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繁花似锦转头空，时光之河，往往在轻淹易没间，便能将繁华往事抹平，短短六十余载，很多人已经不复能记起吕碧城是何许人也。流行文化的大潮中，吕碧城似乎不像林徽因、萧红、张爱玲等才女们具有如此鲜明的符号意义(但吕碧城绝对是当仁不让的才女)，可当我们翻开历史的面纱，看见薄幕后头那张独特精致的脸孔——闪光的岁月尘屑，满布芳容，眼光起落之间，我们不能不为吕碧城精彩人生惊叹：在中国二十世纪头一二十年里，这位特立独行的奇女子，竟领衔主演了一出“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超绝景观。

晚清末年，女学初兴，先锋女性扎在男人堆里，格外扎眼。在这批女性里，如果说秋瑾，是把民族主义的信念贯彻到底的典型，那么吕碧城，则是把个人主义的性格魅力，张扬到极致的魁首。吕碧城1883年生于安徽旌德，父亲吕凤歧为光绪进士，家学渊源，自小，吕碧城就受到了较好的传统文化熏陶，12岁那年，父亲去世，由于吕家一门生四女，并无男子，族人便以其无后继承财产为名，巧取豪夺，霸占吕家财产，与吕碧城9岁时便议订婚约的汪氏，见吕家变故，也连忙退婚，这使吕碧城自感遭遇“奇耻大辱”，家庭破落，不得不随同母亲远走娘家。

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在母亲的授意下，吕碧城又从外公家，投奔到在塘沽做官的舅父家，度过了七八年寄人篱下的生活。生活境遇的急速转变，对年幼的吕碧城性格的养成，有着不小的作用。细腻、敏感、尖锐、脆弱、固执、叛逆，非正常的家庭生活，让吕碧城的性格如万花筒般绚丽。1904年，吕碧城想去天津城内探访女子学校，被舅父苛责，年轻气盛的她，一怒之下，毅然“逃登火车”，只身奔赴天津。

吕碧城“逃登火车”之时，易卜生的娜拉还未传至中国，中国的青年女性群体中，也尚未形成“出走”的热潮。可即便如此，吕碧城负气式的逃离家庭的轻倩背影，还是无形中暗合了清末精英男性理想中的、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形象。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看似无望的出走，却无形中打开了吕碧城的天地，那曙光微曦的地平在线，缓缓升起了生之骄阳。

在友人的介绍下，年仅二十岁的吕碧城，结识了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并以绝妙文采，得到英的赏识，成为该报第一位女编辑。吕碧城的人生路，就此宽阔起来。人生境遇环环相扣，所谓贵人，就是在你最迷惘时，带给你机遇的人，和报人英敛之一场相遇，让吕碧城的文采有了发挥的平台，在当时中国最新兴的媒体——报纸上，凸显自我的存在。吕碧城，作为一个从老旧乡村走出来的才女，有了进入以前只有男人能够涉足的公共社交领域的机会，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声音仿佛雏凤清鸣，音振千里，格外引人注目。

在《大公报》上，吕碧城连续发表多篇鼓吹女子解放的文章，震动京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李鸿章之子李经义等人都纷纷投诗迎合，推崇备至，一时间，京津文坛，形成众星捧月之局面，虽然其中不乏恶意轻佻之辈，但真心赞美者，应占大多数。忧心于国事的精英男性们，对于吕碧城的横空出世，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的成全，包含着精英男性救国救民的忧思——中国最弱的是女性，女性强大了，同我们男性合同起来，共同努力，中国怎能不振兴？吕碧城在当时的形象，用句时髦的话说，那是众男人心目中“有晚清特色”的新女性：有美貌，有知识，有体魄，有气格，她以女儿之身，大方地与男人们交游，唱和诗词，赏玩琴棋，自由出入男性的社交场所，谈笑风生，成为清末社会的一道奇景。

有了众多上层精英男性的支持，吕碧城的发展顺风顺水，一路绿灯大开。1904年9月，于文坛大展锋芒的吕碧城，在英总经理的帮助下，得到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支持，出任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吕碧城任监督，这一年，她不过23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下台，民国登场，气象万千。1912年，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在京登上民国总统宝座，吕碧城凭借与袁世凯的旧交，出任总统府机要秘书，后又担任参政一职。1915年，吕碧城因看不惯政坛丑恶，携母亲移居上海，从事贸易，正式进入商海打拼。

吕碧城此番离京经商，用现在的话说，等于是高干下海，通达的人际脉络，绝美的公关面孔，超强的经营智慧，天时地利人和，吕碧城可谓全副武装，短短几年，她就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从此衣食无忧。稳固的经济基础，让吕碧城在男权社会里，找到了自我生存的奇特一角。

