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正月十九（甲申），唐顺宗即太上皇李诵驾崩。正月二十三（戊子），唐宪宗李纯任命高崇文为征蜀主帅，出讨违抗朝命的西川节度使刘辟。正月二十六（辛卯），群臣请求唐宪宗回朝听政。

唐宪宗跟宰相杜黄裳谈及藩镇的事，杜黄裳说：“德宗自从经历了许多忧患以后，总是一味姑息藩帅，从来不在他们生前更换节度使。有人死去时，他也总是派中使去了解军情，看军中看好谁就授任他。中使或许私下接受了大将的贿赂，回来就交口赞誉。主上于是当即赐给旌旄，从未有过朝廷自己满意的人选。陛下如果定要振举纲纪，应当稍微用些法度裁制藩镇，那样天下才能得到治理。”唐宪宗觉得他讲得非常在理。于是他开始决定出兵讨伐西蜀。后来在河北河南重新奠定朝廷的威严，都是出自杜黄裳的启蒙。

高崇文当时驻扎在长武城，时刻训练五千士卒，有着敌寇随时就会入侵的意识。他卯时（拂晓）受诏，辰时（早晨）就开拔部队，器械粮草，一无所缺。正月二十九（甲午），高崇文率军兵出斜谷，李元奕兵出骆谷，同时直驱梓州（即梓潼）。高崇文大军抵达兴元（即汉中）时，有个士兵在客栈吃饭，把店主的筷子折断了。高崇文将他斩首示众。

同时，刘辟攻陷梓州，并生擒了东川节度使李康（《新唐书》作二月十九甲申）。

二月初一（乙未），唐宪宗任命度支郎中敬宽为山剑行营粮料使，作为出征大军的后勤。同时，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上奏，说他收复剑州，还杀了刘辟任命的刺史文德昭。

这期间，奚王诲落可（《旧唐书》作梅落可）到长安入朝。二月初三（丁酉，《旧唐书》作乙丑，二月无乙丑），唐宪宗任命他为银青光录大夫和检校司空，封饶乐郡王，然后送他回归。

二月初九（癸卯），朝廷追赠当时被汴州叛军杀害的宣武军节度使陆长源为右仆射；也追赠已故吉州刺史姜公辅为礼部尚书。

姜公辅出身不详，进士及第后成为校书郎。他应制策科获得高等，被授任左拾遗，召入翰林成为学士。秩满时本当改任，姜公辅趁机上书自陈，说他母亲年老和家里贫穷，觉得府掾的俸给较优，便请求兼任京兆尹户曹参军。朝廷也特地给了他恩惠和眷顾。姜公辅才气很高，又有器识，每次入宫言事，唐德宗大多都能听从。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士兵哗变，侵犯宫阙，唐德宗仓促自苑北便门出逃。姜公辅在马前谏道：“朱泚曾任泾原主帅，深得军心。前不久因为朱滔反叛，朝廷夺了他的兵权，朱泚因此经常忧愤不得志。陛下不如派人捉捕了他，让他陪同銮驾。如果群凶突然拥立他为主，必将导致国患。臣近来曾经陈奏，陛下如果不能坦诚待他，那还是把他杀了好，免得养虎为患，到时后悔也没用。”唐德宗说：“已来不及了！”姜公辅随从唐德宗前往奉天，官拜谏议大夫，很快又以本官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他接着跟从唐德宗到山南。御驾到城固县时，唐安公主去世。她是唐德宗的长女，昭德皇后所生，聪敏仁孝，深得唐德宗的钟爱。最初，唐德宗下诏将她嫁给韦宥，但尚未举行婚礼就遇到朱泚之乱。公主这时去世，唐德宗非常悲哀，并下诏所司部门将她厚葬。姜公辅谏道：“收复京城该不会太久，公主最终还必须归葬。如今在路上，应该尽量节俭薄葬，钱最好用在军士身上。”唐德宗听了很生气，跟翰林学士陆贽说：“唐安公主夭亡，朕不想就在这里搞个土堆，只是下令造一座砖塔安置，功夫和费用都很小，也用不着宰相议论这事。姜公辅忽然呈进表章，说的毫无道理，只是指责朕的过失，打算为自己取得名声而已。朕近来提拔他成为腹心，他竟然如此辜负朕！”陆贽说：“姜公辅官职是谏议大夫，又身居宰衡，进谏固然是他的本分。陛下任命宰辅，放在身边，朝夕听取教诲，目的就在防微杜渐。陛下有微小的过失，他及时提出，是很必要的。陛下觉得造塔的功夫和费用微小，并非宰相应当谈论的事情。其实只问道理的是非，哪管事情的大小！如果造塔是对的，那么工程虽大造起来也有什么害处！如果造塔不对，费用虽小他表示反对又有何罪！”唐德宗又说：“爱卿没领会朕的意思。朕觉得姜公辅的才干和操行，都当不了宰相。在奉天时就打算罢免了他，后因姜公辅自己辞退，朕也已当面许诺。很快又遇上李怀光背叛，也就算了，容忍着他，到山南后再说。姜公辅明知朕要改任他，所以在造塔这事上喋喋不休，就想以此买个正直的名声。有这样的用心，哪里是个善类！朕所惆怅的，只不过因为如此罢了。”陆贽还是再三救护，但唐德宗依然怒不可遏，还是将他罢相，改任左庶子。很快姜公辅因母亲去世丁忧，服丧后被授任右庶子，长久得不到升迁。自从陆贽掌权以后，因为都是翰林出身，他多次向陆贽求官。陆贽私下跟姜公辅说：“我曾见到郴州的窦相，说他为你奏请了多次，但主上总不答应，似乎有很气你的话语。”姜公辅很害怕，于是上疏请求罢官去当道士，但唐德宗长久没有答复。他后来又在朝廷奏请，唐德宗问他什么原因。姜公辅不敢说是陆贽告诉他的，便将窦参的话说了。唐德宗非常愤怒，将姜公辅贬为泉州别驾，又派中使奉诏去谴责窦参。唐顺宗即位后，起用姜公辅为吉州刺史，不久他就死在任上。

