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十四年即公元798年九月二十一（丁卯），杞王李倕病故。他是唐肃宗第十子，母亲段婕妤在贞元六年（790）六月追赠为昭仪。

同时，唐德宗李适任命太常卿杜确为同州刺史、本州防御、长春宫使。

九月二十七（癸酉），谏议大夫田登上奏说：“兵部举行武举考试时，有成百上千人持弓挟矢进入皇城。这恐怕不太适宜。”唐德宗以前对这事毫不知情，问了大惊失色，于是下令停办武举。

这期间，彰义节度使吴少诚派兵侵掠寿州（今安徽淮南）的霍山，杀了镇遏使谢详，侵占了二十多里寿州的地盘，并派兵镇守。

太学生薛约师从司业阳城，因为言事忤逆了朝廷，被发配到连州，阳城送他到郊外。唐德宗觉得阳城和罪人结党，便于九月二十三（己巳）将阳城贬为道州刺史。阳城治理州民就像治理家人一样，州里的赋税上缴得不够份额。观察使多次横加指责，阳城便给自己考绩评判说：“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派判官去督促租赋。判官到了道州，阳城早已先把自己关进监狱。判官大吃一惊，急忙到监狱去看望他，说：“使君何罪！我只是奉命来问候安好而已。”判官逗留了一两天没走，阳城也不回家。馆门外有个倒在地上的门扇，阳城干脆昼夜坐卧其上。判官心里很不自安，只好告辞离去。观察使后来又派别的判官去处理这事，那判官干脆带着妻儿在路上逃跑了。

冬十月二十一（丁酉），通王李谌去世，他是唐德宗第三子。

十月二十四（庚子），夏州节度使韩全义上奏，说他带兵在盐州西北打败吐蕃。

也在十月（《旧唐书》作癸酉，但十月无癸酉），因为年景很坏，谷价昂贵，朝廷拿出太仓的三十万石谷粟，开场贱卖给灾民。

十一月十四（己未），西川节度使韦皋进献《开西南蛮事状》十卷，叙述他恢复南诏国的始末。

十二月十三（戊子），退休致仕的太子少师郢国公韦伦去世。韦伦是开元和天宝年间朔方节度使韦光乘的儿子。他少年时靠门荫经累授出任蓝田县尉。因为他在任上办事勤快，恪守职责，所以杨国忠署任他为铸钱内作使判官。杨国忠仗恃权势和恩宠，又想骗取名望，便征用了很多州县的农夫，让他们铸钱。农夫本来就不是铸钱工匠，无端被招来做这事，因此经常遭到鞭箠责罚，搞得没法过日子。韦伦跟杨国忠说：“铸钱必须找内行的。现在强迫农夫百姓来做这事，既费力又没效果，还遭人诽谤。还是应该在街市估价悬赏，招募内行的工匠来做。”杨国忠采纳了后，果然使用的人减少，而铸钱的数量却增多了。天宝末年，宫内几乎没有一天不大兴土木，负责工程的官吏趁机为奸。韦伦于是亲自监工，节省了好几倍费用。他接着改任大理评事。

刚好遇上安禄山反叛，唐玄宗到蜀郡逃难，拜韦伦为监察御史和剑南节度行军司马，兼任置顿使判官，很快又改任屯田员外兼侍御史。当时内宫禁军相继来到蜀郡，在当地侵暴百姓，很难控制。韦伦清廉节俭，以身作则感化大家，蜀郡西川都赖他得以治理。他最终遭到宦官的诋毁，被贬为衡州司户。当东都和河南失陷，漕运断绝时，度支使第五琦推荐韦伦有理政的能力，朝廷因此拜他为商州刺史和荆襄等道租庸使。当时襄州裨将康楚元和张嘉延聚众为盗，有贼众万余人，自称东楚义王。襄州刺史王政弃城逃走。张嘉延又往南袭破江陵，汉、沔一带的运输也被断绝，朝廷严重缺乏粮食。韦伦于是调动兵力进驻邓州地界，贼党有来投降的他都热情接待。几天后，康楚元的部众有点怠惰，韦伦趁机进军出击，生擒了康楚元献给朝廷，其余贼众都逃散了。韦伦因此收取租庸钱物二百万贯，并没有多少损失。荆、襄二州平定后，唐肃宗下诏任命崔光远为襄州节度使，内征韦伦为卫尉卿。十来天后，他又以本官兼任宁州刺史和招讨处置等使，很快又兼任陇州刺史。

