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昭身世的传说有很多。有的说她是红军老战士、双枪女英雄；海外传媒有的说她本来的名字叫黄美华，1916年生，是山西左云县人，受过特殊训练，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1940年与胡耀邦结婚，1984年以玩具协会副会长的身份秘密访问香港时才改名叫李昭。还有的说她是李鸿章的孙女，曾留洋美国，见过大世面，是学纺织的服装专家等，这些故事被传得活灵活现，很多人信以为真。
　　 其实不然，李昭原名叫李淑秀，乳名阿凤，1921年12月20日出生在安徽省宿县城里的高公馆。外公是当地的士绅，妈妈高慧兰是高公馆里的二小姐。她的父亲李仲侯是湖南宁乡县楠竹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学的是军事测绘。李昭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还在牙牙学语的孩提年岁，母亲就和父亲离异了。从小失去母爱，她是父亲一手带大的，父亲带她离开故乡，辗转来到安徽省宿县，她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初中。她聪慧好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又尊敬师长，团结学友，老师同学都喜欢她，称她是“小天使”。1937年，李昭年方16，正念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神州大地，燃烧起抗日的烽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巾帼不让须眉。李昭爱国心切，毅然放弃学业，投身宿县战地服务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或上街演出，或张贴抗日标语，积极宣传抗战爱国思想。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耳闻目睹，李昭感到真正的民族救星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她于1939年元宵佳节这一天，毅然离开宿县，冲破层层险阻，奔赴延安，进入中国女子大学深造。这时，她将原名李淑秀改为李昭。
　　 在大学里，她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认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女大高级班学员，并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她转入延安大学学习俄语。延大的对面，就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王家坪。当时，耀邦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常来延大作报告，参加学员的一些社会活动，他俩从此相识了。
　　 
　　 “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1915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受到革命的影响。1927年9月，他正在文家市里仁学校读高小。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文家市，在里仁学校操场上集合队伍讲话。12岁的胡耀邦和姨表弟杨勇趴在学校的围墙上听，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开始喜欢红军。
　　 1929年，胡耀邦进入浏阳中学读书，他秘密加入共青团。次年，红三军团攻入长沙，胡耀邦就和一个同学离校到长沙去找红军。当时他才十四五岁，恰好被一个堂叔看见了，把他俩送回浏阳。这时，浏阳来了黄公略率领的红军，胡耀邦受党组织的派遣，回乡担任团支部书记。当时具有初中文化的学生在乡村很少，乡苏维埃开大会，文化水平很低的干部们往往请胡耀邦出面讲话。少年胡耀邦喜欢讲演，也很擅长讲演，讲得激昂慷慨，有声有色，感染力强。
　　 局面一天天扩大，中共湘东特委急需大批干部，年仅15岁的胡耀邦由乡苏维埃选送，到湘东特委做少共工作。1933年1月，胡耀邦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耀邦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他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1939年，23岁的胡耀邦调到中央军委，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胡耀邦和李昭认识后，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追求，像一根无形的纽带，把他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每次相见，他们相互倾谈对革命的认识，对人生的见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情深意笃，心心相印，真诚相爱。在他俩看来，相爱，意味着随时可以进行感情、精神上的互补和内心秘密的相互托付，意味着随时可以卸下心灵的重负，因而激起双方生活的勇气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
　　
　　 一个月明风轻的夜晚，胡耀邦和李昭在延安郊外畅谈心曲。
　　 “李昭同志，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共同的理想和事业，是建立家庭的基础，你说对吗?”胡耀邦富于哲理的倾吐，打破夜晚的沉寂。
　　 李昭那白皙的面庞上，霎时泛起一抹红晕，她羞涩地微低着头，两手不自然地放在膝上，沉默片刻，她才鼓起勇气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耀邦，我了解你，你才华横溢，作报告生动感人，对事业执著追求，对党无限忠诚，襟怀坦白，你是一名年轻有为的高级干部，可我———”她的话似清清涓泉，戛然而止。
　　 “你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大学生，来到延安，刚到入党年龄，就成为党的一员，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让我们携手共进吧。”耀邦坦诚的话语，在李昭心灵深处激起幸福的波澜。
