产量比以前成倍增加，应用于多个方面，用于战争、制造、交通，其功效无不超越以往；用于蒸汽动力、火力发电，带动了整个工业革命，物质世界的状况顿时被改变，人民的生产生活也以此更加便利和实惠。长期享受物质文明带来的好处，对它的信仰就更加坚定，逐渐被奉为圭臬，被看成是一切客观存在的根本，并且以此来限制和概括全部的精神世界，（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是牢不可破了，只信奉物质文明为最高准则，只重视追求物质文明的进步，这又是十九世纪另一大潮，并且蔓延至今而不见有结束的迹象。世纪大潮虽如此，但是，当宗教神权庞大时，就借世俗君王之手加以颠覆，等到大权集中在君王一人之手时，就有借大众的力量来推翻专制君主。好像“大众民主”已经是终极的道理了，但“大众民主”果真足以达到明辨一切是非、正误的最终目标了吗？安逸超过了法度，就用宗教信仰加以矫正，等宗教滥用权威时，就用物质力量来攻击它。好像物质文明已经是最终的办法了，然而物质文明果真能体察品味尽人生的根本意义吗？平下心来想，以上二者一定都是不对的。然而历史发展的大势如此，就像前面说过的，新文明无一不是从原有的文明遗迹上演变而来，又因为要矫正前一时代的大潮而产生了偏至，遵循正确的标准加以比较衡量，这种偏至是很明显的，就像是缺臂、跛足一样。但它出现在欧洲，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如此，并且也不可能去掉这种偏至，就像如果去掉缺臂、跛足，就失去了缺臂、跛足者的品质一样，什么也留不下了。欧洲人不安心接受并珍重它又有什么办法呢？但它被与之不相干的中国人普遍地顶礼膜拜，又怎么会妥当呢？明智的人稍有留意，观察就会超过凡庸俗众，德行高尚才智卓越者，更是早就看出其弊端而心生愤慨与感叹，这就是十九世纪末叶社会思潮之所以发生变化的由来。德国人尼采，就假借扎拉图斯特拉之口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走的太远了，孑然一身失去了伴侣，回顾现今世界，是号称文明的国家，是五彩斑斓的社会。但这个社会，无明确的崇尚和信仰；大众对于知识，没有开创的秉性和气质。国家如此，哪能长期滞留下去？我只有被自己的国家流放了！还能有所希望的，也只有寄托于后人了”。这就是尼采的深刻思考与远见，看出了近世文明的虚伪与偏至，和对今人的失望，不得已而思念起了来世。 

然而，十九世纪末的思想之所以发生变化，它的源头在哪里？它的内容是什么？它对将来会产生哪些影响？从本质上说，它是因为矫正十九世纪文明（的偏至）而兴起的。近五十年来，人的思想智慧更加进步，便逐渐回头反思从前，找到了十九世纪文明的通病，考察了它的黑暗，于是新思想蓬勃兴起，聚合为大潮，用充满了反抗、破坏的精神，来建立重获新生的希望，对准旧有的文明，加以抨击和扫荡。整个欧洲人士，有人为之战栗和震惊，有人茫然若失，其力量之猛烈，已经深入了人心。但新思想的根基，是远在十九世纪初叶的哲学神思派（黑格尔为代表）；传到后世，受当时社会现实思潮的影响，不久发展建立起新的形式，起来对抗当时的现实，即所谓神思派中最新的一种。若说其影响，在辽远的将来，便很难臆测了，只知道此派的兴起，绝非突发而风靡人心，也不至于突灭而化为乌有，其根基极为坚固，含义很深。以此作为二十世纪文化开始的基石，虽说是打算的早了些，然而它作为将来新思想的先兆，也是新生活的先驱，这一点上根据诸多史实的揭示，是可以不需要用过多的语言来解释的了。虽然新神思派已经兴起，但旧神思派也没有僵死，正在遍布欧洲，在当地深入人心，与那里的人民同呼吸，神思派的充裕力量使其广泛流传，于是搅扰到远东地区，使得中国人，旧梦幻尚未清醒又进入的新梦幻，如决堤之水叫嚣而下，状态犹如狂醉一般。不难想到，中国刚刚树立起抛弃旧传统尊崇新思想的理念，而所得到的还并不是新的思想，就又陷入了偏至和虚伪，而且又超出常规，呈溃堤之势，如果大到难以收拾的地步，给国家造成的悲哀可就大了。现在写这篇文章，不是说已经穷尽了西方最新思想的全部，也不是要为将来的中国确立下准则，只是因为痛恨中国陷于偏至和虚伪太深了，加以抨击，如上述新神思派的用意一样。因此所要说的仅限于两个方面：即反对物质，重视个人。