二月初十（甲辰），因为铸钱的铜太少，朝廷禁用铜器。

二月十九（癸丑），唐宪宗加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为同平章事。

二月二十四（戊午，《旧唐书》作十天前即戊戌，疑有误），唐宪宗跟宰相们谈论说：“古代的帝王，有的勤于朝政，有的则怠于听政，端拱无为。而他们却互有得失。怎样做才算行呢？”杜黄裳答道：“帝王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起早贪黑以了解民间疾苦，舍己从人以厚待治下官民，当然不能自找闲暇，自找安逸。然而上下分工有别，纲纪也有大小顺序。至于刑狱诉讼和市场账簿之类烦细的事情，自有有司部门各自负责，并非人主应当亲自过问的。以前秦始皇用秤衡量奏折的重量，不够量则不休息，结果被前代人嗤之以鼻。诸葛亮是王霸的辅佐，二十杖以上的处罚都得亲自决定，结果也被敌国所诮，知道他不能持久。魏明帝要重审尚书省处理的事务，陈矫就说这样不行。隋文帝一天到晚忙碌，只好让卫士给他传餐，文皇帝（指唐代宗）也笑他烦琐苛察。其实他们这样做对当时的时政没什么帮助，只是让后人讥笑而已。作为人主，当然不能去取代下司的职责。但只要谨慎挑选天下的贤材，加以委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公，刑赏以信，那么谁会不尽力，什么请求会无法获得！明主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这就是虞舜之所以能无为而治的道理。《左传》称赞虞舜的仁德，说：‘夫何为哉？恭己南面而已！’正是因为他能任用十六相国，除去四凶的缘故。他岂能和那些劳神疲体和自任耳目的君主同日而语！并非他们不够勤劳，只是忙的不是地方罢了。人主的问题，经常就怕不能推诚待人；人臣的弊病，经常就怕不能竭尽忠诚。因此上疑其下，下欺其上，礼数亏欠。这样还想求得治理，自然很难达到。如果没有这些弊病，还怕不能取得大治！”唐宪宗觉得他说的非常在理。

