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黄逸梵的时候，大家总说，这是张爱玲的母亲。有个后来居上声名煊赫的女儿，也是烦难的吧（不过是幸福的烦难）。其实作为一名标准的女旅行家、不到位的女画家、颇有风采的女社交家，黄逸梵在民国时代轰轰烈烈的出走女性群体中，有其鹤立鸡群处，根本无需靠女儿出位。

以前看王家卫的《阿飞正传》，里面形容张国荣扮演的阿飞是无脚鸟，一辈子都只能在天上飞，现在记起，竟忽然觉得用无脚鸟形容黄逸梵也很合适——她仿佛天生有一种离心力，名字里的那个“逸”字，似乎让她有了一种活性气体般上升的气质，她是时刻想要冲破房顶的，她要飞到外面的世界去，她渴望新鲜与自由，她用一生验证了“生活在别处”这句话的真理性。

从最初的离家，到最终的客死，黄逸梵是游走在时代边缘的奇女子，她亦中亦西，又非中非西，她以敏识东方人情世故的心去交结西方，又以西方式的对自由的狂热来抵挡东方给予她的束缚——东方给了她一双小脚，西方给了她以小脚走天下的勇气。

民初时代自由而又混乱的空气里，黄逸梵扮着精致的妆容，穿着翩跹的服装，迈着轻倩的步伐，在地球的纬线上历历而过，她有一百多个名字，每一个都是全新的自我，最关键是，精彩也好，无奈也罢，她都认可这种生活，并坚信这是唯一能使她快乐的方式。

在新旧时代撞击的片刻，黄逸梵的出走，有种石破天惊的味道，名门之后叛逆起来，比寻常百姓家的孩子要来得亮烈。可能因为从小见多识广，黄逸梵眼界颇开阔，她没有遗少们身上那种依赖传统的惰性，加之父母早逝，无顶头上司的管束，她更是做得了自己的主。

“五四”的风有没有吹到黄逸梵身上，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吹到了，究竟吹到多少，我们也不敢确定，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她曾订购过改良版的《小说月报》、《文学季刊》、《西风》、和《良友画报》，并且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二马》看到笑出声来——新文艺与她想必是亲近的。她喜欢朝气蓬勃的东西，她是学校迷，在封建文化的沉积地带里，她需要呼吸新知识的空气。她爱钱，分家产分来一大批古董让她有足够的资本去寻找理想（这是她旅行的最重要支撑），但我想她应该更注重精神生活，钱很重要，可钱只是支持精神生活的后备军，高质量的精神生活，则永远是生命前端最耀眼的前驱者，她的这种金钱观，似乎也影响了张爱玲。

黄逸梵和张志沂的离婚，与其说是一对性格不合的夫妻的分手，不如说是两个迥异时代的分裂，他们之间不是没有爱，黄逸梵不是不曾被张志沂的真情感动过，那首朴质动人的七绝，也曾将大洋彼岸的黄逸梵召唤回家，离婚的时候，她还逼着他去戒烟医院戒掉了吗啡针，没有情还有义，她从不是把事做绝的人。可站在新文化的空气里看旧文化，那种无法磨合的冲撞，让黄逸梵无法忍受。张志沂也未尝没有痛苦，未尝不想挽留，可根深蒂固的思想背景的无交集，让黄逸梵和张志沂，仿佛两棵距离过远的树，因为最初的错过，而终究无法站在一处，更何况，她又是一味把他关在门外。

黄逸梵婚姻破裂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此过程中，女方始终掌握主动权。在五四之后的离婚案件里，多以外出读书的男子抛弃原配包办夫人为主。可黄逸梵的离婚，却全然反转，不是男人休了她，而是她休了男人，在这场婚变中，她自认为不是受害者（但最后她的感情生活也不如意），她还曾交代张爱玲不要怪你“二叔”（张家大房没女儿，张爱玲口头上算是寄养在大房名下，所以喊亲身父母为二叔二婶），她利落地走出家门，留一个悲戚的男人在身后，这个转身，不能不说是漂亮。

当然，这个转身，也可能是因为爱。假如我们姑且承认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中描述的部分情况属实，那么黄逸梵的离婚，大概与某个留学时代的同学有关。

1924年，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出国留学，黄逸梵就手搭上顺风车，以小姑监护人的身份，偕同前往。如此这般二婶三姑联袂留学的情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少之又少，称一句绝代双骄，不为过。在这里，我们看重的，是两个女性并排前驱的姿态——黄逸梵出走的同盟者，不是男性，而是女性，这就在鲁迅先生的“娜拉走后怎样”的猜测之外，又开了一种奇境，女性情谊，让人暖心，也容易造就精彩，电影《霹雳娇娃》中巨大卖点，是三个矫健玲珑的女性，而二十年代的法国街头，估计也有这样一对夺目的东方之花走过，生活就是戏剧，她们既是导演又是演员。

