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何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杜牧

十年前，在母亲长眠的墓地里，祭奠她在天之灵。为她播放了一首她家乡的歌曲《康定情歌》和悼念牺牲的《月光女神》。当时，我在竭力回想，那天我在八宝山公墓付之一炬的国画画的到底是什么。

母亲于1926年出生于西康省雅安县（现在的四川省）的一个显赫家庭。她的父亲在清朝末年，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兽医，后来在帝国大学担任讲师，他是孙中山在日本建立的中国同盟会成员。回国后，曾经担任过黑龙江省副督办，兽医，大学教授和县参议员。与孙中山，新疆军阀盛世才，西康省和四川省的军阀，官僚和名流都曾有过密切交往。但是，在他的子女中，除了长女，我的母亲外，其他四名子女全部都在共产党一边。

我的母亲，张之英，她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15岁高中毕业时，放弃升学，到国民党雅安县党部当了一名打字员，并加入了国民党。战争结束后，进入四川华西大学文学系学习。

我的母亲，她是一位伟大的独立女性。她是如此美丽，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标致的柔弱女子。使人不敢相信她能够同时拥有勇气、坚毅和雍智这三种力量。她在生活极其艰难的日子里，独立带大了我们这些孩子（因为历史性的原因，在各个不同的时期， 父亲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劳动教养院里）。

我记得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正是1960年灾荒的那段时间，到了星期六下班以后，她常常要我照顾好弟弟，自己过夜。她将家里的衣服和值钱一点的东西打包，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暴风雪之夜，连夜出发，坐火车或者汽车，再步行几十里地到农村交换粮食、蔬菜和干菜。她多数时间是在周日的深夜赶回家来。她不顾自己的浮肿，将领回来的专门供应肝炎病人的豆子和水豆腐全给了孩子们。1962年，她怀着7个月的身孕，在黑龙江寒冷的冬夜，在劳动教养院门口蹲守20多天，拦截到劳改营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将已经解除劳动教养，仍留场就业当工人的父亲带回家来。1976年到1980年期间，她四处奔走，终于洗去父亲的不白之冤，带回来一张盖着五个国家中央机关鲜红大印的平反证书。

在我的少年时代，她循序渐进地精心为我选择了所有的阅读书籍，让理想主义和坚毅顽强的精神在我心中生根发芽。这些书大部分是外国小说，其中包括一套苏联作家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我的思想因此深受其影响并改变了我一生命运的方向。这本书，她曾应我的要求，不断地从图书馆中将它一遍又一遍地借回来。而她自己只看杰克•伦敦和张恨水的小说。她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通过大量阅读的强化训练，使我的阅读速度达到了创记录的每小时100页左右。在家庭生活极其困难，甚至在每学期开学时，要交纳3元钱学费都会拖延的情况下，她从小学开始，就为我订阅了《少年文艺》，《美术》和《知识就是力量》三种杂志，以培养我广泛的兴趣。在北方寒冷的冬天，她不准我们用热水洗脸。如果她到乡下去挖野菜，她会带上我，挖不到草根，植物和残存的粮食，不允许我喝水和吃东西。有一次，她的单位所办的农场分粮食，她让我扛一个小袋的粮食，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倒下时，她说，你必须自己将它扛回家去，我不会帮你，但是，我可以等你。 

我曾经认为我的母亲没有政治头脑，但后来，我终于认识到情况完全不是我以为的那样。她在15岁就加入了国民党，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丈夫又在监狱里。她却从来没有卷入任何政治斗争或者运动的漩涡中去，她本人从未因国民党员身份被触及过，无论是三反，五反，肃反，还是反右。她将自己层层包裹保护起来，终于带大了我们。在灾荒年，她不断地往劳改营邮寄食物，使我的父亲能够坚持活下来。这说明，她实际上非常有头脑，特别是有政治头脑。

大约10年前，她走完了她的人生道路。当我站在北京协和医院门口，目力所及，穿透一切，茫然地看着前方时，我的悲痛一览无遗。恰巧我的一位画家朋友经过，他问明情况后，要我跟他走，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拿出了一幅他画的国画，说是送给我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因此，当天我在八宝山公墓将这幅画和花圈一起付之一炬。我记得，这幅国画画的是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流，后面是树林和青山。 

 

愿死者安息，生者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