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教室

C：在您的自述中，您的决定常常包含对他人和周围环境的考虑，可以看出您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学是这个时代造福人类最为直接的、影响力最大的手段，您为什么一心选择遁入空门呢？甚至有人说，您的选择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您对此又是如何理解的？

L：一切行业存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什么呢？我想不仅仅是生存，而应该去寻找人的幸福，人的发展，让人能成为真实的自己。教育尤其如此。我从小喜欢数学，是因为数学向我展现了世界的神奇，人类心智的伟大，打开了一片心灵探索的世界。我所关心的，是心灵的启迪、成长与教育。如何让人成为一个丰富而完整的人，一个幸福而善良的人。 我一直在探索。 曾经我是一个过于理性而拘谨的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我在佛法 及传统文化中获得了莫大的喜悦与成长，前行的信心与力量，我看到了心灵的自由与宽广，因此我想去研究和弘扬它。

曾有一位中央领导到龙泉寺视察，他问我为什么出家。我说：“出国不如出家，很多大学生出国，都去为美国打工了，我要为中国文化服务。”领导听后很赞许，说：“我们国家培养的很多人才都流失了，你弘扬中华文化，很好。”

C：照您所说，这似乎也是一种爱国精神？

L：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上，老师就教导我们：“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当时挺感动的。高中时我特别喜欢读屈原写的楚辞，也受到他很大的影响。我觉得爱国就要爱我们的文化，佛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我对儒家、道家、中医、太极拳等也很感兴趣——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有文化自信，才能走向文化自强。

C：那么您是否考虑过一边做科研一边学习佛法呢？有人说“中国不缺修为高的隐士，缺的是像亚里士多德、牛顿这样在哲学与科学领域都很有影响力的人”，像您这样有天分的人，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中学时数学与传统文化对于您来说是相互促进的，这种内心的平衡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为何就不受用了呢？

L：你说的方向没有错， 我也希望把佛法和科学相结合。但学任何专业都需要就其本身深入钻研，如果还没有钻进去，就奢谈什么结合，那往往是肤浅的。我了解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佛教学者，他们为了了解佛法，会到泰国、缅甸等地出家体验十几年，然后才回到大学里讲课。佛法博大精深，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它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修行方式。所以出家这几年，我是以学修佛法为主的。此外，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了。我们有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美国比肩，我们生产的无人机翱翔于世界各地，我们开发的支付宝、微信为全球人民提供方便。我觉得传统文化的研究这块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参与，然后才能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

C：那您会不会考虑像您所说的西方国家的佛教学者一样，出家若干年之后回到尘世？毕竟作为居士也可以修行。

L：这个没必要。有一回，一位我的高中老师来看我，劝我到大学里研究佛学。我告诉他，在一般大学里面，佛学是哲学系-宗教哲学专业中的一个三级学科，研究经费和人力的投入都非常不足，研究的范围也比较窄。有一些外国的佛学科系，上世纪比较红火，现在去读的人很少，已经快到门可罗雀的地步。所以真要研究佛法，还得靠出家人，有信仰，全身心投入，而且研究人员的基数有保障。他听了也比较支持我的选择。再一个，我不想受学术体制的限制，经常研究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问题、细枝末节的问题，乃至于有违佛教基本立场的问题。这样只会限制自己的发展。我希望在环境清幽的地方有一个小庙，我在庙里办一个小研究所，然后大家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晨钟暮鼓，没有什么人来打扰，只剩下修行和思考。有空我还可以陪父母去世界各地转转。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

C：您认为目前在寺院的修行研究，是您理想中的佛教学习方式吗？

L：北大的学生多少会有些理想主义，不安于现状，我个人也会对现实有些批判吧。我姑且说一说现在的想法，将来也许会变化。我觉得主要是教学方式可以改进，佛教本身是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佛陀的本意是让人们觉悟生命的真相，要用合理的方式来思考生命、认识生命，是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并不是盲从于某种教条。所以应该更多地采用体验式教学，这样的课堂应该是很开放和民主的，应当少一些灌输或照本宣科。一切佛法的概念，都需要在当下，在师生的互动和对话中重新建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领悟。因此才有了那么多的禅宗公案。我们对当下发生的事情，要有很大的开放性。教室之外发生的事情固然重要，却没有教室内正在发生的事情重要。

