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周本纪》里的说法，“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这个说法相当可疑。首先就文本来说，建洛邑太突兀了。前面刚说武王从朝歌回到周原大封诸侯，然后失眠和弟弟姬旦聊天，怎么又突然回到殷商之境，以大跃进的速度建了一座城池，然后又潇洒地抽身而去？怎么看这都是梦游的节奏。还是《竹书》说得靠谱，洛邑是在“三监之乱”被平灭之后才有的，“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有意思的是，《鲁周公世家》与《竹书》吻合，而与《周本纪》矛盾，不知道司马迁是怎么想的。司马迁当时肯定没有看到过《竹书》，而《竹书》与《鲁周公世家》对得上，这足以说明《竹书》不是伪书。

要给太史公的说法一个说法太难了，比“三五一十五”都难。武王那晚可能跟他弟弟谈了谈洛邑的重要性和日后的规划，这便是《逸周书》里《度邑解》的来历，“度”即规划，“邑”指洛邑。武王登基不到三年就驾崩了（《竹书》说是五年，《管子》则说是七年），哪来得及营建一座可以作为都城的城市？更何况当时周的新都城镐京才建了没几年。不知道《周本纪》的记载来自哪里，也许是听了某个汉儒的报告吧。

根据出土的何尊铭文，洛阳是武王的儿子成王监制的，作为陪都。因为洛邑是成王营建，所以它有另外一个名字：“成周”。

“梦游”之后，姬发华丽地出了一张大牌：马放南山，刀兵入库。《周本纪》说的比这八个字啰嗦得多，也浪漫的多：“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真的吗？不管怎样，“马放南山”的典故由此而来，“华山之阳”即“华山之南”。倘若周朝自武王之后不复用兵，周朝不要说八百年，连八年都过不去。中国史书的一大特色便是睁眼说瞎话，而且说得特别认真，比东北小品还认真。

那天晚上，前来询问武王为何不睡觉的周公旦自始至终未置一词，可能睡着了也不一定。

司马迁提到当时尚不存在的洛邑，却未提一个重要的音乐事件：《大武乐》。《大武乐》是名副其实的周朝好歌曲，影响深远，号称是夏商周三代的代表作，相当于周朝的国歌。它还配有歌词，便是《诗经•周颂》中的《武》、《赉》、《桓》。《竹书》和《左传》都认为《大武乐》的作者是武王，我倾向于《吕氏春秋》的说法：作者不是武王，而是他的弟弟周公旦。

《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武》是《周颂》里的一篇，最后一句确实是“耆定尔功”，意为大功告成。从这最后一句来看，倒确实像武王所作，取商而代之，当然是“大功告成”，一点都不骄傲。问题出在前两句，“于皇武王，无竞维烈”，意思好懂：“伟大的武王啊，您的伟业举世无双”，不好懂的是：武王得意忘形，以致如此丧心病狂地歌颂自己吗？就算是“伟 光 正”，也是借别人之口唱颂歌，哪好意思自弹自唱自嗨？

如果《武》真是武王的作品，我只能说武王当时疯了。武王高兴得发疯，这个画面很难让人接受，本人倒是无所谓，圣人们恐怕受不了，那么最好把《武》的作者署名从姬发改成姬旦。再说武王不需要成为诗人，写不写诗对他来说没有多大意义，李后主倒是能写，写得国破家亡，最后把自己都写死了。

周公制礼，礼乐不分家，整本《诗经》都是可以唱的，相当于卡拉OK点唱谱。从五帝以降，音乐一直是教化的重要工具。虞舜时的乐官是夔，姚重华先生曾盛赞“若夔一足矣”，意思是像夔这样的音乐家无与伦比，有一个就足够了，周公的后人鲁哀公连这句话都看不懂，问孔子夔是不是只有一只脚，估计鲁哀公学的是白话文。孔子没有笑场，认真地告诉鲁哀公夔有两只脚，不是残疾人。

据《竹书》记载，《大武乐》作于灭商的那一年，“巢伯来宾”。巢国是商朝的一个小诸侯国，地处偏远的南方，是否为传说中“有巢式”的后裔所建不详。听说商朝被推翻，巢伯赶紧向周朝表示坚决拥护新政府，作为一个小国，巢伯这么做是明智的，他只要获得一纸官方委任状，继续做他的伯爵，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好，天下姓子还是姓姬，关他什么事？孔颖达给了只求自保的巢伯一个感人肺腑的理由：“慕义来朝”，这四个字太高明了，一下子把主人与宾客都送上了一个“需仰视才得见”的高度。

《尚书》除了提到巢伯来宾，还有“西旅厎贡厥獒”，旅是西戎的一支，前面从未提过，算是一支新款西戎。旅国进贡的是活物：体型很大的狗，具体样式可以参考藏獒。那一年，大周五谷丰登，为“大有年”。

很多年、很多年以后，鲁迅的师父章太炎先生在《讨满洲檄》里说：“自周公兼夷狄 ，定九宇，四海之内，提封万里，旅獒、 肃慎无敢不若。”，这几句话器宇轩昂，不过他老先生犯了个技术错误，“旅獒”不是一个国家，“旅”才是国名，“旅獒”是指旅国的名犬，相当于“藏獒”。如果章老先生明知故犯，那么他就是存心侮辱了。顺便提一下，章太炎有个英文名字，叫“Binglin Zhang”，挺酷的，我也有个英文名字：“Weidong Xia”。从章太炎的檄文里，可以判断他看过《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