这生存的奇特，类似于躲进小楼成一统，近似于大隐隐于市，但多少又有点关起门来做慈禧太后的味道。跳舞、喝咖啡、奇装异服，吕碧城在上海过的，是一种非常西化的生活，可另一方面，她又爱写词，深谙中国古典文化精髓，这样的日子，中西合璧，好不有趣。可独居生活，多少还是影响了吕碧城的性格，因爱无所释，她移情宠物——养一对芙蓉鸟、一条宠物狗，珍爱万分，某次狗被洋人汽车压伤，碧城便连忙请律师同肇事者交涉，送宠物进兽医院才罢休。

对于宠物饲养的热衷，从某些方面，确也反映了吕碧城感情世界的寂寞，虽有众人陪伴，可曲终人散，灯熄火灭，吕碧城怕是依旧能感到生之孤苦，一览众山小的高渺虽然给了吕碧城生活的依靠，虚荣心的满足，可内心深处，最细微敏感的心绪，却无处诉说，放浪形骸，也只是痛苦的一种排解管道罢了。

吕碧城这种放诞风流的生活，开海上摩登之风气，为世人所瞩目，一颦一笑都成为大众绝好的饭后谈资。1925年，平襟亚在其主编某报上刊载了《李红郊与犬》一文，吕碧城认为其故意影射，侮辱她人格，便要状告平襟亚。平君知道吕碧城的厉害，忙避居苏州，化名隐居，吕氏寻他不着，便登报追缉，声称谁捉得到平某人，便以所藏慈禧太后亲笔所绘花卉立幅为酬，轰动一时。从轰动一时的狗官司里，我们似乎也可以窥见，吕碧城性格里的放诞与乖戾。

时势造英雄，吕碧城是应运而生的。她以其超一流的个人综合条件，贴符了清末民初高等社会精英男性心目中，理想的“女国民”形象。出走、办报、写词、办学、经商、学佛，吕碧城身上，始终有一种独特的反叛气质，她尖锐、亮烈，然而也不乏妩媚，她不同于某些旧时代扭捏的淑女，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仿佛是从旧时代泥塘里长出来的莲花，吸收了旧时代沉积多年的养分，却一举冲破束缚，傲然出挺，娇艳盛放，坚定地承载新时代风露。

我们或许可以说，是精英男性心中那亡国灭种的焦灼，有心无意地，成全了吕碧城的辉煌。可反过来，吕碧城性格上的乖戾与反叛，又使得她在羽翼丰满之后，必然会在某些方面与男权社会产生抵抗。这种抵抗，源自本能，是出于两性间天生的隔阂。这种抵抗却很有意思，它仿佛是一条悖论，一个反讽：精英男性提倡女权，一手塑造了吕碧城这样理想的“女国民”，这塑造，原本的指向，是救国救民——男性提倡女权女学的目的，是在民族自强民族解放这个大背景铺展开的——可向来尖锐的两性矛盾（男性对女性这个社会第二性的压迫），无形中，却被忽略了。

身为女人，吕碧城在接受女权思想之初，所能使用的言说方式，依旧是男性提供的一套话语——在女权初萌的时代，并没有更多的资源供她利用，在《大公报》倡女学，吕碧城所提观点，大多还只是对精英男性观点的亦步亦趋：从世界竞争和个人权利角度，来阐发兴女学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民族的强大和女学的兴起，是因和果的关系——因为要同世界各国竞争，因为民族要独立自强，所以要兴女学，倡女权——女权的提倡，是被笼罩在大的民族解放的天幕下的，它多少有点先天不足。但随着人生历练的增加和女性体验深入，吕碧城逐渐开始了有了一种反抗的自觉，这种对于女性自我的关注和保护，在婚恋问题上尤显突出。

吕碧城早年遭遇退婚，出道之初，受的是当时天津《大公报》主办人英敛之的赏识，青春貌美、才华横溢的她虽自无意，可英敛之却对她颇有好感，可吕碧城后来索性同英敛之一刀两断，其中奥秘，恐怕也出不了情感二字。退婚的苦恼，加上一段不寻常的情感经历，很可能对吕碧城后来的情感走向造成了深远影响，对于婚姻和恋爱，她始终抱着小心翼翼的试探态度，而且一有阻碍，便立刻知难而退（当然，这种影响，也只能算是一个远因）。

吕碧城最终的失婚，大概首先还是应当归结于她自身条件太好，进而导致的曲高和寡：超一流的智力水平与生活档次，让吕碧城的择偶圈不断缩小；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吕碧城无人可配的结局，不能不说是其超强的女性意识造成的：不肯俯就，精神上要求太多，是吕碧城婚恋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可这恰恰也是吕碧城值得人敬佩的地方）。

