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弗瑞德•布第克（Fred Burdick）

这是一个灰暗、寒冷的下午。我们将近完成四层高的建筑物，准备把房顶安放好。我站在离地四层的横木上，指挥我的建筑工人放置预先模好的房顶。巨型起重机把二百多磅的一部分吊到员工那里。

我在横木上移动，弯腰把一口钉搥进构架。在毫无防避下，房顶忽然从起重机滑下，打中我的后背，我在横木上摇晃，接着在横梁之间摔到水泥地上。房顶滑过横木坠下四十尺，跌得粉碎。 　　我知道我受了重伤。建筑科文在我身边，他看见我处于休克状态，便不敢单独移我，等着其它人来。当工人们把我运送到地面的时候，一浪又一浪头晕和恶心的感觉侵袭我。 　　

我被迅速送到医生那里，但他没有验出我真正受伤的程度。我只有廿三岁，觉得可以继续工作，但我错了。痛楚越发剧烈，五天后，我回到医生那里照X光和检验。他立刻把我送到红木市的赛库阿（Sequoia）医院作详细检查。 　　

在那里，医生尝试解释我的状况：“布第克（Burdick）先生，你脊柱上的许多肌肉和腱都扯松了，导至某些神经线承受极大压力，你的腿开始瘫痪，除非立即开始治疗，情况将会每况愈下。”痛楚是那么剧烈，我当然同意接受治疗。 　　

接着的三个星期，我躺着让重物拉扯着我的脚。只有当他们为我按摩，热泡的时候，重物才暂时挪开。 　　
我的情况好转，医生让我有限度地恢复工作。“不要长时间弯腰或搬重物。”他们不必担心，持续的痛楚已经是最好的提醒。 　　

不消几天，痛楚已经无法忍受，我又回到医院。这次，他们每四小时给我注射可卡因（Codeine）止痛，并且再次实施重力治疗。 　　

我整天躺着，感到渡日如年。重力拉直我背部的肌肉，减低神经在线的压力。回家后，医生教我的妻子弗兰（Fran）继续用按摩、热力和许多药物为我治疗。我不察觉，可卡因已经成为我日常一部份，我越来越倚赖它。 　　

保险公司评核员建议我向公司索偿。他咨询了医生，医生宣布我百份之六十三终生伤残，这使我很震惊，直至这时我一直以为自己会痊愈的。我难以接受这么年轻便半身残癈，开始发狂。 　　

医生爱莫能助：“可以动手术，但实验显示有八成机会你会完全瘫痪。” 　　

“怎也好过现在这光景。”我说：“我无法再忍受这痛楚。况且现在我也是什么也不能做，求你，求你为我想个办法。”但他们只是说：“等一下。” 　　

我的律师入禀法院索偿，工业意外委员会发出一笔临时赔款。 　　

到这时我必须扶着拐杖才能走路。日变月，月变年，痛楚不断加剧已经超过我能够忍受的限度。我时常进出医院，药也越吃越多。 　　

家庭生活十分难过。可怜的弗兰（Fran），她是那么尽力地容忍我。在漫长的住院后我回家，要求她维持医院给我的疗程，没有体谅她同时要照顾两个幼儿，处理所有家务和服待一个暴戾、因痛楚而麻木不仁的丈夫。在很长的日子我只能蹒跚地从床上坐到沙发上，大叫要我的药，她有时会放弃。我听见她在浴室里，关着门，在沮丧和绝望中痛哭。 　　

我们有一间漂亮的房子，是我自己建造的，现在却变成了我的监牢。我咒骂客厅那陷进去的设计，这使我每次到厨房浴室都得爬两级楼梯。 　　

我的小女儿玛丽亚（Maria）和丽莎（Lisa）请求我和她们玩，但我连放她们在膝盖上也不能，别说抱起她们了。一次又一次我跌倒后爬不起来，邻居说，每次他看见小玛丽亚从对面跑来，便知道我又摔倒了。我越来越灰心绝望。 　　

