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83年四月初九，齐武帝萧赜找借口杀了他憎恨的大将垣崇祖和大臣荀伯玉。

车骑将军张敬儿总是相信梦。当初成为南阳太守时，他妻子尚氏就曾梦见自己的一只手炽热如火。成为雍州刺史时，他妻子又梦见一边肩胛火热。他成为开府仪同三司时，尚氏再次梦见半身发热。张敬儿的贪欲无限，便跟亲信说：“我妻子又梦见全身发热。”还自称梦见原来村落里有棵冲天大树。齐武帝听说后非常忌恨他。垣崇祖死后，张敬儿内心开始自疑，刚好有人告发张敬儿派人到蛮人中间走私贸易，齐武帝便怀疑他有反叛的野心，于是趁着在华林园举办八关斋宴，朝臣全都参与的机会，在座位上当场收捕了张敬儿。张敬儿的随从雷仲显知道事情不对，抱着张敬儿大哭。张敬儿脱下头上的貂冠投在地上说：“这东西害了我！”五月二十（丁酉），齐武帝杀了张敬儿，连同他的四个儿子：武陵内史张道文，征虏功曹张道畅，张道固，和张道休。齐武帝宽宥了他小儿子张道庆。

张敬儿是南阳冠军人，本名苟儿，宋明帝因为这名字粗鄙，便改为敬儿。他父亲张丑是郡将，官至节府参军。张敬儿少年时即弓马娴熟，很有胆气，喜欢射虎，发无不中。南阳新野一带有到野外骑射的风俗，而张敬儿臂力又特强，所以他请求入伍成为曲阿卫戍的驿将，后来升到郡马队主和宁蛮府行参军。他跟随同郡人刘胡领军讨伐襄阳的各个山蛮，深入险阻，所向无敌。他后来又参与出击湖阳蛮人。官军退却时，蛮人追兵多达数千人，张敬儿单马殿后，冲进敌阵，来回数十趟，杀了好几十人。他左腋还中了箭，但依然顽强作战，蛮人无法抵抗。平西将军山阳王刘休祐出镇寿阳时，寻找善于骑射的人才。张敬儿因为勇敢善战而受到宠爱，成为长史兼行参军，领白直队。

泰始初年（466），张敬儿封宁朔将军，率军讨伐晋安王刘子勋的叛军，和对方的大将刘胡相拒在鹊尾洲。叛乱平定后，张敬儿成为南阳太守。泰始三年，薛安都的儿子薛柏令和薛环龙等人占据顺阳和广平，接着入侵义成和扶风边界。宋徐州刺史巴陵王刘休若派张敬儿和新野太守刘攘兵反攻并打败了他们。张敬儿然后转为顺阳太守，但由于南阳蛮人再次骚动，朝廷于是重新启用张敬儿为南阳太守，不过因母亲去世而离职还家。

宋明帝猜忌桂阳王刘休范，暗中为之防备，因而起用张敬儿为宁朔将军兼越骑校尉。桂阳王起兵时，张敬儿隶属萧道成驻扎在新亭，和黄回一道用计并亲手杀了刘休范（先前已详述过），为平定叛乱立了大功。萧道成为了牵制荆州刺史沈攸之，很快就任命张敬儿为持节、负责雍梁二州和郢司二郡军事的雍州刺史，封襄阳县侯，食邑二千户。张敬儿带领部曲赴任停泊在沔口时，乘舴艋小船过江去拜谒晋熙王刘燮。在江中间遇到风浪，小船倾覆，他身边精壮的随从都游走了，剩下两个小吏困在船舱下，大喊“官人救命”。张敬儿将他们提起挟在腋下，一边一个，随着颠覆的船身上下起伏，挣扎着浮在水上。就这样漂流了几十里才被救上岸。朝廷授予的持节也沉没了，但宋明帝补给了他。沈攸之反叛时，派使者联络张敬儿。张敬儿招待他十分周到，还专门为他设酒席，并跟他说：“沈公那里忽然派使君前来，可不是一般的使命。”于是在听事厅前排列了帐下武士，当场杀了使者。他接着召集部曲，趁沈攸之东下，率军袭击江陵（前已详述）。沈攸之兵败身死后，朝廷进号他为征西将军，封为公爵，食邑增加到四千户。

张敬儿接着在襄阳城西大盖豪宅，聚敛财富。他又要把羊叔子（魏晋名臣羊祜）的堕泪碑迁走，打算在那里修建亭台。他的纲纪劝道：“羊太傅遗德布满天下，明公不宜迁动。”张敬儿说：“羊太傅是谁？我不认识。”

