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Here's my re-interpretation in English:
Whence SHIT comes from one hole, all is saved.
Whence SHIT comes from one hole and one mouth, hands are still good.
Whence SHIT comes from one hole, one mouth and two hands, one can still run away with his feet.
Whence SHIT comes from one hole, one mouth, two hands and three legs, all is doomed.
And of course, such foul language needs to be cleaned up with some compensation in another comparative reading.
盧梅坡〈雪梅〉:「梅雪爭春未肯降,騷人擱筆費評章。梅須遜雪三分白, 雪卻輸梅一段香。」這首詩從雪與梅之異同處出發,指出物各有其特色。 冬天的梅與雪,在春天隱而不見,因此引起了騷人墨客的歎惋。然也因此, 顯出梅的精神、雪的特殊。梅與雪同是冬景之一,然不同處則是梅有暗香, 雪有皚皚的白,各有各的特色,難以分出高下。這就如同每個人各有特色, 他人是替代不得的。
My rendition in English:
Ume blossoms on snow covered branches
yearn to be favored by the coming and going season
Idling scholars put away their pens
meditating on the life and death of winter blossoms
Ume ought not to subject itself to harsh winter snow
Yet snow is totally crushed by Ume's fleeting 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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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叶的书藏,杨钧称叶为湖南第一藏书家,版本之考究为湘冠,如叶曾藏有宋胶泥本《韦苏州集》(实为明活字本)、宋朱熹同榜题名录等。伴随着湘军中兴,晚清湖南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方重镇,桐城派自皖至湘,似乎也形成了一支文化上的中兴“湘军”。在这种人文传统里,叶德辉跻身湖南第一藏书家,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皕宋楼被日本人廉价收购,江南典籍为之一空,此为我国书坛的一页痛史。原清华大学教授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将叶德辉列于清代最后一辈藏书家,并寄希望曰:“吾人为文献计,甚望其能长守故都也。”这最后的希望也将成为浩叹。杨钧写道:“(叶)身死之后,以其宅为图书馆,后发还,然所损失,则无人理会。”
论学方面,杨钧对叶的批评可谓不遗余力。叶母去世,杨诔曰:“佳儿诚博学,但与我门庭各异,只谈风月不谈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一本专言古籍版本的书,宋雕元刻,如数家珍。杨钧从小的方面补叶所未见,从大的方面抓住叶论措辞不严谨的毛病,几乎将其一生安身立命的学识完全推翻,并断言“专言版本者无功于学问”。对叶的《经学通诂》也说:“幸无人读,否则亦可贻误后生。”叶德辉的儿子似乎比皕宋楼的后代强,还算是肯堂肯构,然则人力终不敌气运。他对父辈之争总结道:“吾父著书,与白心(杨钧号)大异。吾父仅集前人之说,而不辩论是非。白心己见太深,砉然独断。”也许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同庄子和惠施的往复辩驳,没有了叶德辉,杨钧也许会感到寂寞吧。
说杨钧的《草堂之灵》难得,从一细微处可得到证明。比起那些隔靴搔痒的传闻,杨钧在书中准确记录了叶德辉的忌辰:旧历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申刻。叶德辉之死本不足为道,可是不久遥远的北方传来大学者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消息,王国维自杀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谜语。一时议论纷纭。陈寅恪在1953年12月1日《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道:“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周作人取此说),不关满清之灭亡”。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词曰:“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拈出了这一句式,谓“两非逼一是”。另有一说,即王自杀,因叶被杀。这不是空穴来风。杨钧当天也被农会抓去审问,他事后写道:“彼时之余不仅不能救叶,且不能自救,更不能如王国维之自杀。”这句话象一条无形的线将三个人的命运拴在了一起。这只是杨钧的一家之辞。还是一代史家陈寅恪破人我之执,得历史理性之“鱼”,在挽王国维的碑文里发出振聩欲聋的声音:“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这句话也成了陈寅恪自己一生的写照。