三月初二（丙寅），唐宪宗任命神策行营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

三月初四（戊辰），唐宪宗下诏，让常参官在寒食节去自家扫墓，墓地在京畿之内的可在假日内往返，在他州的则由官府奏请决定。

三月初七（辛未），御史中丞武元衡上奏说：“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官员、尚书省四品以上和诸司正三品以上、从三品的职事官、东都留守、转运盐铁节度观察使、团练防御招讨经略等使、河南尹、同华州刺史、诸卫将军三品以上官员得到授任时，都必须入宫谢恩。其余官员则允许只到宣政殿南班拜谢后即行退下。”唐宪宗下诏说：“如果在此例之中有加授使节以及职掌新任的也遵照此例。”

武元衡又上奏说：“兵部、吏部、礼部贡院官员，每当选拔官员时期，从十月到二月都不奉朝参（即上朝参谒）。如果说因为事情繁忙，那么中书门下、御史台、度支、京兆府的公事至为繁重，那里的官员却照常朝谒。何况旬节（每十天一节假）已让他们归休，又允许分日，所以一月之内，也只朝参十次。盛暑严寒，又特蒙照顾放假。臣寻找了以前的资料，觉得王颜担任中丞时曾谈论这事，应对得非常详尽。还希望遵照贞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敕令，作为永久制度。”唐宪宗准奏。

同时，高崇文率军从阆州直趋梓州，刘辟部将邢泚带兵逃去，高崇文于是进驻梓州。刘辟将李康送还高崇文，请求洗刷自己的罪责。高崇文因为李康战败失守，把他杀了（《旧唐书》说朝廷在五月初九壬申将李康贬为雷州司马。也许还不知道他已被高崇文所杀）。三月十二（丙子），严砺上奏说王师收复梓州。次日，唐宪宗下制，削去刘辟所有官爵。

当初，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到长安入朝，让他外甥杨惠琳负责夏绥留后事务。杜黄裳因为韩全义出征无功，还骄横蹇慢，对朝廷不逊，便强迫他退休致仕，然后任命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带兵抗拒，并上表声称，说将士逼迫他出任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上表请求出兵讨伐，于是唐宪宗下诏，让河东和天德军合击杨惠琳。严绶派牙将阿跌光进和他弟弟阿跌光颜带兵前往。阿跌光进本是出自河曲步落稽部落，兄弟在河东军中皆以勇敢著名。三月十七（辛巳），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杀了杨惠琳，将他的首级函送京师。

三月二十八（壬辰），大行太上皇即唐顺宗的德妃董氏病故。

东川节度使韦丹到了汉中，上表说：“高崇文带着客军远征，无所依靠。朝廷如将梓州给他，定会鼓舞他的士气，必能建立大功。”夏四月初四（丁酉），唐宪宗任命右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为检校兵部尚书、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副使、负责节度事务。

四月初五（戊戌），唐宪宗任命安南经略副使张舟为安南都护兼本管经略使。次日，他任命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韦丹为晋绛观察使。四月初九（壬寅），他任命前安南经略使赵昌为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第二天，前岭南节度使徐申病故。

派去宣慰江淮一带的潘孟阳每到一个地方，专门游乐饮宴，仆从三百人大多收纳贿赂。唐宪宗得知后，于四月十一（甲辰）改任潘孟阳为大理卿，罢免了他度支和盐铁转运副使的职位。

四月十三（丙午），唐宪宗亲自策试制举及第的士人，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邽人白居易、前进士萧俛、沈传师都脱颖而出。独孤郁是独孤及的儿子；萧俛是萧华的孙子；沈传师是沈既济的儿子（《旧唐书》说法不同，说这天唐宪宗命令宰臣在尚书省监试制举人。他觉得制举人是先朝所征，所以不想亲自策试）。

杜佑请求解除他负责财赋的职位，并推荐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取代自己。四月十四（丁未），唐宪宗加杜佑为司徒，罢免了他盐铁转运使的职位，任命李巽为度支和盐铁转运使。自从刘晏之后，掌管财赋职责的大臣都比不上李巽。李巽上任一年后，征收所得，能和刘晏相比，第二年又超过了他，再一年更增加了一百八十万缗。