朝廷后来征张敬儿为护军将军，照样兼任常侍。张敬儿是武将，不懂得朝廷礼仪。听说要内迁了，他便在密室中屏退左右随从，开始学习揖让答对等礼节。他对着空中俯仰，经常一搞就是一整天，妻妾侍从无不私下偷窥偷笑。齐高帝萧道成即位后，授他为侍中和中军将军。萧道成去世后，张敬儿在家里偷偷哭道：“官家大老天子，可惜了。太子年龄小，我一向和他没什么来往。”萧道成遗诏加授张敬儿为开府仪同三司。他即将拜受前，跟自己的妓妾们说：“我拜了之后，应该黄阁（即成为宰相）。”因而嘴里自作拜相的鼓声。拜受之后，王敬则跟他开玩笑，称他为褚渊。张敬儿说：“我的功名是马上所得，总不能当华林阁勋吧？”把王敬则气得不行。

张敬儿最初不识字，晚年成为方面大员后，于是开始学习和阅读《孝经》和《论语》。他还到新林慈姥庙为妾祈祷，乞求生个儿子，还自称三公。他当初娶前妻毛氏，生了儿子张道文。后来娶了尚氏。尚氏很漂亮，张敬儿为了她抛弃了前妻。几年后，齐武帝有一次和豫章王萧嶷在三日曲船舫上饮宴，发现一只舴艋小船漂流到御坐前突然倾覆。齐武帝因此谈到张敬儿，后悔杀了他。张敬儿弟弟张恭儿，不肯出仕，总是住在上保村中，和普通居民没什么两样。张敬儿待他很好，张恭儿也每月出门探望他一次，然后马上回去。他后来在襄阳听说张敬儿出事了，便带着几十随从骑马逃进蛮人之中，官府收捕不到。后来出来自首，齐武帝宽恕了他。这都是后话。

张敬儿女儿是征北咨议参军谢超宗的媳妇。谢超宗跟丹阳尹李安民说：“‘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你有什么打算吗！”李安民如实向齐武帝启奏。齐武帝历来讨厌谢超宗的轻慢，便让兼御史中丞袁彖上奏弹劾谢超宗。六月初十（丁巳），朝廷将他收付廷尉，然后流放到越巂，在路上赐他自尽。齐武帝又因为袁彖的奏折不够严厉刻切，又让左丞王逡之上奏弹劾袁彖对这事轻描淡写，阻扰律法，不明是非。结果袁彖不但被免官，还受到十年禁锢。谢超宗是谢灵运的孙子，袁彖则是袁顗弟弟的儿子。

南齐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坚决推辞开府的职位。他跟他兄长的儿子王俭说：“你在朝廷担任重职，犹如三公。我如果再接受这一荣耀，那就是一门里有两个三公。我实在很担心。”因此长年不肯拜受。齐武帝最终让步了，终于在七月二十二（戊戌），加授王僧虔为特进。王俭修建了一座长梁斋，排场稍微过了头。王僧虔看了很不高兴，竟然不肯进去。王俭当天就把这斋所给毁了。

当初，王弘和兄弟们聚会，让子孙们任意游戏作乐。王僧达跳下地假装小老虎；王僧绰端正地坐着，捡起蜡烛珠捏成一只凤凰；王僧达和其他孩子争抢东西，即使打坏了也不觉可惜；王僧虔则认真地将十二粒博棋子累搭起来，既不坠落，也不重作。王弘叹道：“僧达英俊爽朗，应当不比别人差，但只怕最终会给家门带来危境；僧绰估计会以名声和大义见称于世；僧虔一定会成为一位长者，位至三公。”后来果然都像他预言的那样。

八月十五（庚申），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回来，整个行程长达三万馀里。十月二十二（丙寅），朝廷派骁骑将军刘缵出使北魏，北魏主客令李安世接待了他。李安世拿出自己收藏的玉宝，让商人到集市去卖。刘缵好奇地说：“魏的金玉都非常便宜，应当都是出自这里的山水吧？”李安世说：“圣朝不看重金玉，所以如同瓦砾一样不值钱。”刘缵最初想到集市上大量购进，听他这么一说，就不好意思去买了。刘缵多次出使北魏，冯太后因此私下和他发生关系。