乾元三年（760），襄州大将张瑾杀了节度使史翙作乱。唐肃宗任命韦伦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襄邓等十州节度使。当时宦官李辅国秉权用事，很多节度使都出自他的门下。韦伦因为得到朝廷公开任用，就不肯去私下拜谒李辅国。结果韦伦尚未赴任就被改任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御使。当时吐蕃和党项年年入寇，边将疲于奔命。韦伦到了秦州，屡次和胡虏作战。因为兵力太少，又无外援，所以屡次失败，因此被接连贬斥，成为巴州长史和思州务川县尉。

唐代宗即位后，起用他为忠州刺史，后又历任台、饶二州。因为宦官吕太一在岭南伪造诏令招募士兵作乱，朝廷任命韦伦为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连柳三州都团练使。最终他遭到吕太一使用贿赂和反间计的暗算，被不断贬斥，成先后为信州司马、虔州司户、隋州司户、随州司马。遇到大赦后，他旅居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十多年。

唐德宗即位后，开始选拔胜任出使西域的人，于是内征韦伦为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持节出任通和吐蕃使。韦伦到了吐蕃，首先向他们宣谕皇恩，然后讲述国家的威德如何远播四方。吐蕃人听了很满意，赞普还派人到长安入献地方特产。出使回来后他升迁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他再次进入吐蕃，成果既让朝廷满意，也让西蕃敬服。他还多次上疏直言朝廷为政的得失。后来又遭到宰相卢杞的嫉恶，他改任太子少保，经累加成为开府仪同三司。泾原士兵动乱时，唐德宗到奉天避难。当卢杞、白志贞、赵赞等人贬官，关播罢相成为刑部尚书时，韦伦在朝堂呜咽，哭着说：“宰相不能辅弼朝廷，和谐民众，使得天下一至于此。他却还出任尚书，天下的公理究竟在哪里？”听到这话的人无不对他敬畏。他跟从御驾前往梁州。唐德宗回京后，又想提擢启用卢杞为饶州刺史。韦伦又上表恳切表示不行，深为忠正人士称叹。因为年逾七十，他上表请求退休，朝廷因此改任他为太子少师，让他退休致仕，封郢国公。当时李楚琳以仆射的身份兼卫尉卿，李忠诚以尚书的身份兼少府监。韦伦上言说：“李楚琳是个凶残逆徒，只对蕃戎丑类忠诚，没资格位列清班。”他又上表请求设置义仓，防止水旱灾害造成的危害，还请求唐德宗选择贤良安排在身边。他又说吐蕃毫无信用，朝廷必须严加防备，不可轻易相信他们。唐德宗总是对他十分礼遇。

韦伦居家孝友，抚养弟侄以慈爱著称。这时他去世，终年八十三岁。唐德宗追赠他为扬州都督。

十二月二十四（己亥），南诏王异牟寻派使者来庆贺正旦。

十二月二十七（壬寅），明州将领栗锽杀了刺史卢云，引诱山里的越人作乱，攻陷不少浙东州县。

这年冬季没雪，京师发生饥荒。也在十二月（《旧唐书》作癸酉，但本月无癸酉），朝廷拿出东都含嘉仓的七万石谷粟，开场贱卖，用以赈济河南饥民。

贞元十五年即公元799年春正月初九（甲寅），雅王李逸去世。他是唐代宗第二十子。正月十七（壬戌），郴州蓝山发生山崩。

正月二十九（甲戌），浙西观察使李若初去世。李若初是赵郡人。贞观中年并州长史和工部侍郎李弘节的曾孙。他祖父李道谦曾任太府卿。李若初少年时孤苦贫困，最初出任转运使刘晏下属低微的多余散职。刘晏判官包佶看重他的勤干，把女儿嫁给他。李若初历任陈州太康令。刺史李芃刚上任时，李若初献计要他收敛多余钱物，用来交结权贵，因此得到李芃的厚遇。多年后，李芃升迁河阳三城使，奏请李若初担任他的从事，并把军中的很多事情都交给他。李若初经累授出任检校郎中、兼中丞、怀州刺史。他后来转任虢州刺史，但因事被观察使弹劾，免官归第。许久后，他出任衢州刺史，后迁任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都团练使。不久他又改任越州刺史，兼任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使。贞元十四年（798）秋，他取代王纬为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都团练观察、诸道盐铁转运使。他善于吏道，性格严苛强硬，约束部下，官吏对他都很畏服。他在整顿盐法方面，颇有对市场的管理手段。这时他生病去世，唐德宗为他取消一天朝会，追赠他为礼部尚书。