三

“个人”一词，进入中国不到三四年，号称识时务的人，大多以谈论 “个人”为极大的耻辱，随意被其评定，视为与民贼一般。大约是来不及深知明察，而误以为是害人利己的意思了？考察“个人”的真实含义，完全不是这样的。然而十九世纪末的“重视个人”，却也十分奇异，尤其不能与以往的观念混在一起讨论。考察十九世纪末西方人的思想感情和理智，完全与从前大不一样，他们进入了自我的意识，趋向于坚定自己的内心，表现为倔强固执和自主，对以往被视为庸俗的行为也无所顾忌。如诗歌小说中所记载叙述的，总是以傲慢无礼的人作为主人公。这不是诗人作家单凭想象力构架而成的，是社会思潮，先引发征兆，后才又记载到书籍罢了。自从法国革命以来，平等自由，成为一切事情的首要，以后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是因此而普及。长时间沐浴在文化的氛围中，就会逐渐领悟到人类的尊严；既然认识到自我，顿时就会认识到个人的价值；加上以往保持的传统习惯倒塌了，对宗教的崇信动摇了，于是自觉的精神，进而迅速转变为极端的自我观念。并且社会民主的倾向，大张声势，凡个人，那就是社会的一分子，去高就低一律平等，成为主旨，使天下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空无高低之分。这作为理想确实是很好的了。但对于每个人不同特殊性，看成了没什么了不起的，既不加以分别，而且还准备消除它。再列举其黑暗，便在于这种做法的弊端沿袭下去，将使致力于纯粹文化的人，精神日趋浅薄，衰退之风顺时而下，连文化的细枝末节也会荡然无存。所谓的平等社会，大都是压制进步而保护落后，如果真的达到了完全平等的程度，那么整个社会的进步水平必定比以前是下降的。何况人群之中，明智睿哲的人并不多，粗俗横行，大到难以抵御，在这种风潮的侵蚀之下，社会整体会沉沦于凡庸。面对这种状况，除非是超越现实生活，不食人间烟火，或者愚钝无知，只知道随众的人，谁还能沉默不作声呢？物极必反，于是先觉者、善于斗争者就会站出来：

德国的斯蒂纳就以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率先出现在当时的世界。他说真的进步，就在自己的脚下。人必须发挥自己的本性，从而摆脱对一切外来的、非我的思想意识的拘泥和固执， “自我”是唯一的实在，是世界的本体。只有这个“自我”，才是自由的；主体既然有了，还到“自我”以外去寻求，这就发生矛盾了。自由需要有力量来争取，而这个力量就在个人身上，也就是金钱，也就是权利。因此假使遭遇到外来的力量干涉，无论是出于少数人，还是多数人，便都是专制。现代国家所谓全民意志，也是一种专制。全民意志表现为法律，我就会受到它的束缚，虽然说法律是全民意志的奴仆，但我同样也是奴仆。怎么才能摆脱在法律面前的奴仆地位呢？只有拒绝履行法律规定给我们的义务。法律义务被废绝，法律也就一同灭亡了。以上斯蒂纳所说的意思是但凡一个人，他的思想行为，必须以自我为主导中枢，也以自我为终极：即实现自我本性的绝对自由。到叔本华，更以高傲刚愎而闻名，言行奇特，世间少有；又看到愚昧盲目、浅陋悖理的大众，充塞在天地之间，便视之与最劣等动物等同，就更加强调自主、发扬自我和尊重天才了。到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更是愤发疾呼，称只有发扬人的个性，才是最高的道德，而视此外的任何事，都是无益的。

其后在文艺界出现了亨利·易卜生（挪威剧作家）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人才，自称是克尔凯郭尔的诠释者，他的著作，往往具有反社会民主的倾向，集中精力旁引博证，无论习惯道德信仰，一但有囿于狭隘而生偏至的，无不加以抵拒排斥。又目睹了当今社会人生，每每假托平等的名义，实际上是更加趋于恶浊，凡庸浅薄，日益加深，顽劣愚钝之人大行其道，虚伪和欺诈的势力得逞，而气度品性卓尔不群者，反穷困于民间，受辱于污浊困境，人性的尊严，人类的价值，将全部归于无有，而他常常为此慷慨激昂不能自已，如他的《国民公敌》一剧，在剧中有人因为捍卫坚持真理，不肯阿世媚俗，而不被大众容纳，诡诈之徒，于是就巍然独立成为愚众的领袖，以多欺寡，植党营私，于是双方的斗争开始了，剧情到此也戛然而止：当今社会的景象，逼真地再现在剧中。