我们看了不同的医生，他们都说同样的说话。肌肉韧带拉松了，当它们返回原位的时候便捏着神经。任何肌肉上的压力或运动都会带来极度的痛楚甚至实时瘫痪。 　　

晚上比白天更难过，弗兰说我睡觉时整晚都在呻吟。 　　

药物对我逐渐失效，不只一次，我灌醉自己以求解脱。我不知道（事实上那时也不介意）酒精混合麻醉药可以致命。全靠晚餐过多的食物吸收了药剂，救了我的命。 　　

我想许多人走投无路的时侯都会寻找神，但我讨厌宗教。在我年幼的时侯曾被迫顺从，到现在我对任何属灵事情都背叛。即使当我疼痛的时侯，我仍然嘲笑那些表示会为我祈祷的人。我是一个粗豪、坚强的建筑老板，不需要这些娘娘腔帮我。弱者才需要神，我可以靠自己。 　　

但我并不是真的可以倚靠自己，我倚靠药物。“弗瑞德，我们需要降低你服用可卡因的份量。”医生说：“血液测试显示你已经上瘾了。” 　　

我求他继续给我。“我不介意上瘾。”我争辩：“有什么分别呢，我也是没救了。”他同意了，大概是同情我吧。只有神和弗兰知道我受了多少苦，而弗兰是我惟一的投诉对象。 　　

1966年12月，弗兰动了一次手术，当她自医院回家，我的身体情绪都十分衰残，那天晚饭后，她虚弱地收拾厨房。因为那两级楼梯，我从不独自从厨房走到客厅，但那天晚上，我东歪西倒地走出厨房看电视。而我失败了。 　　

下楼梯的时侯，我两腿虚脱，毫无先兆下，它出卖了我，我向前摔在客厅的地板上，在剧痛中扭曲。 　　玛丽亚尖叫着妈妈，弗兰站在梯级顶用手捂着嘴。她跑向我但无法把我扶起来。我从未试过痛得这么厉害。 　　
我听见她拨动电话找邻居，但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下她忘记了号码，她冲出房子跑到对面，在黑暗中尖叫求救。 　　

我们的邻居和他三个儿子跑来抱我上沙发，我冒着冷汗，颤抖，痛苦地尖叫。弗兰打电话给医生，他从许多、许多次的求救电话中早已认得她的声音：“尽可能立刻送他到医院。”医生说。这次，我在那里待了七个星期。 　　

平安夜到了，医生给我二十四小时外出的机会。“慢慢走，不要上梯级。”他警告：“否则，那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走楼梯。” 　　

为了不用上楼梯，我们在母亲家的车库中庆祝平安夜。次日，弗兰却要取消丰富大餐，把我提早送进医院。我走过去餐桌的时侯摔倒，不能起来。弗兰后来告诉我，孩子们哭了一整天。 　　

二月底我出院了，医生替我造了一个笨重的支架连着肩膊，腰和臀。但我的脊椎积聚了大堆的钙块，令我无法套上支架。医生说只有动手术才可以移去这些钙块。在医院的时侯我接受每四小时一次的度冷丁（Demerol）止痛注射。现在回到家，我只好又倚靠药片。无论吃多少我也觉得不够，我上瘾了，我已经是一个瘾君子。但我毫不介意，对我来说，世界就像到了末日。 　　

当我在医院的时侯，发生了一件事，我的太太和邻居的太太一起听了凯西•库尔曼（Kathryn Kuhlman，中文又译为“孔雯”）在旧金山的一个电台（KFAX）广播。邻居把一本《我信神迹》（I believe in Miracle）给了弗兰，并且找传道人到医院探我。 　　

弗兰的生命改变了。她从前是一个天主教徒，对信仰从未认真过。现在她就像压在大石下的一根小草忽然找到一条裂缝，急着要冒出去重见天日。 　　

当我回到家，弗兰认为我们应该答谢传道人的善意，到教会聚会。我们都被教会会友的热诚款待所感动，数星期后加入了这间教会。 　　

事情开始发生。弗兰对于凯西•库尔曼（Kathryn Kuhlman）越发兴奋。她知道了库尔曼小姐将要在旧金山的一个午宴演讲，但所有入场卷都售出了。午宴的前一天，一位持票的邻居病了，把餐卷给了弗兰。第二天下午她兴奋地回来。“人们得医治！我看见了！我跟一个背部受过伤的女仕谈话。弗瑞德，我知道这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库尔曼小姐会在六个星期后回来旧金山。你会在那个聚会中得医治。” 　