　　 遥望皎洁的明月，面对无垠的苍穹，他俩尽情倾吐相互爱慕之情。
　　 

　　 
　　 建立婚姻家庭，要靠男女双方不懈的努力。有些人朝三暮四，高兴时卿卿我我，不顺心时喜新厌旧。对爱情是否忠诚，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看他(她)的为人和品德。只有品德高尚，情操纯美，爱情才具有生命力。耀邦发自内心的表白，是为自己立下海誓山盟，他一生都实践着自己的誓言，始终坚贞不渝。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1941年冬，胡耀邦和李昭喜结良缘，终成伉俪。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婚后，他俩一直遵循婚前的约法三章：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然后才是伴侣；建立小家庭后，不忘共同的事业，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大方向；能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携手共进。
　　 冬去春来，斗转星移，48年的风风雨雨，无论在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里，还是身处逆境的凄风苦雨中，他俩一直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相携同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爱情之歌。
　　 
　　 一天夜晚，残月如钩，他来到李昭居住的招待所，情真意切地说：“李昭，我了解你，你参加革命早，天真无邪，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坚定的信念。我相信你能经受住各种考验，党组织审查你，这就是一种最实际的考验，你应实事求是，是则是，非则非，不说违心的话，要相信党，相信同志。”一席肺腑言，使李昭增添了无穷的勇气和胆识，她终于经受了严格的审查，党组织给她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李昭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胡耀邦出席党的“七大”后不久，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将赴前线参加殊死的战斗，李昭也要求同往。
　　 “耀邦，我不愿因孩子拖累革命，准备实行人工流产，我身体不好，万一流产不成，孩子生下来我也带不了，你看怎么办?”李昭用征询的眼光望着丈夫，诉说着自己的意愿和苦衷。
　　 “还是克服一切困难，将孩子留下来吧。”胡耀邦深情地望着妻子，爱抚地说。
　　 “我不具备带孩子的条件，我要与你同上前线，经受血与火的考验。”李昭语意坚决，句句叩击着丈夫的心弦。
　　 “怎么办?”夫妻俩经过再三协商，决定将生下来的孩子送给别人扶养。不久，老二呱呱坠地，又是一个男孩，幸好李昭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一个陕北同学，为他们找到南区合作社副主任刘世昌，他只有一个女儿，正好想要一个男孩，欣然答应收养他们的孩子。
　　 胡耀邦深情地对刘世昌说：“从现在起，老二就是老区人民和刘家的孩子了，一定要姓刘，名字也由你取。”
　　 刘世昌沉思片刻，兴奋地说：“那就叫他刘胡吧。”
　　 胡耀邦拍着刘世昌的肩膀，笑着说：“那好，不过‘胡’要加三点水，‘湖’水的‘湖’。”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刘湖在陕北黄土地上茁壮成长。一晃13个春秋过去，刘老汉才把刘湖送回北京胡家。从此，胡耀邦一家三个姓。
　　 胡耀邦夫妇反复叮嘱儿子：“你永远是世昌的儿子，是老区人民的儿子，不要忘记养育之恩。”刘湖不忘党的培育和严格的家教，现在已成为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司局长，为我国的外贸工作默默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1945年冬，胡耀邦夫妇将赴解放战争前线。其时，他任冀察辽军区第四纵队(后改为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政委，参加指挥保卫张家口战役。出发前，他们夫妇商量，决定将年仅3岁的老大德平留在后方。
　　
　　 可怜天下父母心，每当前线有人去后方，李昭总要给孩子捎去卫生衣之类的物品，胡耀邦对子女要求特别严格，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有丁点儿特殊化，他严肃地对李昭说：“现在延安还很困难，不能让儿子比别人的孩子穿得好些，一定要顾全大局，对别人的孩子要一视同仁，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是党的干部，理应比古人做得更好。”
　　 李昭连连点头称是，身体力行。每次给儿子捎去的东西，都同别人一样，甚至自己掏钱，买同样的东西，分送给其他留在后方的孩子。
　　 
　　 在硝烟弥漫的岁月，胡耀邦夫妇相依为命，甘苦共尝。
　　 1947年4月7日，晋察冀野战军接连举行正太、青沧、保北3次战役。作为纵队政委的胡耀邦，在指挥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1948年8月，胡耀邦升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领导了解放太原、宝鸡的战斗。
　　 在紧急关头，胡耀邦置生死于度外，深入连、排前线指挥，率部连续苦战，身陷重围，他随身携带的文件和香烟全被敌人的子弹打掉，连身上的衣服也被打了几个窟窿，险些丧生。面对连天的炮火和如雨的枪弹，他随时准备以身殉职。他在炮火连天的前沿写信给爱侣：“李昭，战争是残酷的，作为一个军人，随时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假若我牺牲在战场上，你千万要坚定、镇静，永远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捧读沾满硝烟的家书，李昭泪眼模糊，心潮翻滚，思绪万千：难道这是他阵亡前的先兆?难道这是他用血与泪写成的遗书?
　　 待到战役结束，夫妻相见，喜悦之情难以言状。谈到那封李昭曾怀疑为遗书的信，胡耀邦风趣地说：“打仗难免要流血牺牲，敌人的子弹从我身上擦过，把衣服打了个大洞，就是打不进我的骨肉，看来洪福非浅，马克思不让我去报到啊!”