二月初一（乙亥），唐德宗因为年景很糟，取消了这年的中和节宴会。

二月初三（丁丑），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汴州刺史董晋去世。董晋字混成，是河中卢乡人，靠明经及第。至德初年（756），唐肃宗自灵武临幸彭原，董晋上书谒见，被授任校书郎和翰林待制，经两转后成为卫尉丞，不久出朝任汾州司马。没多久，刺史崔圆改任淮南节度使，奏请董晋以本官摄理殿中侍御史，担任他的判官。很快董晋又回归朝台，授予本官，升迁侍御史、主客员外郎、祠部郎中。唐代宗大历中年，兵部侍郎李涵送崇徽公主去回纥，奏请董晋为判官。出使回来后，董晋官拜司勋郎中，后来历任秘书太府太常少卿监和左金吾将军。十多天后，唐德宗嗣位，改任他为太常卿，又改任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知台事。他因为清勤谨慎，所以经常得到升迁。很快他又成为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关防御使。不久后，他加兼御史大夫。朱泚在京师称帝时，派部将仇敬和何望之侵逼华州，董晋放弃华州，奔赴唐德宗的行在，被授予国子祭酒，不久又被派往恒州宣旨慰问。他跟从御驾回京师后，升迁左金吾卫大将军，改任尚书左丞。当时右丞元琇兼领度支使，但被韩滉排挤，遭到贬黜。董晋很看不惯，见到其他宰相，极力为元琇辩护，说他无罪，举朝因此对他十分称道。他后来再次官拜太常卿。

贞元五年（789），他升迁门下侍郎兼同平章事。当时政事取决于窦参，董晋只是接受诏书，唯唯诺诺而已。金吾卫将军沈房遇到弟弟的丧事，在举朝为先帝去世解除丧服后，还穿着丧服进入内阁。唐德宗征求宰相的意见，他们说：“根据礼仪，朝臣如有周年以下的丧事，应该穿騑缦（即没有花纹图案的粗质缯帛），不应该穿浅色的。”唐德宗又问：“南班（即文官部门）也会有这样的官服吗？”宰相们说：“这是惯例，应该会有。”唐德宗趁机向董晋了解冠冕的制度，董晋答道：“古人穿戴冠冕，动作太大身上的佩玉会很响，所以走路要小步，即所谓步趋。《周礼》说：‘堂上接武，堂下步武。’就是至于恭敬的道理。步武有常规，在君王面前的礼仪，只要进趋（即一步一趋）而已。如今有人奔走以致摔倒，其实并非恭敬谨慎的意思。根据礼仪，朝臣穿的都是绫罗官袍，五品以上佩戴金玉带，看重的是文彩画饰，表示对皇上的敬重。所以大禹不讲究衣食而注重黻冕（即丧礼的服饰），对君王和亲人都一样。从前尚书郎口里含香，老莱子身穿彩服，都是这个意思。所以穿絁缦不符合礼制。”唐德宗觉得很有道理，因此下诏说：“常参官入阁时，不得趋走（即奔走）；周期以下服丧的官员，禁止穿丧服参加朝会。”又命令官员身穿本品官职的绫袍，该佩戴金玉带的也必须佩戴。董晋就是如此熟悉礼制。

窦参日益骄横傲慢，唐德宗逐渐开始讨厌他。贞元八年，窦参暗示董晋上奏，请求任命他侄儿给事中窦申为吏部侍郎。唐德宗正色地责问他说：“这不是窦参让你上奏的吗？”董晋也不敢隐瞒。唐德宗趁机询问他关于窦参的过失，董晋只好详细奏报。十来天后，窦参贬官，董晋也感到担忧恐惧，累次上表辞让相位。贞元九年夏，他改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东都留守、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

刚好汴州节度使李万荣病重，他儿子想趁机作乱。唐德宗任命董晋为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营田、汴宋观察使。董晋接受使命后，只带着幕僚和随从等十数人赴任，都不召集任何兵马。到了郑州，没见到一个从汴州派来迎候的宣武军将吏。董晋身边随从和郑州官吏都很害怕，共同劝阻董晋说：“邓惟恭趁着李万荣病重，接管了军州事务。如今相公到这里了，他还不派人前来迎候。他的意图着实让人捉摸不透。相公还是在这里等等，静观事态的变化。”董晋说：“我奉诏出任汴州节度使，就必须根据敕令赴任，有什么理由妄自逗留！”人们都担心他会遭遇什么不测，而董晋独自恬然，若无其事。到了离汴州十数里地时，邓惟恭才前来迎候。董晋还谦恭地让他不用下马。进城后，他照样将军政委托给邓惟恭。众人都佩服董晋懂得随机应变，而看不透他的高深。