我轻蔑地回应：“你在午宴中若不是疯了就一定是喝醉了。”她确是喝醉了，但当时我不了解她所喝的“新酒”是怎样的。 　　

我开始受到代祷的“轰炸”。教会的人来并说他们在为我祷告，我保持礼貌，内心却耻笑他们的愚蠢。后来我得知有的人更为我禁食和通宵祷告。 　　

弗兰责备我：“你该感到惭愧，这些人为你尽力祷告，你却只会耻笑和讽刺。”她是正确的，不过我完全被痛苦征服了。 　　

我的律师说应该继续向公司索偿。“我们胜算很大，弗瑞德，我想我们能得到一大笔赔偿。”我也同意。 　　弗兰另有看法。她很确信我会在凯西•库尔曼的聚会中痊愈。“你在浪费时间。”我对她说，但她不放弃。 　　
她尝试读库尔曼小姐的书给我听。“听听这个。”她大声地读出来。当她读着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她流着泪说：“不是很奇妙吗？” 　　

我说：“你的眼泪比那些愚蠢的童话故事更使我不知所惜。” 　　

“尽管你不信，无论如何神都要医治你。”她告诉玛丽亚和丽莎神快要医治我，她们开始临睡前为我祷告。 　　
一个下午，弗兰在看那本书的时候女儿们冲进来玩耍，撞跌了她的书。“现在我不知道看到那里了。”弗兰责备她们。当她尝试找回正在看的那一页，她的眼落在一件句子上：“神总会垂听小女孩的祷告。”这就够了，从这时开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动摇她的信念──我将要得医治。 　　

我说：“一派胡言，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些事。”但弗兰继续相信，她甚至订好了去聚会的巴士车票。 　　

我预约了神经科医生，在弗兰预定到聚会去的那个星期进行另一轮的检验。我不断恳求他们为我动手术，即使这会使我瘫痪，我也决意要除去现在的痛楚。 　　

弗兰求我：“弗瑞德，请你延迟一个星期。你一定要去凯西•库尔曼的聚会。不可以叫医生多等一个星期吗？星期一再去吧，请你延期。” 　　

“医生会以为我疯了。”我说：“手术的事不是你爱几时作就几时作，你要按医生的时间。” 　　她再三恳求，她威迫，她哭喊，她尖叫。她用尽女性会的一切方法尝试令我回心转意。“弗兰，你不明白，保险公司已经付了28，000元在医疗账单，他们还肯让我动手术，我不可以取消。”但在她的坚决下，我最终取消了。这个决定我一生也会感谢神。 　　

接着的星期天，我们登上了一辆我从未见过最古老的破汽车。我坐在残旧的垫子上，讽刺地问：“这是一辆巴士？” 　　

“亲爱的，我很抱歉，但你会发现这是值得的。” 　　

当我们在颠簸不平的公路上弹起，我肯定这车子所有的弹弓和避震都已拆除了。座位像是直接绑在轮轴上，每次震动都为我的脊椎带来一浪一浪的痛楚。我瞪着弗兰：“司机有意撞在每个洞里。” 　　泪水滑在她的脸上：“弗瑞德，如果我不是知道你今天下午会得医治，我会立刻叫他让我们下车，但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会得医治的。” 　　

我在疼痛中吼叫：“你怎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肯定？” 　　

“我不知道，我只是信任神并且感到他希望你痊愈。我和孩子为这事祷告了这么久，而且，库尔曼小姐说，神总是垂听小女孩的祷告，我甚至祈求你在聚会中早点得医治好叫我可以享受余下的聚会。” 　　