　　 李昭欣慰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耀邦工作时间最长的就是团中央，从1952年起，他担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一干就是10年，这显然和他在战争年代长期在少共中央工作有关。在他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青年团的工作是有声有色的。李昭则几十年在北京市工作，担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李昭的平易谦和，是有口皆碑的。胡耀邦曾显赫一时，从1981年起，任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达6年之久，李昭始终没有“第一夫人”的颐指气使，她也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只默默干着自己的工作。
　　
　　 李昭和胡耀邦有共同的情趣：读书。48年的夫妻生活中，他们习惯于各干各的。读书也一样，胡耀邦喜读中外历史、马列理论。他列举了许多书目，总起来有5000万字。他说，每天坚持1万字，14年，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胡耀邦书海行舟，早已在党内、军内传为佳话，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无论在马背上，在帐篷里，只要有点滴空闲时间，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读书，在和平环境的工作之余，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他记忆力惊人，对一些佳作警句，常能背诵如流。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诵读几遍，便能全文背下来。因此，他知识非常渊博，作报告，或与人交谈，常能引经据典，出口成章，令人惊羡。李昭则读经济类和技术类书籍。李昭离休前长期担任纺织部门的领导工作，所以，对服装设计之类的书籍兴趣尤浓。
　　 他们还爱好书法，胡耀邦在任时日理万机，但总要挤出时间挥毫练字。李昭工作再忙，也往往和丈夫一道挥毫。当他们赋闲在家，练字便成了常事。
　　 夫妻俩对老年健身法也有所讲究：李昭学会打太极拳，每天或早或晚，总要练上一阵，她还在庭院散步，观赏各种花卉盆景，以修身养性。
　　 胡耀邦每天坚持走一万步，腰间系着一个计步器，准确地记录着他步行的次数，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他当总书记时到西藏考察，海拔3000多米，随行人员都气喘吁吁，头脑发涨，他仍然坚持每天走一万步。
　　 胡耀邦夫妇对子女的教育特别严格，并共同制定了许多家规、戒律。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现了经商热、出国热。然而，这些“热潮”与胡耀邦夫妇家庭无缘。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不久，夫妻俩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胡耀邦严肃地指出：谁要是利用他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谋取私利，做了错事、坏事，谁自己负责，他是毫不留情的。
　　 胡耀邦曾经说过令人深省的格言：“公则明，廉则威，正人先正己。”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呵!他为政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为子女们和各级干部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他们共有4个孩子。
　　 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女儿李恒，一家三姓。
　　 “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家人曾有一段时间分居五处，胡耀邦随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两千余人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长子、三子均在部队锻炼，女儿在一家偏远的工厂劳动，二儿子则往返于北京、延安之间，只有李昭一人“留守”家中，每一周，李昭都分别写信给丈夫和子女，倾吐衷曲，寄托祝愿和期望。殷殷贤妻情，拳拳慈母心。
　　 和大多数高干夫人一样，文革中，李昭也受胡耀邦的牵连，受到迫害和折磨。浩劫一起，共青团中央首当其冲。当时胡耀邦已不在团中央工作，他调到西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省委第一书记。但因他在团中央工作了10年，仍被当做团中央“第一号走资派”揪回北京，被狂热的红卫兵关押，被“左”倾狂热煽动起来的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每隔一段时间就拥到团中央机关来“声讨黑帮”一次，胡耀邦便一天数次地被押上批斗台，抵头弯腰做“喷气式”，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有时一晒就是几个小时，耳边是嘈杂的、无休止的谩骂和侮辱。
　　 但无论“造反派”怎样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胡耀邦就是岿然不动，从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于是，他被软禁在一间小平房里，一连批斗十几天不让他回家。李昭当时是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也遭批斗，失去了人身自由。“造反派”不让她回家。她心急如焚，日夜思念着胡耀邦的安危。胡耀邦也惦念着遭受磨难的妻子，夫妻在浩劫中度日如年。
　　 一天夜晚，月牙斜挂，星斗寥寂，李昭回到家里，胡耀邦因痔疮复发也在家养病，只见他面容憔悴，脸色蜡黄，两人相对无言，痛心不已。
　　 “李昭，你受苦了!”胡耀邦用爱抚的话语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耀邦，你受的人身侮辱和折磨我早有所闻。”李昭哽咽语塞，心潮翻滚，任泪水在瘦削的面庞上流淌。胡耀邦愤怒地在室内疾走，他在自尊心被强烈扭曲、无情践踏之后，用流血的灵魂怒吼：“‘文化大革命’，究竟革谁的命?”
　　
　　 中国共产党内，彭德怀的刚直不阿，是人人皆知的，其实，胡耀邦也颇有风骨。几件事，可见其为人。
　　 1952年胡耀邦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他襟怀坦白，坦坦荡荡，宣布施政纲领时讲：“我的工作要是干得不好，你们就到党中央告状!”
