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中国人被日本人欺凌的事件此起彼伏。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的侵华和南京大屠杀，以及更早些的甲午中日海战。虽然在近些年的电视剧里我们中国人经常把日本人打得屁滚尿流，但现实却是可悲的相反。这就不得不令人更加崇拜我上篇历史文章里的人物：中唐名臣刘仁轨。虽然上万的点击率肯定是哪里出错了，但希望这篇文章能让读者重新阅读有关刘仁轨的事迹，因为他是正史记载的唯一在海上打败日本倭寇水军的中国将领。这故事发生在唐高宗李治的年代（660年代），近一千五百年前。

当时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古时候中国和日本的联系很少，当然也就没什么交战，毕竟航海技术还不发达。但是朝鲜一直是华夏中国的心头大患。隋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隋炀帝大规模征伐朝鲜造成的。战场上并未遭到什么惨败，但由于为百万大军提供后勤却一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直接造成民不聊生而群雄并起的局面，短暂的隋朝就这么灭亡了。但唐朝并没有汲取教训，所谓征辽即东征朝鲜的战争还经常不断。

打败日本水军的战事很短，但背景故事却很长。当时的朝鲜并不是个统一的国家。当然占据北方的高丽（即高句丽）一直是为主，但同时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国家：即南方的新罗和百济（见地图）。新罗初名徐罗伐，又名斯罗期卢，是公元四世纪由三韩的辰韩联盟中最有势力的斯卢部所建，统治地区先在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后来扩展到整个大同江以南地区，都城是金城（今庆州）。新罗是汉人对斯卢的称呼，意思是“德业日新，网罗四方”。

百济是东汉后期东北的扶余人在带方（今朝鲜凤山附近）一带建立的国家。后来扶余人入侵朝鲜半岛南部，构成了上流阶层，统治着语言和文化完全不同的土著马韩人，有点类似诺曼底人入侵英伦三岛后统治当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般。百济的鼎盛时期疆土包括西朝鲜半岛（除了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绝大部分以及中国的辽西、河北北部。百济是海上强国，通过海路与中国和日本进行政治和贸易往来。百济使用汉字，在朝鲜三国中和汉人的渊源最深。

就像大部分其他地域诸国一样，高丽与新罗和百济长期处于纷争状态。在唐朝初年，朝鲜三国都向唐高祖李渊称臣。武德七年即公元624年二月初，高丽王高建武派使者来请求得到唐朝的历法。唐高祖于是派使者册封高建武为辽东郡王和高丽王；册封百济王扶馀璋为带方郡王；册封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新罗、百济、高丽三国有宿仇，不断互相攻击。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26年还派国子助教朱子奢前往宣旨劝谕，三国都上表谢罪。虽然三国都名义上是大唐的附庸国，只有新罗比较诚信归附。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即公元643年九月，新罗派人来指控百济攻占了他们的四十多座城池，还和高丽连兵，阴谋断绝新罗人到长安朝贡的道路，请求唐朝派兵救援。唐太宗派人警告高丽王，如果不停止侵犯新罗，他明年将出兵攻打高丽。刚好高丽发生内乱，权臣泉盖苏文弑杀了高丽王，于是第二年冬季，唐太宗以此为理由大规模东征，讨伐高丽。他任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四万多人和五百艘战舰，从山东的莱州跨海直趋平壤；又任命名将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步骑六万和一些胡人直趋辽东。唐太宗还下诏让新罗和百济参与讨伐高丽。这场战争持续了将近一年，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六月在安市城（今辽宁鞍山和海城一带）附近取得了著名的驻骅山大捷，打败高丽北部都督高延寿，杀死了高丽士兵两万多人。民间传奇英雄薛仁贵也在这场战役中一举成名。唐太宗起先对这一大捷十分得意，在给他皇后的舅舅高士廉等人的信上，他自豪地问道：“朕为将如此，何如？” 但其实除了一些小胜仗外，唐太宗并没能征服高丽。不久因为种种原因，他就宣布撤军，在九月份回到辽东。但比较起以前的讨伐高丽，这次东征夺取了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城；增加了中国户口七万人；取得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役的胜利；杀了敌兵四万多，唐军才死了近二千人，但战马损失了什之七八。唐太宗认真检讨后，对自己草率决定征辽深为后悔，叹道：“魏征如果还在，不会让我有这趟的出征！”

唐高宗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百济派使者入贡。唐高宗警告他不要与新罗和高丽相互攻打，不然他将出兵讨伐他们。第二年正月初一，新罗、高丽、百济同时派使者到长安朝贡。永徽六年即公元655年正月，高丽与百济和靺鞨连兵入侵新罗北部，夺取了三十三座城池。新罗王金春秋派使者来长安求援。二月，唐高宗李治派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带兵出击高丽。他们都是中唐名将。五月，程名振等渡过辽水打败高丽军队，杀死和俘获了千馀人。但战争也不了了之，只是烧了他们的一些村落后就退回来了。