C：在外界的评论中，有些指出您大学毕业剃度出家时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您是否想过和李叔同一般，先积累社会经验，再遁入空门？

L：社会经验慢慢会有的，否则多少岁能说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呢？可能到四十岁、五十岁也未必真正理解这个社会。所以这个不是理由。人生是短暂的，我觉得当我选定了一件事情，就应该先坚定地去尝试，同时要时常反观内心，总会有所提高。社会经验在佛门一样可以积累。我们僧团的出家人来自各地，文化程度和生命经验各不相同。我来到僧团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人，我很喜欢了解身边同学的生命故事，觉得这些故事极大地拓展了我的生命。而且我觉得这种经验在其他任何一个团体都是难以获得的，不管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你接触的人都是和你类似的。在学校就更是如此了。另外很多人理解的所谓社会经验，主要是指社会的黑暗面，我觉得这是很狭隘的。我所理解的社会经验，是指了解人的丰富性，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了解怎样和不同的人相处。

责任与自由

C：您提到过，在大二时就有了出家的打算，但您在本科期间一直并没有放弃专业学习和研究，另外还考了托福和GRE。那时为什么没有选择更多地去研究佛法？

L：专业课当然要学好，那是自己本分的事。不能把其他的事情作为逃避学习的借口。如果专业课成绩不好，干别的也很难安心、投入地去做。所以我在专业课上还是很认真的，高中时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我也没有刻意要去和别人比。至于英语，本来不想考的，后来我妈跟我说，将来即便你出家，英语也是基础。我听她的，就去考了。

C：父母当时就知道您想出家？

L：看我那么喜欢学佛法，应该能想到吧。

C：您为什么又申请去麻省理工读研呢？

L：也是避免让父母操心，当时就顺从他们的意思去申请了。首先我希望能完成学业，在北大的求学经历是一生中难得的。既然不会马上出家，那我得给父母一个交代，让他们知道我在好好学习，不用过早地担心。

C：媒体报道中很多都提到您与父母的争执，称您的父母“内心饱受煎熬”，父母的态度是您遇到的最大阻力吗？

L：媒体上常说我父母不同意，其实父母是非常爱我的，他们也愿意给我一个尝试的机会。恰恰是因为媒体的炒作，给我父母很大压力，导致他们在一段时间中对此耿耿于怀。很多媒体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能他们恰恰代表的是最保守、落后的社会成见，给那些行为有别于大众观念的人以最无情的打击。其实中国自古就有这个毛病，社会舆论是不给个人以空间的。你们看看鲁迅的文章，想要做点革新的事情吗？那些看客的吐沫星子已经把你淹死了。

C：媒体报道具体对您和家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您长久以来都没有做出回应，直到今天愿意与我们分享？

L：应该说，这些炒作给我的家人带来很大麻烦。其实这几年来的报道多是一些陈年的往事，很多还是编造的，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我也不想成为大众的焦点，所以一直拒绝采访。但每次又有人把这些往事炒起来，就会有很多人去骚扰我的父母、亲人、老师、同学，还经常违背新闻道德，捕风捉影，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我想说，这些媒体让我挺愤怒也挺无奈的。我是一个平和的人，但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对于这些缺乏独立思想，全靠炒作过活的媒体，我已经知道他们的品味，以后也不会接受他们的采访。我也希望北大的同学不要迎合这类媒体，不要把第一手资料给他们。

因为媒体它喜欢炒作，你给他一点信息，他就会捕风捉影把它放大。佛法里有句话叫做，“是非以不辩为解脱”。自从我出家的事情被媒体关注以来，有很多人来找我，前几年我是能躲就躲。但有一次还是被撞见了。当时我还是居士，一位法师正带我们出去散步。有一位母亲，为了她自己的一些人生困惑以及孩子的教育问题来找我，在我们出去的路上等我。我当时想赶紧躲起来，那位法师比较慈悲，他对我说：“人家这么想见你，你就和人家交流交流吧。”于是我就留下了，和那位母亲谈了约一个小时吧。但以我当时的水平，解决不了她的问题。我只能告诉她，一个僧人的成长周期是很长的，至少需要五年吧。她当时挺遗憾的。