五四时代，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为中国送来了女性偶像娜拉，她那关上家门的一声巨响，激励了多少女性走出封建家庭的大门，寻找自由与幸福，但都是从家庭中走出来，中国的新女性需要面对的问题，却同西方的娜拉有不小差异，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革命的对象，是丈夫海尔茂，她拒绝做丈夫的玩偶，她要独立自主，她要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的女性，也就说她反对的对象，是男性。

而中国的广大女性呢，她们身处的环境，是封建文化晚期，她们大多数人反对的，是以父亲形象为代言人的封建家庭，就在这个反封建的过程中，子一辈的男性参与进来了，他们牵起新女性的手，一同打出幽灵塔，去找寻一种更自由更民主的空气。中国女性在寻找自由的过程中，民族问题（比如秋瑾离婚是为了闹革命）和代际问题，被凸显出来了，但同时，男人和女人的矛盾、两性之间的斗争，却无形中被掩盖或者忽略了，庐隐石评梅那一代女性，遭遇的正是这个问题，她们冲破万难，和新一辈的男学生男革命者结合在一起，可胜利以后呢，两性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不能不使她们迷惘。

所以鲁迅说，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对于女性出走的问题，鲁迅还以小说《伤逝》给出了自己心中的答案：在涓生的鼓励下，子君走出了原来的家庭，“我是自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可走出来之后呢，同样懦弱迷惘一个涓生，是否是可靠的精神和生活的导师？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涓生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更别提引导子君了。于是，子君回去了，死去了，革命失败了。

回过头来看黄逸梵，她则完全是一派西式风格，父母的缺席，让她在走出家庭之初，反对的就是她的丈夫：她不满他抽大烟、娶姨太太、不上进，她要寻找自己的生活，所以说，她一上来，做的就是两性斗争，虽然身处一个畸形社会，因为某种条件的成熟，黄逸梵才真正的一脉相承，她堪称易卜生笔下那个娜拉的中国版本，中国的娜拉走后，究竟会怎样，我们不妨在黄逸梵身上找找答案。

黄逸梵身上有种梦幻文艺气质。她或多或少有精神洁癖，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写道：她母亲这样新派，她不懂为什么不能说“碰”字，一定要说“遇见”某某人，不能说“碰见”。“快活”也不能说。为了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不知道有过多少麻烦。九莉心里想“快活林”为什么不叫“快乐林”？她不肯说“快乐”，因为不自然，只好永远说“高兴”。稍后看了《水浒传》，才知道“快活”是性的代名词。“干”字当然也忌。此外还有“坏”字，有时候也忌，这倒不光是二婶，三姑也忌讳，不能说“气坏了”，“吓坏了。”也是多年后才猜到大概与处女“坏了身体”有关。

黄逸梵始终给人一种少女般的印象，永远不老似的，在那张最经典的照片里，她梳着微卷的发式，笑容淡定，眼神深邃而有光，俨然一派女学生风情——学校里那种积极向上的多情空气，正对了她的胃口，再加上天生小脚的黄逸梵，没有在适学年龄进新式学校念过书，好奇心的驱使，更是不能不敦促她下定决心回炉再造（她们那个时代有中年妇女上小学的，可见好奇心求知欲有多大）。

她学油画，在外人看来，她是画家。1933年，徐悲鸿蒋碧微去欧洲举行画展，路过巴黎时，曾和黄逸梵同住一所房子，徐蒋住二楼，黄住四楼，蒋碧微称黄逸梵为画家黄女士，可见她学画坚持了很多年。可在国内外油画界里，我们到底没怎么听见过黄女士的名头，她爱学校的空气，可真学起画来，作为暂无物质忧患的名门之后，她似乎又少了一点狠劲。张爱玲知道自己去港大读书不易，就学期间，出去看个风景都觉得奢侈，考英文背得出整本《失乐园》，黄逸梵能做到吗？青楼出身的潘玉良知道留学艰难，刻苦劲头上来，蓬头垢面，恨不得牙不刷脸不洗，直钻到艺术世界里去求真经，黄逸梵能做到吗？明显懒散。国外的风光都还没看够呢，阿尔卑斯山滑雪，大脚的小姑子都滑不过小脚的嫂子，来日方长，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环境让她觉得很惬意，且玩乐一阵再说。

她学唱歌。当然也是半途而废。张爱玲曾这样写母亲唱歌：我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

她也去社交。长相美艳，又有见识，黄逸梵有资格在社交场面上施展手段。据说，当年在国内想逃婚，她就能想得起写信给某鸳鸯蝴蝶派文人（估计也是看鸳鸯蝴蝶派的杂志看多了），后来到海外，她理应有更大的空间去发挥。她和旅法画家们很熟，徐悲鸿去巴黎办画展期间，邀两个西方画家做客，作陪的人中，就有一个黄逸梵。她和胡适也是故交，多年以后，张爱玲去纽约见胡博士，凭的也是她母亲这层老关系。她在印度一度做过尼赫鲁的两个姐妹的社交秘书，成功打入海外上流社会，所谓社交秘书，乍听上去总有点像专门的公关人才。黄逸梵不简单，在人世风景里，她总能找到自己的栖居地。