至于尼采，更是个人主义的杰出人物，他说能给予希望的，只有德行高尚的天才；而对以愚众为本位的民主社会，如同对蛇蝎一般地厌恶。他的意思大致是说在政治上一味信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力量，就会毁于一旦，与其如此就不如牺牲放弃愚众，来期望一二天才的出现，天才一一出现，社会的进步也就开始萌发了，这就是尼采所谓的“超人说”——曾经震惊了欧洲的思想界。

由此看来，讴歌民主，将它奉若神明的思潮，也只能是追求光明理想的一个侧面，不可能涵盖其他的一切，从社会不断的颂扬里，反而让人看到了它的黑暗面，应当很快地知道民主思潮中不合理的一面。例如苏格拉底，希腊的民众杀死了他，例如基督耶稣，犹太的民众杀死了他，后世评论起来，谁不说是错的，但在当时却是遵从了众意的结果，假设保留现在的众意，将它记载在书籍中，以待后来哲人的评定，于是出现是非颠倒，或许正如今人看古人一般，也说不定。所以说多数人相互勾结，仁义的道路，是非的端底究竟，就被纷乱混淆了；凡事只用平庸的言论来解释，对其蕴含的深意漠不关心。平庸与深奥哪个更接近正确呢？因此，当布鲁多刺杀了凯撒大帝，昭告平民，他的言辞井然有序，不论是他的身份和他讲的大道理，洞如观火，看得都很清楚；然而平民大众受到的感动，还不如安东尼指着凯撒的血衣立誓为他复仇的几句话。于是布鲁多方才还被平民大众推崇为爱国的伟人，忽然间就被驱逐出境外。给他赞誉的是公众，驱逐他的也是公众，瞬息之间，变化反复，公众这种没有独立操守的特征就不需要再说了；即使只观察现象，已经足可以知道不是什么好消息了。因此，是非不可交由公众裁决，公众裁决的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政务也不可交由公众裁决，交由公众裁决就达不到治理的目的。只有超人出现，世界才会太平。如果不能这样，就需要有英才。可叹呀！那些坚持无政府主义的人，他们充满了颠覆，铲除阶级等级的思想，已经达到极限了。而建立学说、功业的诸位杰出人才，大都自命为导师。就是说一人教导而大众跟从，智愚的区别就在这里。与其抑制英才来迁就凡庸，何不放弃大众式的民主而寄希望于英才呢？所以服从多数的民主思想，是不符合正道的是错误的，而个性的尊严，则应当发扬光大，体察大众与个人二者之间的是非利害的，已经不需要用过多的语言和深刻的思考就可以明白了。虽如此，但还要依赖于勇猛无畏的人，独立自强，脱离世间污垢，排除舆论影响而不沉沦于世俗的局限才行。

四

反对物质主义的思想，与提倡个人主义一样，也是在抵抗社会庸俗化大潮中兴起的。对物质高度崇拜的倾向，本来是从现实需要开始的，浸润人心，经久不衰。因此到十九世纪，成为一种大潮流，根基极为坚固，并且影响到本世纪，只知道物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舍此将不能存在。而不明白纵使物质文明，是现实生活的基础，但崇拜奉行过度，就会发生趋于偏颇的倾向，除了物质以外的诸多方面，皆弃之不顾，考察其原因底细，必然是由于偏颇的恶因，从而失去了文明的本来宗旨，先是对文明宗旨的消耗，最终导致文明的灭亡，历代流传下来的文明经生，不到百年便消耗殆尽了。到十九世纪后叶，过度崇信物质的弊端恶果日益昭显，一切事物，无不物质化，精神日益缺损，文明要旨流于平庸，人只追逐客观的物质世界，而对主观的内在的精神，舍弃一旁没有一点省察。重视外在的客观，而放纵内在的主观，摘取文明中的物质成果，而遗失掉文明的神圣本质，芸芸众生，被物欲蒙蔽，社会衰弱憔悴，停止进步，于是一切虚伪狡诈的罪恶，无不乘机萌动，使精神之光，越来越趋于暗淡：十九世纪文明另一侧面的通病，大致如此。当时就有新神思派的信徒出现，他们或崇尚信奉主观，或张扬意志的力量，来匡正（物质主义泛滥的）流俗，疾如雷电，使天下同类，为之闻声动摇。即使是其他的社会批评人士，以至学者文人，虽然他们的主张平和，不敢与当世大潮相违背，而当他们看到崇信物质主义的种种极端表现，和扼杀了人的精神生活后，也因此而感到悲观失望而发出愤慨与叹息，由此也可知道主观主义与意志论的兴起，其功绩胜过滔滔洪水中出现的诺亚方舟。