显庆三年即公元658年六月，程名振和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又带兵攻打并占领了高丽的赤烽镇，斩首四百馀级，俘虏了一百多人。高丽派大将豆方娄率众三万抗拒，结果被程名振带着契丹士兵击溃，阵亡了二千五百人。第二年底，薛仁贵又在横山打败高丽将领温沙门。

百济仗恃高丽的支援，多次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向唐朝求救。显庆五年即公元660年三月，唐高宗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十万水陆大军和新罗军队一同讨伐百济。八月，苏定方率军从胶东半岛最东部的成山跨海到朝鲜，百济占据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抗拒唐军。苏定方打败他们，百济阵亡了数千人，其他则溃退逃走。苏定方水陆并进，直趋百济的都城，并很快打进外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逃到北部，苏定方进而包围了都城。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带兵坚守。扶余隆的儿子扶余文思带着身边的人翻墙出来投降，百济百姓也都跟从他，扶余泰无法制止。苏定方命令士兵登上城楼，树立大唐的旗帜。扶余泰处境窘迫，只好开门投降。于是扶余义慈和扶余隆以及其他城池的守将都相继投降。百济原有五部，分别统辖三十七个郡、二百座城池、七十六万户人口。唐高宗于是下诏在百济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让百济的酋长们担任都督和刺史。十一月初一，唐高宗在则天门城楼接受百济的俘虏，把他们全都释放了。苏定方前后消灭了三个国家，全都生擒他们的国王，真不愧一位名将。十二月，唐高宗打算再接再厉，任命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带兵分道出击，准备征服高丽。

刘仁轨就是在这时开始扮演了彻底征服百济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当时是青州刺史，而位于山东的青州是大军的后勤重地，因此刘仁轨负责海上运输。结果粮船遇上暴风雨翻在海里，刘仁轨因此被罢免官职。但朝廷还让他以白衣的身份继续主持青州事务。

第二年即龙朔元年（公元661）正月，朝廷征募河南河北和淮南六十七州的士兵，得到四万四千多人，把他们都送到平壤和镂方道的兵营，然后又任命鸿胪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派他率领回纥等部落的兵马前往平壤。当初，苏定方征服百济后，留下郎将刘仁愿镇守熊津都督府城，又让左卫中郎将王文度出任熊津都督，安抚百济的剩余部众。王文度在赴任时在海上遇难（也许病故），于是百济的名僧道琛和大将福信趁机聚众占据周留城（今韩国西南扶安郡），然后到日本将跑到那里避难的王子扶余丰接回来，立他为王，接着带兵将刘仁愿包围在府城。

唐高宗急忙下诏起用刘仁轨代理带方州刺史，率领王文度的部众，取便道发动新罗的士兵去救刘仁愿。刘仁轨高兴地说：“老天要让我这老头富贵了！”他这时差不多六十岁了，显然非常自信。他还向有关部门索取了《唐历》和皇家宗庙的名讳，说：“我将要扫平东夷，在海外颁布大唐的正统历法！”刘仁轨治军严整，转战而前，攻无不克。百济派兵在熊津江口建立了两座栅寨，刘仁轨和新罗兵马联合进攻并打败了他们，百济阵亡和淹死的多达万馀人。道琛等人只好放弃了对府城的包围，退保任存城。不久新罗军队因为粮食用完就回去了。接着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兵买马，于是百济东山再起，势力又增强了。刘仁轨的部队人少，只好和刘仁愿合并，开始休整士卒，并上表请求朝廷下诏命令新罗出兵。新罗王金春秋奉诏，派部将金钦带兵去救刘仁轨他们，但在一个叫古泗的地方被福信打败。金钦从葛岭道逃回新罗，不敢再出来。福信不久就杀了道琛，掌握了百济的兵权。

四月，唐高宗任命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率领的胡人部队组成三十五支大军，水陆两道并进，大举讨伐高丽。唐高宗想御驾亲征，但被皇后武则天给劝住了。秋七月，苏定方在浿江打败高丽，一路上屡战屡捷，进而包围了高丽首府平壤城。

九月初，新罗王金春秋病故。唐高宗封他儿子金法敏为乐浪郡王和新罗王。同时，高丽的权臣泉盖苏文派他儿子泉盖男生率领数万精兵守卫鸭绿水，唐军的后继部队无法渡过。契苾何力的部队到时，刚好江上结冰。契苾何力于是挥师跨过鸭绿江，击鼓呐喊，发动进攻。高丽全面溃败，契苾何力追杀了几十里，杀了三万多高丽士兵，其他人全都投降。泉盖男生仅仅逃得了性命。

虽然契苾何力在鸭绿江边得胜，但其他战线却不很顺利。翌年即公元662二月，浿江道大总管任雅相病死在军中。任雅相为将，赏罚公平，将士都服他，所以他的死对东征大军也是个打击。同时，白州刺史沃沮道总管庞孝泰和高丽军队在蛇水沿岸会战，结果战败，庞孝泰和他十三个儿人全都战死（真比后来的杨家将还要忠烈）。而苏定方从去年七月份开始包围平壤，到了冬天还无法攻克。随着天气转冷，军队的后勤供给成为大问题，军心也开始动摇，又遇上大雪，苏定方只好请求撤军。唐高宗于是下诏让全军班师，因此契苾何力和苏定方他们都回去了。刘仁轨和刘仁愿的兵马便成为留在朝鲜半岛的唯一中国军队。