文名卓著、资产丰厚的吕碧城，在婚姻问题上，对物质和权利，似乎都没有太多苛求，她所看重的，是精神上的琴瑟合鸣，心灵上的息息相通。在吕碧城所交往的高层精英男性圈层里，这样心灵伴侣当然会有，遗憾的是，虽然精英男性们都能做到“咸推吕碧城”，但大多数男性的婚恋态度，并没有随着女性的解放而进步：娶一两房姨太太，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依旧很常见。

吕碧城虽独身终老，可在早年，她并没有放弃走入婚姻的希望，她与诗人杨志云情投意合，“诗简往还，文字因缘，缔来已久”，可杨纳妾后，她只能是“悲从中来”，斩断情丝。吕碧城要求的身与心两部分的一对一，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太少。她就像是现代都市里呼风唤雨的女金领：事业上极大成功，才情样貌一个不缺，可论及婚嫁，她能看上的人，实在有限，偶尔有一两个入得了法眼，没准也是“使君有妇”。更何况，从男性自私的角度暗想，这样的女强人，谁敢娶，娶回家，有没有好日子过？男人们不能不为最后的自尊留点余地。男女平等虽叫了这许多年，可实际上，要让男女完全平等，似乎也比较困难，生理心理上的差异，拉开了男女的距离。就在这或多或少的距离里，男人总想要占据一点优势，至少是心理上的优势。

吕碧城与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寒云，虽相差七岁，却有姐弟恋爱的苗头，交往甚密。一部《晓珠词》，寒云公子激赏备至，二人同住北京之时，吕碧城经常去参加袁公子主持的北海诗酒之会，吕碧城去上海之后，两人依旧鸿雁传书，往来不断，后来袁公子定居天津，两人还有诗词酬答，可这段精神恋爱，终究还是没有结果，吕碧城自己也看得清，谈及此事，一笑而过：“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高干子弟显然不适合吕碧城，别说袁公子偎红依翠，身边选择太多，就算袁寒云是痴情种子，独独钟情于吕一人，但一入豪门深似海，袁家的规矩道理，也未必能容得下任性的吕碧城。

身为长辈的清末文化名流严复，很是关心吕碧城婚姻大事，不止一次地“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1909年6月13日，严复日记更是有“此儿不嫁，恐不寿也”的记载，可吕碧城却始终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婚恋态度，始终不肯轻易把自己交付出去。谈及自己的婚姻，吕碧城曾说：“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诸诗写得不错，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东不成、西不就，有失机缘。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于文学自娱了。”

男人们成全了吕碧城，吕碧城溯流而上，一跃龙门，成就自我，转身不忘还人世几阙惊鸿一瞥。可当这绝世美丽悄然生成，吕碧城却好像木偶点了眼睛，有了活气，她不可避免地，要遵循女人内心的指引，翩然离去——她要寻找自己的归宿——个人的进步超出了时代的发展，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前驱者的孤独与痛苦，只有前驱者独自承受——天涯之大，哪里有净土？

1918年，在事业上极度成功，在感情上却几度失意的吕碧城决定出国游历，赴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出国前夕，她与朋友告别时，她嘴里反复念叨的，是李清照的那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四年后，吕碧城学成归国，1926年，她再度只身出国，游历欧美，一去就是七年。行旅的新鲜，不知可否冲淡人生虚无？吕碧城的人生孤旅，所求的，无非是精神的安慰。可走遍海角天涯，到底何处才是心的皈依？躲开尘世纷扰，归隐青灯古佛旁，或许可以逃过劫数，心如止水，度此余生。

二战发生后，吕碧城自瑞士经美洲，回到香港。最初，她住在山光道自购的一座房子里，后来搬到香港东莲觉苑，一意礼佛。1943年1月24日，吕碧城在港去世，享年六十岁。临终之前，她作自挽诗：“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她遗命火化后，和面为丸，投放海中，与水族结缘。

纵观吕碧城一生精彩，有男性的成全，也有个人的努力，她踏着时代云彩，在云端漫步，可一不小心，却朝前迈出太多，把时代甩在了身后，自己却无可不免地被时代舍至边缘。吕碧城太生逢其时，在那个动荡纷杂的时代里，她出尽风头，抢尽先机，成就一世风流。吕碧城又太生不逢时，她仿佛是误食了仙丹的嫦娥，虽身轻体灵，貌美如花，却只能守着明月度日，一生苦寂，谁人知晓。她心中那抹淡淡的春痕，也只能到梦里去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