主观主义的思想，其主旨有两个：一是只将主观作为准则，用来衡量一切事物；另一是将主观的心灵世界，比客观的物质世界更为崇高。前者是主观主义倾向的极端，影响力在十九世纪末叶特别显著，然而其思想趋势，与前述发扬自主、坚定内心的观点很不相同，这种思想只是以自有的主观世界为最高标准而已。因为这个原因，便在思想和行动上，全部脱离了外部的客观世界，只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独来独往，信心坚定在这里，满足也在这里，可以称之为通过渐进内省式的努力达到内心光明理想的一种思想成果吧。要说这种内省式思想兴起的原因，来自外部的，是大势所向，一切都按照平庸的客观习惯，行动不由自己做主，如同开动机械，有见识者不堪忍受，于是发生对抗；内在的原因，实际就是近世的人心，不断地进步自觉，知道了物质万能说，放荡了个人的情感和意志，使人的创新精神，归于枯竭，因此不得不用自我觉醒的方式来让人觉醒，希望挽狂澜于既倒。如尼采、易卜生等人，都根据其所信奉的思想，力抗流俗，显示了主观主义倾向的极致；而克尔凯郭尔便宣称真理准则，只在于主观，只有主观性，才是真理，以至凡是一切道德、行为，也可不问客观结果如何，而只凭主观上的好恶来判断。他的学说问世后，附和者日益增多，于是思想潮流被改变，致力于外在客观物质的思潮逐渐转向趋于内在的主观精神，深思冥想之风兴起，自省抒情之意复苏，撤去了现实物质主义与自然界的樊篱，进入本有的心灵世界；明白了精神上的表现才是人类生活的制高点，不发扬人的精神，对于人生来说是不相称的；而张大个人的人格，又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然而当时所要求的人格，又与此前大不相同。以前对人格所要到达到的理想，在于个人的知识与情操二者的相互协调，如以知识为主的一派，就表现在聪明睿智上，能将客观的大千世界转移在主观世界之中，这种思想，到黑格尔出现而达到极致，如浪漫与古典主义一派（即情操派），有沙弗斯伯利在卢梭之后，尚能容纳情感上的需求，但必须是情感与操守相统一相协调，才符合他主张的理想的人格。到希勒，就宣称必须是知性与感性，协调到圆满而无间隙，然后才能叫完人。但到十九世纪将结束时，理想又为之一变。明智睿哲的人，内在反省的程度很深，因此知道古人所设想的具备（知性与感性）协调能力的人，绝不会在当今出现；只有出众的意志力，是可寄予希望的，能在感性情意这一个方面上，用于现实世界，具有勇猛奋斗的人才，虽屡屡倒地而更坚强，终能实现他的理想：作为人格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了。所以叔本华所主张，就是内省于己，达到豁然贯通，因此他说意志力是世界的本体；而尼采所希望的，则是绝世出众的意志力，几乎接近与神灵的超人；易卜生笔下所描绘的，是以变革为生命，力量强大而喜欢斗争，即使违背万众而不惧的强者。

种种人生理想，大致如此，确实是人生从开始的一刻，就处于现实社会中，假使不如此，每到人生选择的时候，便放弃主见顺从大众，如沉溺于流水逝波，不知所向，文明真髓，顷刻荡然无存；只有刚毅果敢不屈不挠，虽遇到外在事物的阻挠而不动摇的人，才能作为社会的骨干。排除万难，勉力向前，人类的尊严，即依赖于此，所以说具有极端意志力的人是非常可贵的。虽然列举以上，但也只是一个方面。试着从其他方面考察，也可以看到十九世纪末叶人民的弱点，大约前一时期文明滋生出或沿袭成的弊端，污染了人的精神，民众大多纤弱颓靡，日益加深，逐渐才自我反省，为之忧虑，于是用尽心思来渴求意志力超群的人，希望成为将来可以依靠的国家柱石。这正如洪水横流，将要面临灭顶之灾，于是心神向往对岸，用全力来呼喊善于游泳的人一样，令人悲叹呀！

