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七年即公元812年秋七月十九（乙亥），唐宪宗李纯立遂王李恒为太子。八月十二（戊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不久前临清镇将田兴接管留后事务。

冬十月初十（乙未），魏博监军将那里发生的事奏闻朝廷，唐宪宗急忙召宰相们前来商议，并跟李绛说：“爱卿对魏博事态发展的估计简直就像府契那般吻合。”李吉甫请求派中使前去宣慰，同时观察事态的变化，李绛说：“不行。如今田兴进奉魏博的土地和兵众，坐着等待朝廷的诏命，陛下如不利用这一时机推心置腹地安抚接纳，用巨大恩典加以笼络，反而要等到敕使到了那里，再带回将士们的表疏为他请求旌节后才任命他，那等于是恩命出于下方，并非来自主上。这样只会是将士为重，朝廷为轻，那么他感戴朝廷的心情就和今天马上任命他不可同日而语了。机会一失，将悔之莫及！”李吉甫平时和枢密使梁守谦关系密切，梁守谦也为他劝唐宪宗说：“根据惯例，都是先派中使前去宣旨慰劳。如今单独对魏博不这么做，恐怕道理更加不通。”唐宪宗最终还是派中使张忠顺到魏博去宣慰，并想等到他回来汇报后再商议最后的决定。

十月十八（癸卯），李绛再次上言说：“朝廷的恩威得失，在此一举。这么难得的时机陛下为何要放弃！利害得失非常明朗，还希望圣心千万不要再犹疑。估计张忠顺这时刚过了陕州，如果陛下明日一早就用白麻诏书任命田兴为节度使，还来得及。”唐宪宗想暂时先任命他为留后，李绛说：“田兴如此恭顺，除非陛下给他超次的皇恩，否则无法让他异常感激朝廷。”唐宪宗终于答应了。次日，他当即任命魏博都知兵马使、兼御史中丞、沂国公田兴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出任魏博节度使。张忠顺还没离开，制命就已经到了魏州。田兴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对朝廷感恩戴德，将士也无不欢欣鼓舞。

十月二十五（庚戌），唐宪宗将皇子李宽更名为李恽，李察为李悰（《旧唐书》作李忭），李寰为李忻，李寮为李悟，李审为李恪。同时，朝廷将死罪以下囚犯降罪，并赐给文武官员“子为父后”的勋两转，并任命郑滑节度使袁滋为户部尚书。

李绛又上言说：“魏博已经五十多年不沾皇化，一旦带着六州的地盘前来归附，等于是挖了河朔的腹心，倾覆了叛乱的巢穴。要没有超过他们期望的重赏，将无以慰籍士卒的心情，也无以鼓动四邻的钦慕。臣请求从内库拿出一百五十万缗钱赐给他们。”唐宪宗身边的宦官们都觉得太多，说：“给的这么多，今后有类似的事，到时将怎么给？”唐宪宗将这话状告李绛，李绛说：“田兴不贪图占有魏博得到的财利，不顾四邻对他的忌恨带来的隐患，坚定地归命圣朝，陛下为何因为舍不得些小费用而忘了大计，不趁此机会收回一道的人心！钱用完了还会再来，机会一失去就无法追回。假使国家征发十五万兵马去夺取六州，一年多后就算攻克了，这费用岂止一百五十万缗！”唐宪宗高兴地说：“朕之所以日子过得这么简约，一心蓄积货财，正是为了平定四方。不然，徒然地收藏在府库做什么！”

十一月初六（辛酉，《旧唐书》作四天后即乙丑），唐宪宗又派知制诰裴度前往魏博宣慰，并赐给魏博将士一百五十万缗钱（《旧唐书》说从河阴院诸道合进的内库物品中提取），让那里的六州百姓免税一年，并赐给老人和孤独以及残废和病人一定的谷粟布帛。军士们得到赏赐，欢声雷动。当时在场的成德和兖郓派来的使者们见了后，无不互相对望，大惊失色。他们叹道：“跟朝廷硬来的果真会有什么好处吗！”裴度为田兴陈述了君臣上下的大义，田兴听了整个晚上，一点不觉得困倦，接待裴度的礼仪极为丰厚。他还请裴度到他管辖的各个州县巡视，宣布朝命。他还上奏请求朝廷任命节度副使，唐宪宗于是下诏让户部郎中河东人胡证出任。田兴又上奏，说他的官府空缺九十名官员，请有司部门为他注拟，并实行朝廷的法令，向长安缴纳税赋。田承嗣入主魏博以来修建了很多极为奢侈的楼室，田兴都避而不居。