同时，南齐尚书令王俭进号为卫将军，参与掌管选拔官吏的大事。这年，南齐撤销巴州。

永明二年即公元484年正月初二（乙亥），南齐任命后将军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竟陵王萧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并为他安置佐吏，领兵出镇西州。萧子良少年时就清静高尚，留意收养宾客，因此才俊之士，都集中在他门下。他在西州修建了府邸，里面收藏了很多古人的器物和服饰。记室参军范云和萧琛、乐安人任昉、法曹参军王融、卫军东阁祭酒萧衍、镇西功曹谢朓、步兵校尉沈约、扬州秀才吴郡人陆倕，都因为他们的文学造诣特别得到他的厚遇，当时号称八友。法曹参军柳惲、太学博士王僧孺、南徐州秀才济阳人江革、尚书殿中郎范缜、会稽人孔休源也是他的门下。萧琛是萧惠开的侄子；柳惲是柳元景的侄孙；王融是王僧达的孙子；萧衍是萧顺之的儿子；谢朓是谢述的孙子；沈约是沈璞的儿子；王僧孺是王雅之的曾孙；范缜是范云的堂兄。

萧子良非常笃信和喜爱佛教，经常招来名僧讲论佛法。佛教在江南还从没这么流行过。他有时还亲自给各位名僧送佳肴美酒，世人颇觉得他有失宰相的体统。范缜则坚持认为世上无佛。萧子良说：“先生要不信因果，那么怎会有人富贵有人贫贱？”范缜说：“人生就像树上的花絮一同飘走一样，随风而散。有的拂过帘幌后落在茵席之上，有些则卡在篱墙上又落在粪池之中。落在茵席上的，就像殿下一般；而落在粪池中的，下官就是。我俩贵贱虽然不同，但因果究竟在何处！”萧子良答不上来。范缜又著了一部《神灭论》，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则是形体的应用。精神对于形体，就像锋利对于尖刀。从没听说尖刀没了，还有什么锋利可言。所以怎么可能形体消亡了精神还在？）这一理论一出，朝廷内外全都哗然。很多人对此提出疑问，但最终都无法驳倒他。太原人王琰著论讥笑范缜说：“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想以此堵住范缜的口。范缜回击他道：“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萧子良让王融跟他说：“以先生这般不寻常的才干，还怕当不到中书郎吗？为何要故意搞出这些荒谬的理论毁了自己？太可惜了！应当赶快把这著述毁弃了。”范缜大笑道：“要我范缜放弃理论当官，我早当到尚书令和仆射了，何止一个中书郎！”

萧衍喜欢筹略，是个文武兼才，所以王俭非常器重他，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异，说：“萧郎年出三十时将贵不可言。”

正月二十九（壬寅），朝廷任命柳世隆为尚书左仆射，丹阳尹李安民为右仆射，王俭领丹阳尹。

六月初一，南齐封中书舍人吴兴人茹法亮为望蔡男。当时有四位中书舍人，各住一省，称作“四户”，由茹法亮和临海人吕文显等人担任。他们总掌重权，势倾朝廷。各州的地方守宰多次更换升迁，总要向他们赠送厚礼，因此他们的年收入高达数百万。茹法亮曾当众夸口说：“何必要去请求外派的俸禄！我这一户中，一年也可以弄上一百万。”只是大约数字。后来因天象有变，王俭便极力警戒说：“吕文显等人专权徇私，上天因此出现异常现象。灾祸恐怕会由四户而起。”齐武帝亲手书写诏书答复并赞扬他，但却不能改革弊端。

七月十四（甲申），南齐封皇子萧子伦为巴陵王。

南齐事情暂且放下，再回到北魏。公元484年春正月，北魏下诏任命陇西公拓拔琛和尚书陆睿为东西二道大使，到各地去考察官员政绩，褒扬良善，惩罚恶劣。二月，柔然国派使者来上朝贡献。四月十二（甲寅），魏孝文帝来到方山，四天后回宫。四月十八（庚申）他又来到鸿池，四月二十五才回宫。五月十三（甲申），北魏派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和员外郎兰英出使南齐。

北魏原来的税制是：每户收取棉帛二匹，棉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斛。同时州里还征收棉帛一匹二丈，藏入州库，以备朝廷征调的需要。朝廷基本根据地方特产征调物品。六月二十六（丁卯），北魏下诏说：“设置官吏，班发俸禄，是行之有理的制度。《周礼》有官员食禄的章典，两汉也有官员受俸的秩度。到了魏晋，也无不延续往日的宪章，用经纶治国。但自从中原丧乱以来，这制度就中止了。先朝因循守旧，也每时间更改。朕长久借鉴各地的经验，为了了解民间的疾苦，总是起早贪黑，为之忧虑勤奋。现在依据旧日的章典，开始为百官班发俸禄。从今以后，每户增收棉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官司的俸禄。同时增收入州库的棉帛二匹。虽然这样做也许会有短期的麻烦，但将有一老永逸的效益。官员实行俸禄之后，贪赃满一匹的处死。今天的变法改革，将作为崭新的开始，所以大赦天下。”