当然还有恋爱。《小团圆》出来后，我们不能不再次深化对黄逸梵情爱世界的理解，虽然张爱玲是在写故事，可以张爱玲对黄逸梵的感情，在这故事里，她没必要抬高母亲，当然也没必要贬损。小说中，蕊秋（以黄逸梵为原型）的感情世界，总仿佛有一层暧昧的疑云，神秘的朦胧，除了似乎对留学初期那位“简伟”付出过深情（简伟是小说中的代名，他可能是蕊秋留学后第一次真正的恋爱对象，故而蕊秋投入很深），后面的恋爱，她从没斩钉截铁过。周旋，成了蕊秋恋爱的主要策略，当然，会这样估计也是因为受过伤。

九莉考大学前，蕊秋从法国回来，她嘴上谈着“我那菲力才漂亮呢”（菲力是个法科学生，九莉在她的速写簿上看见他线条英锐的侧影，戴眼镜），她总是用蓝色航空邮简写信。

九莉在香港年大学，蕊秋过境时去看她，中间夹杂了一个项八小姐和毕先生——毕先生原本中意蕊秋，蕊秋对他冷落，反让项八小姐钻了空子，就此和毕先生同了居，香港陷落后，九莉还曾拖他们打听回上海的船票（有人说，项八小姐和毕先生就是《倾城之恋》的原型，依稀是有个影子，可生活的经验终究是毛边的，艺术作品也没法和现实对号入座）。这时节的蕊秋，恋爱处在全盛期，在海边，她还能遇到个白截身子像马的出水年轻人。

离开香港，蕊秋去了新加坡。后来新加坡陷落，蕊秋坐着难民船去了印度，可她的恋人劳以德，却因战争死在了海滩上。此前她一直说要找个归宿，劳以德死后，估计她也放弃了这个想法。恋人的死，恐怕对蕊秋打击很大，这样的结局，很容易让人有宿命感，难道她注定要一个人走？

1948年前后，蕊秋回国，这时她已经不注重修饰，总是一件小花布连衫裙，一双长筒黑马靴，再不然就是一双白色短袜——马来亚都是这样——她在印度的一个麻风病院住了很久，她有个恋人是英国医生，大概这时候就在这麻风病院任职，在马来亚也许也是跟他一起。

蕊秋在饭桌上有突然提雷克，是张爱玲港大时期的一名医科老师，有点好色的，他总说她需要照顾，还给她塞了二百叨币。情感世界里，四面楚歌，她也许真的需要一点温暖的回忆。

《小团圆》里，楚娣一句“二婶不知道打过多少胎”，令所有人骇然。当然，我们宁愿相信张爱玲是在写小说，那么以上猜测便均可推翻，可这故事，到底有真实的影子啊，蕊秋与黄逸梵之间，最起码也是约等于。从蕊秋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想见，黄逸梵在两性纠缠中，确受过不少苦。在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张爱玲写娇蕊多年后在公交车上遇见振宝，张口一句经典：往前走，遇到的无非是男人——走出了家庭，对张志沂关闭了大门，黄逸梵的人生之门，也曾对别的人打开过，两性斗智斗勇的历练中，黄逸梵可能没输，但也算不上赢，命运之手的调拨，让人心生无奈。

后来，黄逸梵迁居英国，据说她领养过一个华侨的女儿。1957年8月，黄逸梵病重，此时，不知道有没有可心的人在她身边守候，她写信给张爱玲，希望见女儿最后一面，张爱玲却连去伦敦的机票都买不起，只能寄给母亲100美元。

年末，黄逸梵去世，按照赖雅日记记载，张爱玲听闻，大病一场，两个月后才有勇气整理母亲的留给她的一箱子大古董（可能还有一些家具和一些钱），当箱子被打开时，整个房子充满了悲伤的气息。赖雅觉得黄女士去世后，悲伤仍徘徊不已，尤其是她的照片，嘴唇那样富于生命力，仿佛还活着一般，赖雅说：“照片就像一部小说。”

黄逸梵走了，是客死，没有爱人陪在她身边，估计她怎么也想不到，多年后，那个同她一起闯出家庭留学欧洲的小姑子张茂渊，到底没有将独身主义进行到底，终在古稀之年后，结了婚。

当年是她同她一起，反抗家庭，潇洒地走到广大的天地里去，可终究怎么样呢？对女人来说，究竟什么才是自由？婚姻的围城固然束缚了女人的自由，可也有所谓“带着镣铐跳舞”，只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努力经营，两性之间是不是就真的找不到一个相对的平衡？黄逸梵选择恋爱而放弃结婚，实验结果如何，冷暖自知。

自由的代价往往是不稳定，不知道在人生暮年，黄逸梵会不会因为人在异乡漂泊而找不到安全感；午夜梦回，她会不会觉得有点冷；走在伦敦街头，看见一茬又一茬鲜灵水嫩的年轻恋人，她会不会想起当年自己身后，追求人数众多的盛景……到底都过去了，老了终归有苦，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违抗。

如果有人要问，黄逸梵走后到底怎样，我们只能说，她勉强和生活打了个平手，也算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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