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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的国共之争 (11 / 14 )
目录
1、舆论战
2、七七前的中日战场
3、国共从十年对抗到合作
4、抗战全面爆发：七七和八一三
5、抗战初期的退却阶段
6、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7、正面战场
8、敌后战场
9、伪军
10、磨擦
11、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
12、与日、伪接触
13、资源和代价
10、磨擦
摩擦，或国共摩擦是指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时间的军事冲突，这些冲突一般都发生在敌后游击区和游击区和非沦陷区的交界附近。
国共两党原来是死敌，抗战时国共合作，既难放弃前嫌，又有后顾之忧，怎么可能完全彻底地合作。虽然在抗战八年里，数次矛盾激化，国民党称“中共破坏抗战”，共产党称“三次反共高潮”，但自始至终，关系没有破裂。就像两党关系没有破裂一样，两党两军之间的摩擦的原因也是复杂的，每次都不尽相同的。除了前嫌和后顾，当时的形势也压迫两军互相摩擦。
在国共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初始，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路线。可是这条路线很快得到改变，成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对共产党来说，这两个“一切”，不要说抗日，简直就是一条死路。蒋介石一定会利用日本人消灭共产党。所以，只有保持距离才能生存，才能合作。蒋介石来说，虽然已经化敌为友，却又不服从指挥。作为一支军队，独立自主，那不就是养虎为患吗？可是到这时要想灭掉共产党除非跟日本合作，这在政治上绝对行不通。当然，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国共合作还是有基础的。特别是在刚开始时，八路军的编制还很小，新四军更是微不足道，尽可以使用、发挥，保持编制。随后，特别是到了战略相持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开展游击战的力量和区域有所增加，问题就来了。所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共产党要在敌后发展，而国民党是不愿意共产党发展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双方时常会以部队向对方挤压，企图控制更大的有利区域，压缩对方的空间，结果是每每产生冲突，形成摩擦。国民党为此称这些共产党部队为违令的或者非法活动的异党部队，共产党则称与之摩擦的国民党部队为顽军，意思是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部队。
在北方的国共摩擦最大的事件发生在山西，称晋西事变。早在“七七事变”之前，山西地区的有共产党背景的和由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阎锡山的包容，发展成了抗日救亡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成份包括国民政府山西省政府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并由山西省政府阎锡山，由薄一波主持工作。牺盟会在山西组织和训练民间武装并成立名为游击队、决死队、自卫队武装，自称新军，区别于被称为旧军的原有的晋绥军。到了1939年，新军的编制有四个纵队。共产党在山西省和周边地区建立了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游击根据地和政府。共产党认为阎锡山对抗日的态度存在动摇，阎锡山认为牺盟会已被共产党所操纵，边区政府内的许多县的政权已经被共产党所掌握。为此双方对新军的争取和拉拢发展到激烈的程度。以至于在新军内部、新军和旧军之间、新军旧军和地方政府之间发生了新军官兵、旧军官兵被杀，地方政府人员被杀的事件，成为晋西事变。结果是新军分化，晋绥军一部分投向共产党，阎锡山的政权被压缩到晋西南。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阎锡山因为担心国民党中央军可能因为事变扩大而进入陕西，所以做出让步，并称自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力量，同意了共产党的一些提议。共产党认为与阎锡山还是有可能合作的，而且合作是有利于山西及周边地区的形势。于是在1940年4月达成协议，事变平息。此后双方仍然摩擦不断，甚至与有结合日伪军进攻对方的例子。比如，在《华北治安战》里有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这种现象实在不能算作是隔岸观火、乘人之危或者见死不救了，甚至超过了借刀杀人的地步。