六月二十七（戊辰），武州洪水泛滥，损坏了许多民舍。七月二十五（乙未），魏孝文帝来到武州山石窟寺。八月初四（甲辰），他下诏说：“帝业至关重要，除非广为咨询则无法导致大治；王务至为繁杂，除非博采群议则无法建立功业。古代的帝王知道是这样，所以虚己以求认识自己的过失，明恕以求思量自己的错误。因此尧舜的时代设置了谏鼓和谤木，作到了了解民情，万物安宁的局面。朕继承祖先圣贤建立的洪伟基业，又遇上千载男逢的昌盛时运，所以总想仿效古人的道德风尚和行为做法。承明（476）初年，朕颁诏朝廷内外，让大臣们尽力规谏，以弥补欠缺。然而中旨虽然宣布，但提出合理建议的人很少。所以朕决定变法，远遵古代的法典，制定俸禄制度，更改刑法律令。但法律的宽严或许未必公允，人们或许也有异议。只是想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可能觉得没有理由表达见解，所以导致上面也许考虑不周，而下情又无法上达。朕今天就下令让公卿和百官，工商和吏民，各自上呈自己的见解。凡是对百姓有利，对治国有益的，即使有损害教化和为政嫌疑的，只管直言极谏，千万不要有所隐讳。言词不必烦琐华丽，只要把道理讲得简单真实就行。朕将亲自阅览，好知道世事的重要，并一定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九月二十五（甲午），南齐派大臣出使北魏。九月二十九（戊戌），北魏再次下诏，班禄从十月开始，季末发放。根据原来的法律，枉法贪赃十匹以上，受贿收礼贪赃（所谓义赃）二十匹以上，定罪处死。实行俸禄后，改成义赃一匹以上，枉法贪赃则无论多少，全都处死。朝廷于是分别派出使者，到全国各地去调查地方官吏，检举弹劾贪污腐败的人。

秦益二州刺史恒农人李洪之以外戚的身份成为显贵，为政贪婪残暴。在实行班禄之后，李洪之成为第一个因贪赃被捕的官员。魏孝文帝命令将他套上锁链押赴平城，召集百官亲自临场罗列他的罪状。不过还因为他是大臣，允许他在家自裁。其他地方守宰因贪赃被处死的有四十多人。得到俸禄的官员无不非常小心紧张，贿赂现象几乎灭绝。然而官吏犯其他罪行的，魏孝文帝一律予以轻判，有疑问的或奏请朝廷解决的多数都减免死刑，改判流放边远地方。每年被这样判处的人数以千计。在京都一带判死刑的每年也不过五六人，州镇也不多。

俸禄实行了一段时间后，淮南王拓跋佗上奏请求依旧取消俸禄，冯太后因此召群臣商议。中书监高闾以为：“饥寒关切到自身，慈母也不能保住自己的孩子。今天为官员提供俸禄，那么清廉的当然更不会滥用职权，而贪婪的也会小心谨慎。不给俸禄，那么贪婪的可以放肆为奸，而清廉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淮南王的提议，不是有点荒谬吗？”朝廷下诏同意高闾的提议。

高闾又上表认为：“北边的戎狄凶悍愚昧，如同禽兽。他们的长处是野战，短处则是攻城。如果利用戎狄的短处去抑制他们的长处，那么即使他们人多也不足为患，即使他们来攻也无法深入。还有，他们散居在荒野沼泽，跟着水草游牧，进攻使他们不得不带着家业一块前来，逃走时又不得不带上牲畜一道跑散。他们用不着带干粮而能饮食自给，所以历代以来一直成为我们的边患。目前我们有六个边防重镇，军力分散，即使没有战争也不得不养着大量兵员，互相之间也经常闹矛盾，很难制止。所以臣建议依照秦汉时的办法，在六镇的北面修筑长城，然后在要害的地段，修建大门通道，并在附近建造一座小城，派兵把守。这样，戎狄就无法攻城，野外也抢不到什么东西。附近的野草吃完，他们也就离开了，最终一定会吸取教训，不再侵边。估计六镇从东到西也就不过一千里长，每个民工干一个月，可以建三步长的城墙。劳力强弱平均一下，也不过十万人干上一个月就可以完工。虽然暂时会很辛苦，但可以一劳永逸。建长城有五大好处：第一，可以避免边境巡防的劳苦；第二，北部牧民不再有被抢掠的忧患；第三，可在城上观察敌情；第四，也不用时时刻刻进行军备；第五，可以放心长年进行运输，朝廷的供应也就不至于匮乏。”魏孝文帝下优诏赞扬这一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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