　　 胡耀邦早就对康生极“左”那一套很反感，早在延安时期胡耀邦就不和康生交往。尤其通过“抢救运动”，胡耀邦对康生的冷酷、凶狠有很深的了解。
　　 1966年8月31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到团中央宣布罢一大批人的官。
　　 党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为“走资派”正接受批斗，周恩来请示毛泽东，要找几个年轻的“八大”中央委员进入“九大”中央，目标是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个“红小鬼”。胡耀邦由此获得解放，参加了中共“九大”。
　　 至于胡耀邦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更是有口皆碑，家喻户晓。
　　 
　　 开明、务实、勤业、敬民，是胡耀邦为政的最大特点，他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胡耀邦主持拨乱反正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数以百万计的冤案得以昭雪。
　　 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一位政治局委员当即抱住他连喊：“别动!别动!”给他服了硝酸甘油，15分钟后，几十名医护人员进入会场抢救，至当日下午4时，病情缓和，转入北京医院，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高层领导人去医院探视。9日、10日，病情继续好转，直到14日，长子胡德平答复友人询问时说：“情况稳定一些了，但不够好。”不料仅过了一天，病情突然恶化。15日晨7时，胡耀邦喝了水，吃了西瓜，正准备接受上午的专家治疗时，又一次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当时三子胡德华及二儿媳在场。7时45分，夫人李昭赶到医院，见了丈夫最后一面，8分钟后，胡耀邦停止了呼吸。
　　 
　　 风雨同舟48载的结发妻子李昭，凝视着胡耀邦那安详得似回故里的遗容，不禁心碎欲绝，丧魂落魄，头昏目眩，全身颤栗，悲伤的泪水沿着她清癯的双颊簌簌而下，她要让辛酸的泪水洗去心头的悲哀。然而，任泪水流干，也流不尽无尽的情爱、永远的思念，耀邦，你走得太突然，走得太早了!
　　 1990年12月5日，胡耀邦逝世一年又八个月之后，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的骨灰运离北京，由妻子李昭率子女们陪伴着登机南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来到机场，为当年的总书记送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副主任杨德中，与胡耀邦的家属一起扶灵到共青城参加骨灰安葬仪式。
　　 李昭的心情随着机身起伏，卷起层层波澜，48年的夫妻恩爱，化作感情的风暴，在广漠天宇飘荡，催人泪下，感人肺腑。
　　 李昭非常感谢墓碑建造者的匠心独具、设计精巧，巨大的墓碑形似红旗的一角，上方刻着胡耀邦雕像，旁边依次排列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和中国少先队队徽，象征着墓碑的主人与这三个政治团体的特殊关系和他生前在不同时期所作的永不磨灭的卓越贡献。
　　 “旗角”直刺广袤无垠的苍穹，“旗子”下面还有一块引人注目的黑色大理石墓碑，横跨陵墓的底部，用金色的字体镌刻着中共中央委员会撰写的胡耀邦的生平简介和对他的公正评价。
　　
　　 庄重的安葬仪式结束后，李昭伫立在墓前，久久不忍离去。她鞠躬默念：耀邦，你已回到你生前热爱的地方，永远安息吧!你的光辉业绩，彪炳日月，永垂青史!
　　 李昭于胡耀邦逝世前6年就已从北京纺织局的领导岗位上离休。但她并没有把自己关在那座四合院里，她比过去更多地出现在一些社交场合，尤其与时装有关的社会活动，她立志要把中国的妇女打扮得更漂亮。
　　 她做了北京服装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因连续举办了几届群众性的服装展销和评比，知名度很高。她还乐于在中外服装界之间当“红娘”。由于协会牵线搭桥，王府井大街上的雷蒙服装店和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小筱顺子已携手合营。
　　 李昭比京城里众多的高干夫人更早地穿起了裙服，她很有几套颜色雅致、款式新颖的时装。不过，她不赞成中国的服装过分欧化，对北京少女一度流行黑色紧身裤，她更是明确地表示“实在不好看”，哪怕被人戏称为“保守的老太太”，她也不肯苟同。
　　 她最喜欢的时装设计师或许是李艳萍，因为她常常向别人介绍李艳萍设计的由旗袍演绎出的多种美妙时装，她多次表示：“我的思路是用我们自己的原料，开拓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潮流的服饰产品。”
　　 北京门头沟以及昌平、密云、怀柔等县的农民比城里人还熟悉李昭。从1985年开始，她经常下乡，帮助这些地方发展养羊、养兔、养蚕。农民们为卖羊绒、兔毛、蚕茧赚回大把钞票开心，李昭则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如此发展下去，北京的纺织业才会有源源不绝的天然纤维原料。
　　 无论胡耀邦在台上还是赋闲在家中，李昭待人始终平易谦和，丝毫没有“官太太”的颐指气使，她颇有威望，胡耀邦逝世不久她再度当选为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她退而不休，每周有一半时间忙公务的状况将长期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