在南方地区的国共摩擦发生在江苏、安徽的第三战区中国民党部队和新四军之间。新四军刚成立时在皖南有三个支队，按照第三战区的命令一部分在皖南芜湖附近三、四个县活动，另一部分到江苏丹阳、金坛附近茅山地区的几个县活动。由于新四军希望向长江以北更广大的敌后地区发展，几度向第三战区和江苏省政府的韩德勤要求分配一块江北的地区作为新四军的战区，都遭到拒绝。为此新四军以一部分渡江进入扬州以西的部分沿江地区，并控制了瓜州渡口。这样，江南和江北的新四军就连成一体了。国军之所以不让新四军在江北有活动地区，是因为对江南的新四军通过江北地区与北方的八路军取得军事联系的可能性非常警惕。为此命令韩德勤把江北的新四军压到江南，或将其消灭。这样，双方的摩擦不断加剧，多次发生激烈战斗。在双方的目的都无法达到的情况下，新四军抓住机会，在黄桥一战对国军造成很大创伤后，取得优势，开始进入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从此，两军之间凡有一部运动靠近另一部，就往往发生冲，为此摩擦不断。在此，要注意另外一件与此相关的事情，因为国共双方都希望减小摩擦事件的影响，不管是黄桥战役还是之前的多次冲突，都没有实际见诸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共产党根据地地区的报端，最多只有细微的不明显的透露。
事至如此，蒋介石命令江南、江北的新四军全部向北调动，按照指定路线进入进入黄河以北。谁知江南新四军刚开始行动，就有报纸报道，透露行动路线。结果日军立即就占领了预设的长江渡口一带。于是新四军不再接受国府的行动计划，自行制定北进路线。国府认为新四军违反命令，擅自改变行动路线，是叛乱。于是北撤中的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三支队一部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受到国军的伏击。除少数人突围以外，多数阵亡或被俘。国共分别称此役为新四军事变和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国民党政府定为叛军，断了饷，声称要剿灭。可是因为敌后的形势复杂，新四军一直未能被剿灭，反而慢慢增强。虽然双方交接处仍常有军事摩擦，并相互清除进入本方地区的对方军政人员，但大体上又默认了对方的势力范围，并仍然有沟通的渠道。
比如1943年，当韩德勤在淮安以东的游击区受到日、伪军扫荡威胁时，与新四军4师商量，把部队撤到新四军控制的淮阴、涟水一带休整。新四军同意后，双方合作对付并经受了敌伪扫荡，没有重大损失。此时韩德勤不急于向东回原来的地区，反而有向西策应西面安徽王仲廉部的意向。因为新四军从1941年皖南事变起就被国府定性为叛军，所以如果韩德勤和王仲廉把新四军4师在此消灭无疑是立下大功。可是新四军4师感觉到韩、王强大部队的两面施压的危险后，伺机率先向韩德勤部发动突然进攻，韩德勤被俘。韩德勤原来所在的淮安以东地区也被新四军控制一部。最后陈毅和韩德勤谈判，从新四军新控制的地区划出一块，让韩德勤带领剩余的数百人回去了，并仍然称韩德勤为江苏省省主席。摩擦就再次缓解。
国共摩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两党之间的前嫌，这是很难磨灭的。有了前嫌，之后的一切行为可能都被看成是恶意。因此曾涉及到摩擦的部队以后再生摩擦的机会就更大。相互敌视，相互拆台，当一方受困时，另一方也不相救。
国共之间的摩擦，用现在的眼光看，似乎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头等重大的事，事实上未必如此。在那个时候，中国已经经过了好几十年群雄天下的乱世，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各地军阀自行其道，割据混战，大乱天下。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他，再加上十年国共内战，各派军队互斗早已习以为常。国共之间的摩擦战，从规模上已算不上是最大的。所以，即使在“皖南事变”这样的对新四军真正伤筋动骨的打击之后，周恩来也不过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上写一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只表露怨气，不表露仇恨。远远没有翻脸，或报复的意思。当然，之后还是摩擦不断。
从某些角度来看，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冲突比起与日军和伪军的军事冲突，相对于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的军事冲突比起与日军和伪军的军事冲突，要明显多。特别是从国民党的宣传的角度看，有“共产党一直在跟国民党打，而不打日本人”这样的说法。当然这有相当一部份原因是出于宣传。不奇怪，谁都要宣传。可是如果查一查数据，这又是有根据的。前面说了，是“从某些角度”出发的。从不同的角度看数据，会得到不同结论的，问题是要不要从多个角度分析。
国民党军队的大多数布置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作战，大大小小的战役有几十次，而基本上不与共产党军队接触。这些作战行动就远远多于与跟共产党军队摩擦的军事冲突了。共产党的游击战部队除了部分深入敌后孤立于日军、伪军控制的地域外，很大部分是位于与日军占领区犬牙交错的地域。这样的地域要么是一侧面对和切入日军、伪军控制区，另一侧与国民党控制的后方、半后方相邻，如晋察冀；要么就是与日军、伪军、国民党游击部队相互交错，如第3战区。总之是紧贴国民党军队的。不像国民党游击部队，共产党军队和敌后游击根据地在财政上是依靠不到国民党政府的。因此就要选择军事上比较能攻易守，财政上有当地经济来源的地域作为根据地或者活动区域。这样的地段，国民党也是不会放过的，跟不用说它就不想让共产党得到。所以就相互挤压，发生像前面列举的各种摩擦战例。这些摩擦战，虽然都有双方的因素，但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作战相比，只占小部分，而跟共产党的所有作战相比，就占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20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