当初，李万荣驱逐刘士宁，取代他成为节度使。因为邓惟恭是他的同乡，得到信任，所以他把军政交给邓惟恭。当他病重时，他儿子李乃想要自称留后作乱。邓惟恭于是和监军密谋拿下李乃，送交朝廷。邓惟恭自以为因此可以接替李万荣，所以不肯派人去迎候朝廷派来的继任，想以此把董晋吓跑，希望他不敢过来。没想到董晋这么快就来了。董晋快到时他才出迎，然而心里还经常怏怏不乐，最终因为骄慢违法，暗中图谋不轨，所以被发配流放到岭南。朝廷担心董晋过于温柔懦弱，很快就让汝州刺史陆长源当董晋的行军司马。董晋谦恭简俭，大多事情都因循守旧，所以乱兵开始略感放心。陆长源喜欢改弦更张，因此请求更改以前的旧俗，一心想要更为严苛刻薄，打算用严法节制骄兵。陆长源每件事情都要守法，董晋有时想姑息，陆长源总是更正他。董晋起初都随着他，但到了改革的方案制定后，董晋下令将它取消了。他又委托判官孟叔度处理钱谷的出纳。董晋这时病故，终年七十六岁。唐德宗追赠他为太傅，赐给他家一定的布帛。

董晋死后不满十天，汴州大乱。

二月十一（乙酉），唐德宗任命行军司马陆长源为检校礼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度支营田、汴宋亳颍观察等使。陆长源生性苛刻急躁，仗恃才能，小看他人。判官孟叔度则为人轻佻，纵情淫逸，喜欢侮辱将士。他还多次到乐营和妇人们嬉戏，自称孟郎，所以军中都很厌恶他俩。董晋病故后，陆长源掌管留后，扬言说：“将士已松弛怠惰很长时间，现在到了用法律整治军队的时候了！”大家都怕了。有人劝他用点财物犒劳将士，陆长源说：“我哪里用得着仿效河北叛贼，为了节度使的节钺，去花钱收买这些士兵！”依照惯例，主帅去世时，军府要发给军士布料制作丧服。董晋死后，人们请求发给丧服。陆长源起初坚决不肯，后来军士不断要求，陆长源他们便商量说要发给相应的钱。孟叔度提高盐价，用盐当钱付给军士，结果每人不过得到两三斤盐而已。军中无不怨恨愤怒，陆长源也不当回事，毫无防备。就在朝廷下达任命当天，军士作乱，杀了陆长源和孟叔度，割下他们的肉吃，一下子就全吃完了。

陆长源字泳之，是开元和天宝年间尚书左丞兼太子詹事陆余庆的孙子，西河太守陆璪的儿子。陆长源熟悉书史。乾元中年（759左右），他沦陷在河北叛军控制的地区，趁机辅佐昭义军直到节度使薛嵩死后。后来，他历任建、信二州刺史。浙西节度使韩滉兼领江、淮转运使后，奏请任陆长源为检校郎中和中丞，兼任转运副使。他后来被罢免，转为都官郎中，又改任万年县令，接着出朝成为汝州刺史。贞元十二年（796），朝廷授任他为检校礼部尚书、宣武军行军司马，汴州的政事全由他决断。陆长源后来的事都已细说，就不赘述了。

当得知陆长源的死讯时，朝廷内外都感到惋惜，唐德宗还追赠他为尚书右仆射。

动乱发生后，宣武监军俱文珍觉得宋州刺史刘逸准长久以来一直是宣武大将，很得众心，便写信秘密派人召他过来。刘逸准带兵径直进入汴州，乱兵这才安定下来。刘逸准于是自称留后。

也在二月十一这天，唐德宗任命常州刺史李锜为浙西观察使和诸道盐铁转运使。李锜是李国贞的儿子。闲厩和宫苑使李齐运接受了他的几十万贿赂，因此将他推荐给唐德宗，所以有了这道任命。李锜为政苛刻，搜刮盘剥百姓，用以进奉朝廷，所以唐德宗很喜欢他。

二月十五（己丑，《旧唐书》误作乙丑），唐德宗任命刘逸准为检校工部尚书、兼汴州刺史、宣武节度使，赐名叫刘全谅。

二月二十一（乙未），浙东观察使裴肃上奏，说他在台州生擒明州叛将栗锽，并派人将他押送献给朝廷。朝廷将他在独柳树斩首（《新唐书》说四月二十二乙未，栗锽伏诛；通鉴则说二月初六庚辰裴肃在台州捉获栗锽，将他斩首）。

二月二十九（癸卯），唐德宗因为饥荒年，决定取消三月的群臣宴赏，并下令拿出太仓的十八万石谷粟，到京畿诸县贱卖赈济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