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一个甲子，转眼之间自己已经进入了自己的甲子之年。古人说六十而耳顺。自己进入甲子年没错，但还是没有到耳顺的状态。有时候感觉自己不但没有耳顺，还是个愤青（确切的说应该是愤老）。也许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过去是农耕时代，庄稼地里没轻活，六十岁能干的农活不多，不能干自然就会耳顺。而且人活七十古来稀。就个人而言，自我感觉现在三十岁能干的，现在自己照样能干。前些日子，有一次午休到快餐店吃饭，排队点餐后在一旁等着，有一位看起来三十来岁的白人小伙或许是西班牙裔小伙带着一个女孩，好像是他女朋友，快到他点餐时看到我在队外面站着，很客气的问我是不是也要点餐，我告诉他我已经点了。后来又问了我一次。我感觉这小伙真是热情。等他点完餐也要等食物时，他走到我面前轻轻的说想跟我掰掰手腕。我很意外，怪不得对我格外热情，原来有这种想法。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心理。本想拒绝，后又想这么大岁数，几十年都没有掰过手腕了，不妨卖一下老。就说好，我们两就在旁边的餐桌上光天化日之下掰起了手腕。他还真不是我的对手。

       回头往事，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写一本书。每个人都经历有甜蜜幸福、都经历有悲痛忧伤和遗憾。

      就我个人来说，站在甲子年回头往事，不管成败与否，总感觉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自己赶上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最好时代。我也自认为常常得到上帝的偏爱。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坦率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性格。不管是什么性格，如果性格决定命运的话，我的性格可以说使我能做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自己从中国农村到家乡的小城市、到省会、首都都生活过，又在美国六个州生活过。大学毕业后获得二个硕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还有包括行医执照在内的证书许多。我感觉自己有资格说做到了“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在考试决定命运的时代，这些收获大多是出于迫不得已和为了谋生，但也一定有性格的因素在起作用。

      不管性格如何，从自己的经历来看，任何的进步、收获和改变都需要计划和努力、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就拿我读博士来说。我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了家乡的一个医学院分院，后来学院为了留住员工，规定 考研只能代培，研究生毕业后一律回原单位。自己当年考的不太好，上代培生也容易些，既然学校有了规定，我们几个年轻人都上了代培研究生。毕业后也许就要在这个单位干一辈子了。只是和我在一起读研究生的一个同事，也是我的同校同届同学，毕业后并没有和我一样按照合同回我们单位，而是留在了省会附属医院。原因是他的导师是省人大付主任。当我看到到我们的代培合同并不是不可变的时候，我就想，我要是考上博士研究生也应该可以作为一个理由离开。于是就准备考博士研究生。当我拿着博士录取通知书找领导放行时，说什么也不行。说是必须按合同办事。按当时社会情况和习惯，只能找找关系来疏通了。我一个表叔和地委比较熟，在他的帮助下地委书记的秘书很尽力，为这事还自己跑我们学院跟院领导沟通。同时我还找了许多别的关系，还包括我的在省委工作的大学同学。他从一堆的名片中找到我们地委组织部长的名片让我去试试。经过这么多的努力，学校还是不放我。最后我问学院党委书记，为什么我的那位同事可以不履行合同而我必须履行。他直接说因为他有省人大主任的条子。而且说你要是能有省长的条子我就放你。我一听这话，我说你说话要算数。他说我算数。见此，我不再跟他废话。其实我找了那么多关系，我一直不想去找我三叔帮忙。我知道我三叔和现省长曾经是同学，而且种种原因他们最近走的比较近，既然我们院长话都说到这份上，我也就只能去找我三叔帮忙了。另外我总觉得，我要是为升官发财，我绝对不会去找我叔麻烦省长，而为上博士研究生有所不同。于是我去北京给我三叔说了情况。我三叔马上给省长写了一封信让我找省长。说实在的，虽然我曾经找我在省委工作的同学时去过省委办公楼，进省委大院的程序还挺麻烦的。好在我岳父因工作的关系常去省委帮忙比较熟。所以我岳父轻车熟路地带着我去了省委办公大楼。那天一进办公大楼在楼道里就碰到了省长。马上给他打招乎，又提到我叔叔的名字，随手也递上了我叔叔写的信。他说他正要去开个会，回头再看一下信。

      后来我岳父说我省委的同学有一次见到他，说省长还为这事曾拿着我叔叔的信还去找过他的的领导商量过。顺便说一句，我的这位在省委工作的同学下乡时曾做过大队党支部书记，上学时是我们大班班长，毕业后弃医从政，去做了省委副书记的秘书。可见能力不一般。

后来当我知道省长的“条子”已经传递到我们学院的时候，我马上去找院书记去兑现他的承诺。结果他说当时是他自己的话，现在来了一个新校长需要集体讨论决定，总之还是兑现不了，放不了人。虽然我火冒三丈，也没有什么办法。

      眼看报到时间已到。“娘西皮”！ 不放人拉倒。我决定直接拿着入取通知书先去报到再说。我当时就提着一个小箱子，连被褥也没有拿，因为不知道能不能行，计划如果可行再到北京我二叔家拿一床被褥先用。报到时我跟他们说档案现在不方便，等些日子才能拿到。他们说可以把能办的手续都办了，先上课再说。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是上课、军训，虽然表面上看我和别的同学没什么区别，也可以谈笑风生，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随时都有可能卷铺盖离开，心理压力蛮大的。也因为如此，即使我已准备到北京上博，见到我有些不错的朋友和同学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告诉他们，以免被退回来后太难堪。

      上学后我也还在积极想办法，希望能把手续办好。同时在现在学院里尽量把关系搞好些。学院里干部有的是家乡附近县的，有的是别的市的，在北京是一个省的那就是老乡，虽然他们的权利不大，但每次只是问问我的手续办的怎么样了，知道我还没有办好时也不太催促，缓解了我不少压力。后来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的实际情况。他们也很理解，也积极想办法帮助我不被退回去。

       随着时间对周围的环境更加了解。知道了学院中层管我们的主任是洪学智将军的一个女婿。我远在广州军区司令部的四叔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说他在北京的一位战友和朋友认识洪将军的另外一个女婿。后来我四叔来北京就带着我去了一趟他的朋友家，就将我的情况跟他的这位朋友说了，希望他通过洪将军的女婿们给帮助一下。

       又过了许多日子，有一次一位老乡又问我办手续的事进展怎么样了。我告诉他还没有办好。他大骂我原来的单位又臭又硬，然后说既然他们不放材料，我们也不要了，你以后也不用再找他们了。至此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又过了不久，我原来的单位通知说我的手续可以办了。“娘西皮”，这不是在捉弄人吗？我虽然忍不住想骂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也许他们知道他们再怎么做也改变不了什么，也许是因为原来单位领导换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回去把手续都给办了。经过一年多，总算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以后的生活里，像许多人一样，还经历了许许多多。站在我自己的甲子年回头展望，这许许多多经历，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都不足挂齿。如果说有什么成就和安慰，就是我没有资格说自己生不逢时，因为自己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曾面对过社会变革和改革开放展示出的最好舞台。没有做的更好那是自身的原因。我也没有给机会说自己怀才不遇，因为自己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气和能力，不会为此而感遗憾。

      我始终认为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如果能有所追求、量力而行、努力做好自己的事，且能够平静对待结果、尽量享受生活是人生应有的心态和境界。这是自勉，也是我一直正在努力争取做的。

（于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