我一言不发，闷在愤怒和痛楚中。弗兰再次说话。她慢慢地选择每个字眼：“弗瑞德，我是这么肯定你会痊愈，已经请了奶奶今晚照顾孩子，让我们二人可以出外庆祝。” 　　

“什么？”我爆发。她的唠叨已经够坏了，现在这些更令我受不了。她只是低头默祷，我可以看见她的嘴唇在动。 　　

“有什么用？”我想。“我被骗了，算吧，无论如何，我再也不会落入这种傻事。” 　　

要是我早点知道几小时后将要发生的事，要是我知道神为我预备的，该有多好。但我是那么无知和不信，困在骄傲和自怜的监牢中。 　　

巴士到达的时候，礼堂刚打开大门，待我下车的时候，下层每个座位都坐满了。弗兰的一个朋友帮助我爬上阁楼。另一个朋友看见我们，把他的座位让给我，我小心地坐下，在疼痛中卷缩，弗兰在我旁边靠墙而立。

诗班唱诗刚完结，库尔曼小姐走到台上，她穿着粉红裙子，向拍掌的群众挥手，然后带领会众唱诗。所有人都在唱，除了我。 　　

“她以为自己是谁？”我嘟哝。“女传道人。我真是一个大笨旦，竟然落在这个地方。” 　　聚会中，人们开始上台说他们得了医治。这是什么怪事？不可能找这么多人假冒呀。 　　

这时库尔曼小姐指向阁楼：“这里有一个年青人，严重的脊椎受伤刚刚得了医冶。他就在这阁楼上，我不知道他是谁或是什么导至，但他的脊椎刚刚得了医冶。起来，起来接受你的医治。” 　　

弗兰猛推着我。“弗瑞德，弗瑞德，她在说你呀，快起来，起来。” 　　

我望向四周，人们在看着我，我感到很尴尬，拒绝就范。“弗瑞德，神正在医治你，起来接受。” 　　我摇头，尝试向下躲起来，但一个场务走来弯腰对我说：“我想库尔曼小姐说的是你，你的脊椎受过伤，对吗？”我只是目无表情地看着她。“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并站起来？”她问。我想摇头，但一股奇异、神秘的力量想把我推起来。我扶着椅子的把手预备拉起自己，但我发现我不需要用手臂支撑也可以站起来，并且痛楚已经消失了。 　　

我伸展身体，慢慢前后扭动，场务提议我踏出走道并向不同方向伸展，我无法相信，一点也不痛，我的背部很柔软。 　　

我转头想向弗兰说话，但她正在哭泣。“噢，弗瑞德，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她只能说这些。 　　难以置信！我没有祷告，没有一克信心，我只是不断讥笑和鄙视，但一剎那，没有任何原因，我奇迹地得医治了！ 　　“

在走廊上走走看。”场务说。何只走走，我跑了起来。阁楼上的人看着我，有的人举起手赞美神，我不管了，我得了医治！ 　　

场务问：“你想和我一起到台上吗？”我等不及了，跑下楼梯，当我到了底下，转身又跑上去，一次跳三级，是真的，即使我重重地跳也不痛。我又跑下去，弹跳测试背部。就像从来没有受过伤，没有痛楚、酸软，甚至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感觉。 　　

我们到了台上，库尔曼小姐伸出手问我：“年青人，你叫什么名字？你得了医治吗？” 　　我从来也不能对着人群说话，但那个下午我对着上千人描述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同时欢呼赞美神，我听见自己说：“赞美神！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我来不及反应的时候，我已经在神的大能底下，直直地躺在地上。我，这个不信的人，被医治了！弗兰和我果然在那天晚上大大庆祝，世上再没有比我们更快乐的人了。 　　

我们回到母亲的家接孩子，三年以来，我第一次可以抱起她们。“弗瑞德，你的背！”母亲惊呼。我大笑，我感到自己比一生中任何时候更强壮。 　　

一年前，当我还能兼职的时候，我的右姆指被重木材夹着。指节以下被压得血肉模糊，只剩下骨梢外露。医生用液化硅造了一个指套，再从我的手背移植皮肤围着它。“这只是一种装饰。”医生说：“当然它永远也不会动也没有感觉，因为它是没有生命的。”