郓、蔡、恒诸道派遣说客前来百方离间劝说，田兴终究都不肯听从。郓州的李师道派人跟宣武节度使韩弘说：“我家世代和田氏相约，互相保护救援。如今田兴并非田氏家族，又首次改变两河的惯例（即节度使世袭）。这也是韩公最厌恶的事情！我想要和成德合军讨伐他们！”想听听他的口声。但韩弘说："我不知道你们的利害关系，只知道奉诏行事而已。如果你的兵马北渡黄河，我则带兵东取曹州！”李师道怕了，因此不敢乱动。

十一月十六（辛未），退休致仕的太保杜佑病故。杜佑字君卿，是京兆万年人。他曾祖父杜行敏曾任荆、益二州都督府长史、南阳郡公；祖父杜悫曾任右司员外郎兼详正学士；父亲杜希望历任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死后追赠右仆射。杜佑靠门荫入仕，补任济南郡参军和剡县丞。当时润州刺史韦元甫曾得到杜希望的恩惠。杜佑谒见他时，韦元甫对他不了解，只是以故人的儿子待他。有一天，韦元甫在视事时，有个疑难案件不能解决。杜佑当时在旁，韦元甫试着问了杜佑；杜佑响亮地应答，全得到案件的要领。韦元甫十分惊奇，因此奏请他为司法参军。韦元甫任浙西观察使和淮南节度使时，都聘用他为从事，对他非常信任。杜佑经累迁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入朝成为工部郎中，不久又出任江西青苗使，转抚州刺史。他后来改任御史中丞兼容管经略使。杨炎入相后征他入朝，任命他为工部、金部二郎中，并出任水陆转运使，后改任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当时正兴起战事，朝廷将运输的任务全交给杜佑。后来他升迁户部侍郎兼判度支，但被卢杞嫉恶，被支出担任苏州刺史。杜佑母亲还在，而苏州刺史因丁忧离职，所以卢杞授给他这位置。杜佑没有赴任，很快就换成饶州刺史。没多久，他兼御史大夫出任岭南节度使。当时唐德宗还在兴元（即汉中）。朝廷办事的先例，当时执政大臣往往遗漏。以前岭南节度使总是兼任五管经略使，只有杜佑没有兼任。所以五管不归岭南节度使管辖只是从杜佑那时才开始的。

贞元三年（787），朝廷内征他为尚书左丞，不久他又出任陕州观察使，接着升迁检校礼部尚书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出任淮南节度使。母亲去世后他丁忧离职，唐德宗下特诏起复他。他经累转成为刑部尚书和检校右仆射。贞元十六年，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病故，他儿子张愔被三军拥立。唐德宗下诏任命杜佑为淮南节制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任徐泗节度使，让他带兵讨伐张愔。杜佑于是大规模设具舟舰，派部将孟准先出兵进讨。孟准刚渡过淮水就战败了，杜佑杖责了他，只好坚守自己的境界，不敢进军。当朝廷下诏将徐州授给张愔后，唐德宗加授杜佑兼濠、泗等州观察使。他在扬州开设营垒三十多座，兵马训练得很好。然而他不能很好管制属下宾僚，判官南宫僔、李亚、郑元均互相争权，导致军政紊乱。唐德宗知道后，将他们都流放到岭南。

贞元十九年他再次入朝，官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出任太清宫使。唐德宗驾崩，唐顺宗让杜佑摄理冢宰，很快又进位检校司徒，出任度支盐铁等使，照样同平章事。很快他又加弘文馆大学士。当时王叔文是副使，杜佑虽然名义上总领盐铁，而实权全归王叔文。王叔文败后，他又奏请李巽为副使，颇有建树。唐顺宗驾崩时，杜佑再次摄理冢宰。他很快就辞让财政大务，引荐李巽自代。先前，度支为了节省费用，权力逐渐延伸到其他部门，署任了很多吏员，把事情搞得繁杂而难以管理。杜佑开始奏请，将营建修缮的责任归于将作，提供木炭的责任归于司农，染练的事则归于少府，因此整顿了度支的纲纪条目，舆论也支持他的做法，所以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议。

元和元年（806），唐宪宗册拜他为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当时河西党项人暗中招引吐蕃入寇，边将为了邀功，极力请求出击。杜佑上疏谈论这事，说：

“臣见到党项与西戎暗中勾结，也屡有前来归降的人指陈这一事实。而公卿在朝堂的议论认为诚然应当谨慎地加强兵戎，防备他们的入侵，增加边防武装士卒，反击他们的寇暴。这些都是不明了事机，匹夫的平常论调。