唐高宗下敕书给刘仁轨说：“包围平壤的军队已经撤回，一座孤城无法单独固守。你应当撤离前往新罗，和他们一道驻守。如果金法敏（新罗王）想让你们留下帮助镇守，那就留在他们那里。如果他们不需要，你应当过海回来。”将士们也都希望西归，但刘仁轨说：“根据《春秋》大义，大夫出到疆场时，只要能安定社稷和便利国家，就可以专权行事，何况现在我们在沧海之外，紧靠着这帮豺狼虎豹！而且人臣必须考虑尽忠，有死而已，只要对国家有利，没什么事不能做。主上打算并吞和消灭高丽，先要征服百济，留兵镇守，正是为了控制他们的腹心。虽然现在到处都是妖孽，但我们防备森严。应当砺戈秣马，找机会出其不意地攻打他们。对方既然没有防备，我们为何不能攻下他们？一旦打了胜仗，士卒自然就放心了。然后我们可以分兵占据险要，发展大好形势，飞表向朝廷奏报，再请求增加士兵和战船。朝廷一旦知道我们成功了，必定会派出大军和名将。援军一来，凶逆将很快就被歼灭。这样我们不但没有放弃垂成的功勋，其实也能永远肃清海外。今天平壤的围军已经撤回，官军也撤离了熊津，那么百济的残渣余孽，很快又会死灰复燃，而高丽的逃犯们，何时才能消灭？况且今天靠着这一城之地，位居贼人的中心。如果我们一不小心，马上就会沦落为流寇。撤离后进入新罗，又是人家的坐客，稍不如意，将后悔莫及。何况福信为人凶恶残忍，非常暴虐；扶余丰则为人猜忌，外合内离。我们和他们共处，势必暗中相害。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守观变，找机会对付他们，不能轻举妄动。”大家都听从了他。

当时百济王扶余丰和福信觉得刘仁轨等孤立无援，便派人跟他们说：“大使何时准备西还，我们应当派人相送。”刘仁轨他们从这口气中听出，百济人已对他们不再防备，于是派兵攻拔他们的支罗城以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寨，消灭了不少百济兵马，然后分兵据守。福信等人觉得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面临大江，地势高险，又是军事要冲，便增派士兵把守。七月份，刘仁轨率领新罗兵马趁夜攻城，从四面八方攀草而上，到天明时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占据了该城，因此打通了新罗的运粮道路，得以继续坚守熊津府城。

福信专权，和扶余丰的矛盾逐渐加深。福信称病躺在窟室里，想趁扶余丰前来探望时杀了他。扶余丰知道后，派亲信袭杀了福信，然后派使者到高丽和日本去请救兵来抗拒刘仁轨他们。第二年即公元663年，朝廷下诏派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带兵过海去援助刘仁轨。孙仁师和刘仁轨等人会合后，兵力大振。于是将领们开会商议，有人说：“加林城是水陆的要冲，请求先去攻击它。”刘仁轨说：“加林城池十分险固，猛攻将造成战士的很大伤亡，包围则将旷日持久。我看不如先去攻打周留城。周留城是贼兵的巢穴，群凶聚集的地方。所谓‘除恶务本’，我们必须拔掉他们的根源。一旦攻克周留，其他各城自动就下来了。”九月份，孙仁师和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前进，刘仁轨则率领部将杜爽和扶余隆，带领水军以及粮船，从熊津江前往白江，然后和陆军一道直驱周留城。

正是这时，刘仁轨创造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击溃日本水军的辉煌战绩。他和孙仁师率领的中国水军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在韩国西海岸）和日本水军遭遇，四战四捷，烧了他们的四百艘战船，烟焰弥天，海水都染红了。倭寇全面溃败。扶余丰脱身逃走，刘仁轨缴获了他的宝剑。王子扶余忠胜和扶余忠志等人知道大势已去，率领百济军民以及日本倭人部众和耽罗国使者，一道前来投降。于是包括周留的百济诸城，全都再次归顺朝廷。只有一名叫迟受信的将领占据任存城不肯投降。这一辉煌的海战大捷具体是什么时间还有点疑问。《资治通鉴》说是九月初八（戊午），但原文是：“九月戊午，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破百济馀众及倭兵于白江，拔其周留城。”所以不清楚是那天攻拔了周留城，还是海战大捷。总的说来，应该是在八九月间。公元663年是癸亥年，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胜利称作癸亥海战，相对于甲午海战。海战的功劳的确应当归于刘仁轨而不是孙仁师。因此《资治通鉴》紧接着补充了征服百济的具体过程：“于是仁师、仁愿与新罗王法敏将陆军以进，仁轨与别将杜爽、扶馀隆将水军及粮船自熊津入白江，以会陆军，同趣周留城。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所以很清楚，孙仁师率领的是陆军，而刘仁轨率领的是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