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长青

我们可以来设想一种状态：让几位民运的精英们到大陆来住上一段时间，或者为了更好的体验，入住农村吧。我们真不敢相信他们能以自己现有的思想在大陆生活多久，因为他们很快会发现，他们在海外的一整套知识与大陆，尤其是基层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如此格格不入。乡下人知道钞票，海外民主精英们知道的却是选票，讲到民主自由的东西，基层的百姓就没什么兴趣，因为说到底，无论什么选票，到最后还是演变为钞票，人们我在自己手里感觉才真是、才踏实。我们海外民运分子整天在外面讲的自由、民主的学说在这里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因为老百姓不感兴趣，他们看透了选票背后的东西。这就是当前民运人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这种呐喊与日常生活的巨大断裂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一个在云端，一个在地上，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是令人感到沮丧的。

民运分子高估自己重要性，不愿学习和改变

但现如今，大多数的民运分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许多抱有强烈精英主义的人士，如曹长青看来，群众实在是愚蠢不堪，所以才导致他们对高端的知识毫无兴趣，于是这种责任不能怪罪到他们的头上，责任在于这些刁民。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是海外很流行的想法。基于这种想法，很快产生了一种十足的精英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刁民愚不可及，因此需要精英们去启蒙，好让他们从蒙昧之中走出来，但是当民运人士们再次发起活动、撰写文章去启蒙人们的时候，发现人们实在孺子不可教也，于是他们只能一次次抱怨，许多民运人士成了怨妇。他们总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重要性，一旦发现这个世界没有按照他们想象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他们就显得过于焦虑、愤怒，甚至把这些所谓的愤怒发泄在自己人身上，相互攻讦、辱骂。在我看来，我们确实需要深刻的意识到，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认为好的东西，好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人人都会认为好，我们也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民运人士应该多多的走出圈子，走进国内，多去观察一下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多和那些根本对知识不感兴趣的基层民众多聊聊，也许倒能多少意识到，其实我们自己真没那么重要，于是倒会很快获得一种我们急缺的谦卑的美德，这对于一个笔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民运人需要更多思考的是，为何他们就是不能接受我们的观点，如果依然归之为刁民愚蠢，我认为我们永不会再取得进步，大致说来，民众不接受你的观点多数在于你的那些想法脱离了他们的实际生活，老百姓更加关注的是吃穿住行，现如今，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农民工们生活困难，三十岁左右的人没个住房，生活没着落。是这些实实际际的困难才是民众们关心的焦点。你说说你的民主自由理论到底如何与这些民众的生活产生一点实际的联系呢？你要是多多关注一下他们的经济困难，你的理论很快就能推销出去。你不是整天说民主吗？民主精神在哪里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找几个农民工谈谈话，让他们各抒己见，把自己的想法、生活困难说出来，然后你再把这个东西写成文章，发出来让大家知道，或者向相关的政府部门去反应。这个就是最实在的民主啊，表现在农民工也可以有表达权了，而且有人尊敬他们的表达权了，而你把意见送往政府部门，这就是在争取权利，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你写篇文章、发起个运动，这些东西都是很虚的，无法落地的。常常有这样的例子，政府部门面对民运人士的所谓倡议，准备大张旗鼓实施改进的时候，往往无处实施，太假大空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不想举更多。

深挖民运分子不接地气的原因

民运的这种不接地气，是近代社会以来才发生的事情。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我们大部分的知识就来源于西方。作为后发国家，基本上要重新置换大脑。我们古代的知识像是树苗从土里自然而然那样生长起来的，在英国，知识也是自然生长的，但现如今，中国的自然生长状态被打乱，我们开始进入“盆景”时代。也就是我们暗地里有一个欧美模型，然后我们照着那个模型来裁剪我们的枝叶，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生长状态。过去我们的根系是扎根在民众日常生活的土壤之中的，而今天我们的根系脚朝天，伸到了西方去了。这就使得民运分子脑体倒悬。失去了和本国民众生活土壤的有机联系。民运分子知识和思想的不接地气也就出来了。近代社会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会面临这种困境。法国通过大革命和自己的过去发生了严重断裂，导致出现了很多托克维尔讽刺的文人知识分子，毫无实际事物的经验。在德国这种断裂感变得更加巨大，德国的哲学教授逐渐演变成彻底的学院思辨生活，与日常生活彻底断裂，马克思讥讽德国的哲学与德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格格不入，脑袋跑到英美的资本主义世界，而脚下还在站在封建时代，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唯心主义。俄国的断裂来得极为爆裂，布尔什维克基本要彻底斩断与俄国过去的任何联系，而且从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自己的过去。在印度最近一些知识分子也深刻意识到欧洲知识在印度的悬浮状态，于是一些后殖民主义者提出要让欧美在印度本地化。如果我们更加清晰的理解后发国家的困境，那我们对民运分子的不接地气状态也就能抱以同情的理解，而不会过于的指责知识精英。但理解不表示民运分子的过分精英主义就是理所当然。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今天的知识精英带来一些启发。

近代革命共产党的兴起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启发，当然必有很多知识分子是不愿意听此话的，因为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借鉴呢？五四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让知识分子很快从民众之中游离了出来，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让五四知识分子孤立无援。早期的共产党知识分子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的路线是走精英主义路线，脱离群众，几经挫折之后，毛泽东找到了群众路线的法宝，群众路线就是为了克服知识精英的不接地气状态，让知识精英能与群众形成有机的联系。从此中国革命才走上了正道。

今天民运分子浮于整个社会的表面，而无法取得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于政治，不知政治实际之运作，于经济，不知经济之现状，于基层，不知百姓之生活，甚至有种极为激进的要自绝于政治、经济之外的状态，但又时时被政治和经济束缚。在我看来，民运分子必须广泛基层政治、社会、经济的建设，才能理解各种实际事务，才能从实际事物的经验之中获取学问的现实支撑点。才能改变不接地气的状态。不参与实际事物的民运分子根本无法获得对社会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