“蛮夷入侵华夏，唐尧虞舜那时就已有过。周宣王中兴时，古代北夷猃狁也曾为害，但周宣王只是命令南仲到朔方修筑城池，将他们赶到太原，出了边境就停止了。这是因为不想给中国民众造成财政负担，同时又惹怒远方夷族。秦朝平定六国，仗恃他们的兵力，北筑长城，以拒匈奴；西逐诸羌，出于塞外。结果劳民伤财，导致百姓仇怨，开启动乱根源。中国并未宁静，民众竞相起事。海内的纷扰，实在是因为对蛮夷用兵造成的。汉武帝利用文、景二帝积累的财富，派大将，兴大兵，讨伐匈奴，结果导致中原户口减半，最终下达哀痛的诏书，撤销了在远疆轮台的屯田。这事先前的史书都已记载，还赞扬他起先沉迷而后来清醒。这都是因为圣王治理天下，只注重安抚黎民。西至流沙，东至大海，不管南北，都要进行宣传教化。不把远方的异物当作珍奇，不求遥远国度进献贡品。那样做只能因忙于外事而造成国内疲劳，终将得少而失多。所以前代忠傥的大臣都有匡护君王的建议。淮南王曾请求不在闽越用兵，贾捐之也曾提议放弃珠崖。安危利害，以前的史书可作为高悬的明镜，值得借鉴。

“从前冯奉世伪造汉帝的诏令，出击莎车，将他们国王的首级送到京师，威震西域。汉宣帝非常高兴，商议要给他爵位和土地的赏赐。只有萧望之觉得，伪造制令和违背朝命的做法，虽有功劳，绝不能让人效法；担心今后奉使的人会争相发兵，为国家无端生事。萧望之的道理说的非常明白，因而得以采纳。朝廷自天后（武则天）以来，突厥的阿史那默啜兵强气勇，屡次入寇边城，为害颇大。开元初年，边将郝灵佺亲自出兵捕杀了他，将他的首级送到宫阙之下，自以为立了大功，当代无人可比，坐着期望得到荣宠。当时宋璟为相，担心武臣邀功取宠，为国无端生事，因此止授他以普通郎将。由此开创了开元盛世，没人重提开拓边塞的事，中国因此得到安宁，外夷也都宁静，不再生事。这些都是成败的见证，借鉴和警戒的事例并非遥远。

“况且党项是个小蕃，混杂着居住在中国境内，本就感怀我们的仁德，所以应当加以安抚绥靖。近来边将不够廉洁，经常侵扰剥削他们。要么贪图他们的良马，要么夺取人家的子女；还想得到他们的特产，同时征用人家的劳役。党项人既然吃尽了苦头，自然就开始叛乱逃亡，或者和北狄通使，或者与西戎寇边。如果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自然必须对守边的政策进行改革。《传》（通常指《论语》而不是《左传》）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管子》说：‘国家无使勇猛者为边境。’这的确是懂得微妙关系的圣哲放眼于长远的谋略。如今戎狄正十分强大，边防也尚未严实，朝廷确实应当谨慎挑选良将，告诫他们务以修缮防御为主，让他们确保诚信，禁绝强取豪夺，向蛮夷表示怀柔。他们来则惩戒抵御，去则谨守边防；顺其自然，进行怀柔，这样就能除掉坏人的奸谋。何必要立刻想着兴师动众，徒劳地导致劳民伤财！

“陛下是君临天下的上圣，覆盖养育全体民众，动必师承古人，谋必完美无缺。还希望陛下坚守长久之计，置兵而不轻易使用。那么天下人将无比幸运！臣学识不能经纶，学问无法博究，惭愧窃取宰辅的宠任。然而作为朝廷的老臣，得到的皇恩无与伦比，一心恳切思量如何回报。说的对否谨备陛下参考，当作割草砍柴的匹夫上陈。有亵渎冒犯陛下的地方，臣深感惶恐惊悚。”

唐宪宗非常欣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一年多后，杜佑请求退休致仕，但唐宪宗下诏不许，只是让他三五天到中书一次，照样平章政事。每次入宫奏事，唐宪宗总是优礼有加；不直呼其名，常称他为司徒。杜佑在城南的樊川有个很精致的林亭，花卉草木幽静深邃。杜佑经常和公卿在那里宴会，陈设了许多妓乐。他几个儿子也都位居朝列，当时人臣的贵盛，无人能和他相比。这年即元和七年，他生病，于是在六月再次恳请退休。表章上了四道，情理异常恳切。唐宪宗不得已只好答应了，还下诏褒奖了他一番。当天，他派中使到杜佑的府第赐给他绢五百匹、钱五百贯。这月他病逝，终年七十八岁。唐宪宗为他取消三天朝会，册赠他为太傅，谥号安简。

杜佑生性敦厚坚强，尤其精通吏治，虽然外表宽和，然而持身有术。他为政宽弘简易，不喜欢苛察。他掌管财政和治理地方时，事情都办理得很好，与人方便；然而驾驭兵戎和随机应变，则并非他的所长。杜佑生性嗜学，博涉古今，以富国安民的学术为己任。开元末年时，刘秩采用经史百家之言，选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写了分门书三十五卷，名为《政典》，得到当时贤人的极大赞赏。房琯觉得刘秩的才华超过刘更生。杜佑得到这书，耐心寻味书的主题，觉得条目不够详尽，因而加以修撰，并增加了开元的礼、乐，最后成书二百卷，名为《通典》。贞元十七年（801），他自淮南派人到宫阙献书。唐宪宗下优诏嘉奖了他，命令将书收藏进书府。这书在当时广为流传，千把年来礼乐刑政的来源，在书中了若指掌，士君子极为称道。