那天晚上，玛丽亚和丽莎问我：“爸爸，神也医治了你的手指吗？” 　　我咧着嘴笑：“没有，小天使，神太忙于医治我的背部了。”“但我们也为了你的姆指祷告啊！”她们失望地说。“我们相信神也会应允这个祷告。” 　　我搔乱她们的头：“一个医治已经很棒了，不是吗？再说，这个指头根本是假的，你不是相信神会使它活起来吧？”但她们确是这样相信。 　　

我们决定和朋友一起开车到教会见证神在我身上的医治。途中我忽然感到有一种奇怪的拉力在我右手上，我向下一看，我的姆指正在抽搐而我可以控制它了！它有生命了。 　　

“噢，爸爸，”女孩跳跃不已：“神的确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是吗？”他的确是。 　

两天后，我背上所有的钙块都消失了，肿瘤和硬块全都没有了。我已经预备好作任何事情，我致电律师：“你可以撤回诉讼了，我已经得了医治。” 　　“什么？”他在电话那边大叫。“这是开玩笑吧。” 　　我认真地说：“不是，我真的好了，我的背部完全健康。” 　　

“且慢，不要再说任何话，立刻来我的办公室我们私下再谈。记着不要对任何人说这样的话。”我同意了，但我忘了告诉他之前那一天我已经向几千人宣布这件事。 　　

他尝试说服我这只是心理作用。“花几个星期到别的地方走走吧，”他要求，“当生活回复正常后，痛楚会再回来，我们再继续这案件。” 　　“没用的，我已经痊愈了。” 　　“不可能的。”他哭着脸说：“脊椎不可能一夜之间康愎。”我由得他。他一次又一次说：“放几个星期假吧，你会回复正常的。” 　　但我痛苦了三年，不想再要这种“正常”。我已经好了，这是金钱买不到的。 　　

一星期后是我和弗兰三年来第一次户外活动。我们开车到了塔霍湖（Tahoe Lake）湖的滑雪场。我一向很喜欢滑雪，曾经以为再也没有机会来了。 　　

弗兰和一个曾为我恳切祷告的朋友留在山顶，我坐在滑板上沿雪道滑下。当我高速滑行的时候，撞中了一个雪堆，身体抛进半空，再倒头撞在树上。 　　

我爬起来，挥去耳朵里的雪。我听见山上传来弗兰的叫声：“赞美主！” 　　我格格笑，一面喘气，一面对自己说：“阿们！” 　　三星期后我穿上外套到教会去，我摸着衣袋中一些东西。我已经忘记了我的药丸，尼古丁。我完全没有想起它们，我到医治聚会的时候带着它们，心想下午一定要吃的，但神的医治是完全和彻底，我知道自己永远也不需要它们了。 　　

六月我回到工作岗位。后来，我曾经不只一次从楼梯上跌下，背部所受的伤换了正常人也会伤残，但我的背部好像是用铁造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健。 　　

当我重新担任建筑工人的时候，有的朋友感到意外。他们以为我为自然成为一个牧师或传道人，但我仍然是那个弗瑞德•布第克（Fred Burdick）。噢，我全心爱神并且从未错过任何机会向我的员工或顾客见证神为我所作的事。没有人比我更感恩了。 　　

我仍然只是一个勤劳的建筑承建商。大部份时间我与一些粗矿、坚强的铺砖工人、房顶工人、木匠、水喉工一起工作。我不是一个牧师也没有装作神圣，我只知道我曾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废人现在却完全了，而这些都是神的作为！ 　　

曾经我也为着别人认为我应该成为传道人的说法感到不安，直至我在圣经中看见一件事──在低加波利的一个男人得了医治，他恳求耶稣让他跟从成为使徒，但耶稣说：“回家告诉你的亲朋，主为你作了何等伟大的事。”（可五19）这正是我所作的事。 　　

没有人能明白我内心的感受，就是当我经过一天辛劳的工作，坐下听见小丽莎低头祷告：“主，谢谢你医治了爸爸。”她永不会忘记。 　　

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