前不久，她又来找我，留言给我说：“五年过去了，你能见我一面吗？”这一次我又拒绝了她。但拒绝了她之后，我仿佛感受到一种召唤，来自广大的人群。我就想，我是不是太决绝了？我希望把佛法学好之后再面对大众，但什么叫学好也没有具体的标准。也许大家需要我发出一些声音了。这也是我接受你们采访的一个原因。

C：您现在与父母的关系如何？他们现在持怎样的态度？

L：他们都还好。我母亲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还有国际催眠师，经常去全国各地参加心理学的培训讲座。我在她的影响下，对心理学也很感兴趣，今年刚拿到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目前还在参加“京师博仁”团体辅导师的培训，也许今年就能拿证。我们平时在心理学上也会有一些交流，所以母亲也是我的一位老师。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告诉我，她在整理我高中时候的文集，准备出版。当时我正忙，而且也不想过早地面对公众，我就请她再等等。3年过去了，现在她开始继续整理我高中时的文章。

我父亲喜欢音乐、摄影，梦想周游世界。他的足迹已经遍布世界五大洲，只有南极洲和南美洲没有去过。他还到世界各地的中学去考察物理教学的情况，学习他们的经验。他有时会给我发来一些游览中的照片。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我很放心。

上次父亲节我才跟我爸通一个电话，和我妈经常会微信联系，讨论些心理学的问题。可以说，他们越来越释然。

C：您觉得比较理想的家庭关系是怎样的？

L：首先，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选择；其次，不是说没有关系，应该去相互照顾、相互尊重。我觉得西方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可能相对来说要好一些，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很多中国的父母是没有自己的生活的，他们的一辈子就投在子女身上，子女成家了，有了孙子之后，就投在孙子身上，没有为自己而生活。

C：如您所说，您的父母也有自己的追求，向往更高的境界和自由，而您对于自由也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是十分不寻常的。在您看来，他们对于自由的理解与您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呢？

L：首先，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对自由骨子里面的热爱。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柳智宇，对我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智”是智慧，就是追寻心灵的一种东西，然后“宇”呢，是一种比较开阔的格局。

不过我学习佛法之后，我所理解的自由就会有些不同。佛法注重内心的一种自由，和外在的因素不太一样。比如说，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不一定能够自由自在地使用他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念是受很多东西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吃饭时的心念就受厨师的影响很大。我们看见一个东西，第一印象也不是当下能够控制的，而是我们过去的一种积累，比如说，见到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就会很讨厌，觉得和他性格不一样，想控制也控制不住。或者有些时候明明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但就是要不断地拖延、不断地逃避。当然，心理学里面对这些问题讲得挺多，很多时候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所以才需要心理学，需要心理咨询。如果每个人想不痛苦就能不痛苦的话，那心理学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所以我是更侧重这方面的一种自由。

当然，我在最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对它的理解还是会偏于另外一边。佛法里面有很多戒律，以及对人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其实是为了帮助人去训练自己的心，并不是要束缚人的身体。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一点的话，尤其是最初学习佛法的时候，就会展现出非常拘谨的形象，就会让我们父母觉得难以接受。我记得大一的时候，父亲带我去买面包，我就说这个面包不能买，因为我对它起贪心了。父亲就很受不了，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教条，这么磨叽。慢慢地，我对佛法的理解才变得更加的灵活，和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更加去考虑到别人，同时对自己也不会过于严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内心的自由和外界的自由也是可以协调的。

那时候，家中虽说有了电视机，但节目频道就这么几个，按几十下的遥控器，节目频道就又重新来过。而且看多了，也就厌了。

C：您强调自由，但同时又强调爱国、社会责任，怎么去平衡这两者呢？

L：一方面，自己要慢慢去摸索，找到一些去服务于社会的道路，现实上要有所妥协，适应自己所处的团体和时代。佛法里有一个词叫做“随众”，大家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另一方面，人不能被他的社会角色和定位所绑架，他始终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便他是一个团体中很重要的人物，也要不断地有一种自我的反思、自我的批判，对自身和环境都要有所反思。所以我觉得我们思想的自由其实很重要，思想能自由，心灵才能自由。同时，只有秉持独立的思考，才能真正为社会和时代负责，而不是人云亦云、随大流。

柳智宇是"数学天才"，曾以满分摘得国际数学奥赛金牌;高中毕业后，他被保送至北京大学;大学毕业前，他成功申请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学金;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北京西山脚下的龙泉寺，成为一名修行居士。之后出家为僧，法名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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