四月十五（戊申），唐宪宗加授陇右经略使、秦州经略使、秦州刺史刘澭为保义军节度使。

这期间，朝廷为浙东地区赈济大米十万石。

四月二十六（己未），武元衡上奏，请求让兼任御史大夫和中丞的常参官，按照检校台省高官的惯例，上朝时站立在本品同类官员之上。

四月二十八（辛酉），唐宪宗任命元稹为左拾遗，独孤郁为左拾遗，白居易为盩厔尉兼集贤校理，萧俛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元稹上疏谈论谏官的职责，说：“当年太宗以王珪和魏征为谏官，即使游宴和寝食他们也未曾不在身边。他还命令三品以上官员入宫议论大政时，必须有一位谏官相从，随时提出建议的得失，所以当时天下大治。今天的谏官，首先得不到召见，其次不得参与时政，只是排在百官的行列里，上朝拜谒而已。近年以来，大臣不在正殿奏事，百官也不再巡回应对。谏官能做的事，只是在看到诰命有不便的地方时，上道密封奏事罢了。君臣之间，在朝政还没形成前通过讽谏和劝谕，精心和缜密的筹画，还不能让至尊的意见回转，更何况已经下达的诰令。已下令授任了，而想要靠咫尺的奏折就让主上收回写在丝纶的诏命，确实也是很难的。还希望陛下时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加以应对，使他们各尽所怀。岂能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位置上，而屏弃不用，疏远作贱他们！”

没多久，他再次上疏，说：“大治和大乱的初始，必定都有萌芽的迹象。广开言路，拓广视听，是大治的萌芽；爱听谄谀，受蔽近习，是大乱的迹象。自古以来，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的士人。人主如果接受直言并对他们加以奖赏，那么君子将乐行其道，竞相进献忠谠；小人也将贪图他们的名利，不做奸邪的丑事。这样，则上下的心志得以沟通，幽远的情理得以通达，怎能不获得大治！相反，如果人主拒绝直言并对他们加以治罪，那么君子将卷起铺盖，争着明哲保身；小人则阿谀奉承，趁机窃取高位。这样，则十步之内明明白白的事情，都能被他们欺罔，怎能不导致大乱！当初太宗刚执政时，孙伏伽以小事进谏，太宗还非常高兴，厚赏了他。所以那时，言事的人只怕说的不够深切，从不曾因触犯忌讳而忧虑。太宗岂是喜好忤逆的意见，而讨厌顺从的迎合？的确只是因为顺适带来的快乐是小事，而危亡的灾祸却是大事。陛下即位以来，现在已经周年，却还没听说有谁得到孙伏伽那样的赏赐。臣等位列谏官，旷日持久，长达近年，还得不到召见。每次上朝站立在班列，屏气鞠躬，不敢仰视，又哪里有闲暇议论朝政的得失，敬献可否的意见！臣等作为供奉官尚且如此，何况疏远的臣属！这都是朝廷百官因循守旧的过错。”并连带具体提出包括请求让百官依次受到召见应对、恢复在正殿奏事、严禁定期贡献以外的进奉等十件大事。

元稹又以贞元年间王伾和王叔文靠伎俩得到东宫太子的宠信，结果在永贞那年（805）几乎导致天下大乱作例子，上书劝唐宪宗尽早选择品行端正的士人，让他们辅导诸子。他认为：“太宗自从封为蕃王起，就和文学清修的十八位士人相处。后代的太子和诸王，虽然也都有僚属，但却日益和他们疏远，并看不起他们。至于师傅之类的官属，不是让那些年老昏聩，因病不再任事的人出任，就是派那些被罢免将帅，不识诗书的人为之。至于王友、谕德、赞善、司议那帮人，更是些游手好闲之辈，士大夫们都以此为耻。即使偶尔得到个把孤陋寡闻的年老儒生，也是个把月才能与太子和诸王见上一面，又哪里有时间教诲他们仁德道义，训导他们遵从法度！普通百姓爱他们儿子，还知道寻找明达事理的老师教导他们，何况万乘的嗣子，关系到天下人的生命！”唐宪宗十分嘉许他的谏言，也都高兴地采纳了，还时常召见他。

四月二十九（壬戌），邵王李约去世。他本名李溆，是唐顺宗第八子，最初授国子祭酒，封高平郡王，贞元二十一年进封邵王。

也在这天，武元衡上奏说：“朝廷本来设置正衙待制官以备顾问。近来在正衙大多不奏事。今后臣请求让尚书省诸司四品（《旧唐书》作六品，疑有误）以上的职事官、东宫师傅、宾客、詹事、王府傅等人，每坐朝日派两人待制；退朝后，陛下可下诏请他们到延英殿等候应对。”唐宪宗听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