杜佑生性勤奋不倦，虽位极将相，却手不释卷。他一早起来视事，接待应答宾客，夜里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时，人们无不忌惮他的雄辩而钦佩他的博学，如有疑误，他也能改正。他的言行始终无所缺陷，唯一例外的是，在淮南时，他妻梁氏亡故后，他将嬖妾李氏升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他的亲族子弟劝他不听，为此遭到时论的非议。

也在杜佑病故的十一月中旬，东川观察使潘孟阳上奏，说龙州武安县出现嘉禾，有麒麟来吃。麒麟来时，群鹿环绕着它，光彩夺目，让他不能正视。潘孟阳还让画工把这场面画下献给朝廷。

十一月二十（乙亥），唐宪宗任命给事中李逢吉和司勋员外郎李巨一道担任皇太子和诸王侍读。十一月二十三（戊寅），吏部尚书郑馀庆请求重新设置吏部考官三员，但吏部郎中杨於陵坚持认为这样不方便。唐宪宗于是下诏，让考官韦顗等三人只考核科目及第的候选官，其余的则由吏部侍郎自己决定。次日，江西观察使崔芃病故。

田兴安葬了田季安后，将他儿子田怀谏送往京师。十一月二十六（辛巳），唐宪宗起复田怀谏为右监门卫将军，赐给他府第一栋，还有丰盛的粮草。田氏自从田承嗣占据魏州到田怀谏，四世相传长达四十九年，到这时改由田兴代替出任节度使，魏博正式回归朝廷。

李绛上奏，说振武和天德附近可以得到万顷良田，请求朝廷挑选能干的官吏负责开置营田，这样可以节省朝廷费用，也让驻军丰衣足食。唐宪宗听从了。李绛让度支使卢坦经营规划所需费用，结果在四年之间，朝廷在那里开垦了四千八百顷屯田，收获谷粟四千多万斛，每年为度支部门节省了二十余万缗钱，边防费用对这些屯田十分依赖。

唐宪宗曾在延英殿跟宰相们说：“爱卿们应当为朕珍惜官位，千万不要用在私友亲故之上。”李吉甫和权德舆都谢说自己不敢。李绛说：“崔甫曾经说过：‘非亲非故，不了解他的才能。’了解的人都不敢给他们官做，不了解的人怎敢乱给！其实只要问他们的才器与官职是否相称就行了。如果光光为亲朋故友避嫌，使圣朝损失了多士的美名，这将是偷安的大臣，并非至公的大道。如果所用的人很不称职，那么朝廷自有刑典，谁能逃过！”唐宪宗说：“的确像爱卿说的那样。”

十一月二十九（甲申），唐宪宗任命同州刺史裴堪为江西观察使，取代刚去世的崔芃。

十二月初一（丙戌），唐宪宗任命吏部尚书郑馀庆为太子少傅。十二月初七（壬辰，《旧唐书》作丙辰，但十二月无丙辰），左拾遗杨归厚因为奏请借用礼会院，其实是为自己娶媳妇，所以被贬为国子主簿分司。十二月十三（戊戌），唐宪宗任命京兆尹裴向为同州防御使，取代裴堪。次日，魏博的田兴上奏，说他管辖区内空缺州县官员二百五十三员，请求吏部铨注委任，一反几十年来擅自任命的做法。

这年，吐蕃入寇泾州，都到了城西门外，然后驱掠了人畜离去。唐宪宗非常忧虑，李绛上言说：“京西和京北都驻有神策镇兵，开始时是为了防备和抵御吐蕃，让他们和节度使的兵马形成掎角相应。如今他们则穿戴华丽，吃着美食，坐在那里光耗费地方县府的资源。每有吐蕃入寇时，节度使请他们出兵俱进，他们都借口说要得到护军中尉的命令。等到答复回来后，胡虏早已远去。即使有些果敢勇猛的战将，奉命奔赴前方。但节度使没有刑杀的大权，对他们只能平等看待。他们一旦左右观望，不肯效命，那又有什么用处！臣请求将所在地的兵马和军衣粮草以及器械全都改为节度使管辖，使得号令统一，犹如手臂使唤手指那样。如此则军威大振，胡虏再也不敢入寇。”唐宪宗说：“朕不知道以前是这么做的。现在得马上实行。”后来因神策军久已骄横专恣，不乐意归节度使管辖，宦官也百般阻扰，这事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