五

由此看来，欧洲十九世纪的文明，超越了前古时期，文明程度凌驾于东亚之上，这是不需要明察细访就可以看到的了。然而它既然是以改革为起点，以反抗为根本，就会偏于一个极端，这固然是情理大势造成的必然结果。但走到末路，其弊端也就自我暴露了。于是新神思派突起，专门从它的发端处给予反击，又以激烈的情感，勇猛的行动，掀起新思想的波涛对它加以涤荡，直到今天，新神思派思潮依然浩大。其将来的结果如何，尚不可以草率预测。但作为医治旧疾的药石，再获新生的桥梁渡口，它将长期地广布流传，不会骤然而止，仔细审查其本质，体察其精神，就有可能得到证实。一般来说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不断会走向深奥，而人心社会又是不安于固定的方式，大约二十世纪的文明，必然应当是深邃而庄严的，与十九世纪的文明有大不相同的主旨。新的生活兴起，虚伪消亡，精神生活，也将更会深人更强大吧？精神生活的光辉，也将更见兴起而发扬吧？顷刻间觉醒，走出客观梦幻的物质世界，而从事由主观世界主宰的自觉活动，将因此而更加开阔吧？精神生活强大了，人生的意义也就更加深远了，个人的尊严与主旨也更见明确，二十世纪的新精神，几乎可以以肯定将要建立在狂风怒涛之上，依赖人的意志力来开辟出一条生路。当今中国，内部实情已经暴露无遗，四邻竞相压迫，面对这种情势自然不能不有所改变。以柔弱的态度处世，忠实于原有的习惯，固然不能在当今世界争得生存机会。但如果匡救危局的方法，错误或不恰当，那么虽然是天天在改变旧规旧习，哭号不止，对内忧外患又有什么补救呢？这就是说作为明智睿哲的人，必须要洞察世界大势，对世界文明进行权衡比较，去其失当偏颇，取其精神真髓，用于国内，协调一致。对外既不落后于世界的思想潮流，对内又不失固有的中华血脉，汲取当今的先进思想，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另外建立起一种新思想。人生的意义，达到深远，那么国人就能自己觉悟，人的个性就能得到张扬，一盘散沙聚集的国家，因此就能转变成为由一个个自觉、自主的人组成的“人国”。“人国”一旦建立起来，就会雄猛不可阻挡，巍然屹立于世界，又何必计较于那些肤浅的道理和凡庸的事物呢？但现在翻然思变，已经很多年了，青年们的所接受的新思维方式，大都把罪恶归结在传统文化思想、典章制度上，甚至斥责文言为野蛮，鄙视其思想简陋，呈迅疾勃发之势，盛大到准备引进欧洲西方的东西来代替固有的文化传统，而对于刚才在前面讲的十九世纪末的思潮，漠然不肯留意。凡是他们的主张，指向物质文明 为最多，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也是可以的，但在考察其实际状况，就又会发现他们所学习的物质文明又是非常虚伪和片面的，没有可用的东西。虽说是还顾不上为将来考虑，仅仅是为了挽救今天面临的危局而打算，但其心术，已经乖谬得很严重了。况且凡是议论与做事，又都是借改革的大名，而暗地里满足其私欲呢？现在敢问号称志士的人们，如果以富有当成文明，那么犹太的亡民，本性善于理财，欧洲善于经营的商人，没有比得上的，但犹太人的遭遇又如何呢？如果把建铁路、开矿山当成文明，那么五十年来的非洲澳洲，无不大兴路矿，但这两地的土著文化的境地又如何呢？如果把民主当成是文明，那么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立宪很久了，但其国内的情况有如何呢？如果说只有物质才是文化的基础，那么陈列武器，囤积粮食，就足以称雄天下了吗？如果说多数就是正确的，那么把一个人和一群大猴子放在一起，这个人也必须住到树上取野果而食吗？这虽是妇孺，也一定知道是不对的。

然而欧美的强大，无一不是以物质文明在天下炫耀，但其根基却是在人，物质文明只是它外在末梢表现，其本质源头深而难测，其外表光华鲜明容易见到。因此要在天地之间求得生存，与世界各国进行争逐较量，首先要立人，人立住了一切都能开展起来，至于方法途径，就必须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张扬其精神。若不如此，不必等到下一代就会灭亡。中国在过去，本来就喜好物质而嫉恨天才，祖先留下的惠泽，一天天地消耗完了，等到蒙受外力的压迫，便柔弱不堪不能自保。而有点小聪明的浅薄之徒，又彰显自己的主张，（将个性、精神）扼杀于物质崇拜局，局限于服从多数的民主，人的个性被剥夺无遗。以往中国（“喜好物质而嫉恨天才”）的偏颇来自于自身，现在却又染上了世界交往中传来的新病，新旧两种疾患交替攻伐，中国于是就会加速沉沦下去。令人叹息呀，关注将来，要说的也就是些了！

一九〇七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