叶德辉、不论如何评说,此人至少总是个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刻书家。但多年来此人似已被遗忘。据说1957年古籍出版社重印过他的《书林清话》。大概和那阵“早春天气”有关。鲁迅早年钩稽古籍不止一次提到叶氏刻藏。《鲁迅全集》(1981年版)有四条简要注释。两条说他是湘潭人,两条说是长沙人,都不错。时下又有叶氏辑刻《双梅影闇丛书》面市。影印本、排印本合成一厚册、自右向左直行读过去又自左向右横行读回来,立足现代而发思古幽情,市场操作与文化意趣兼备,妙!由影印摹想原刻,谓之精审,不为过当。叶氏自号郋园。郋,许慎故里,可见其自视志向。这么一位人物,名声事业、几至不传,大概和他的死有关。
被处决
《双梅影闇丛书》。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李零、郭晓惠等译),相当长篇幅引述《丛书》所收“房中书”五种(《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在简述叶氏搜求辑佚校勘经过后指出:“叶德辉的书证明,他是一个博学严谨的学者。这亦可从他对这五种书的处理方式得到证实。”顺便谈及他的死,说《丛书》的刊印,“他因此大大触怒了当时的旧派文人,使自己的学者声名扫地以尽。他是那样不幸;甚至惨遭匪徒杀害也未能引起任何同情”。“同情”与否,系于观点、立场,不可一概而论。“扫地以尽”,也许说得过于严重。“匪徒杀害”,则大大有悖于吾人之观念,难以认同,务必澄清。所以,译者于此恪守国情民意特特加注:“叶氏是1927年被长沙地区的革命群众作为‘反革命’而处决”。看来还是太简单。新时期小青年不明究竟,可能误生歧义;以为因这么一部《丛书》而成了被处决的“反革命”,太离谱了。
革命群众“和尚打伞”而处决“反革命”。不过如探囊取物耳。陈年旧事,宜粗不宜细,似可单说这个叶德辉,固然满肚子学问,但其一贯表现,的确够呛。按其生平,似乎是专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戊戌变法,他攻击梁启超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著书立说,批驳康有为。湘人唐才常在鄂起兵反清失败,他竟至编述《觉迷要录》,以为“康梁逆案之定谳”。辛亥,湖南独立,唐的儿子唐蟒任湖南都督府军政部长,怀疑唐之被害与叶德辉有关,将叶逮捕,旋获释。以后,他又拥戴袁世凯称帝,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井自任会长,请愿“劝进”。其实,这位帝制迷,晚清末季,已吃过“帝”的苦头。1910年,他趁湖南水灾,积谷万石,引起灾民抢米风潮。此时的大清自身朝夕不保,为平民愤,将这位“进士”公“削藉”。功名、面子、统统丢光。次年,其“精神家园”大清皇朝于焉颓圮。一日无君、惶惶如丧家之犬,“终极关怀”便到了袁大头头上。此等花岗岩脑袋,在革命大潮迭起迭落的1927年碰个粉碎,时也,运也,命也。况乎此公又是自己“跳了出来”,正所谓“在劫难逃”,罪有应得。
说起叶德辉被“处决”直接原因,历史风霜,文士戾气,均富韵昧。是时也,“一切权力归农会”,叶德辉还是当他的长沙总商会会长。大概韬晦为计,“表现”尚可。不知逢何盛典,“农会”请这位大名士写副对联。也许鬼使神差,多半“气候”促成,骨鲠在喉久矣,今日一吐为快,叶进士大笔一挥,写下:“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彘六畜满堂。”横额是:“斌尖卡傀”(长沙方言)。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此言闻于湖南文艺出版社朱正老师,朱老言华,评曰:“自己找死!”的当之至,也是一幅好“横批”。叶氏时年63岁;是日也,1927年4月11日。稍为推寻,这日子历史意味深长,足令后人感慨莫名:冥冥中果有定数耶?
后八年,《郋园全书》由其家人刊行。据闻,《全书》刻版及未刊遗稿存于长沙坡子街叶氏藏书楼“观古堂”。1938年“文夕”大火,玉石俱焚。大部藏书,则由日人购掠而去,流散彼邦,杨树达先生有《〈郋园全书〉序》,对叶氏为学,推崇备至。杨先生持学严正,不轻易许人。如对其最敬服的孙诒让、王国维,亦“时有献疑,未甘阿比”。又如对其自称“私淑王氏”之念孙、引之父子,“昔校《汉书》《淮南》,于高邮之说,多所纠摘”,的确有“吾爱吾师,更爱真理”气象。至于下段文字,更可见杨先生学术上堂堂正正,一是一、二是二之风范:“郭君鼎堂神识敏锐,创见独多,顾其善者高出青云,次者或下沦九地。此如剽悍之将,性喜陷阵,搴旗斩将,每见奇功,而覆车溃众,时时不免。盖建立统系,为业至艰,而语语求通,不为丘盖,瑕瑜杂见,固其所也。”评郭氏学,切当中肯,人所难道情见乎辞,善意美言,不应误会而大概终于有所“误会”。此为题外言。题内言:杨之序叶,也是情见乎辞,易误会为古之“谀墓”,今之“悼词”,死后个个“完人”,和前述叶之“反动”种种,似乎难以接轨搭界。这大概是因为叶氏去之尚不甚远,恶名昭昭,熟知其事尚有存者之故。读小说《曾国藩》或堂而皇之《曾国藩全集》就不同,很少人知道或知道也并不计较“曾文正公”民间别称“曾剃头”。至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瘦金体”的宋徽宗,人们只欣赏好词好画好书法,其为腐化堕落反动极的“亡国之君”,与尔汝伊吾何干?这倒并非完全是厚古而薄“近”,主要是他们的恶德罪行,今人并未身受其害,当然没有切肤之痛,所以顶多作为历史教洲注意而不念旧恶。但他们创造或传下来的、以文化形式呈现的“遗产”,却仍在“现实”中流动着,和今之人一块“活着”,并以其智慧和美的魅力,颠倒世代众生。这类遗产有“物质”的,大半是“精神”;即使是“物质”的,也已升华为“精神”的。具体到叶德辉(以及周作人一类人物),综其平生,终归应入“懦林传”。叶氏观古堂藏书曾达二十余万卷,一时有“富甲海内”之誉可证。文人戾气。自我膨胀,“长沙里手湘潭票”,以为才足以“兼济天下”,实则不识大体,螳臂当车逆历史大潮而反动之,只宜以不自量力、可恨亦复可笑视之。大浪淘沙,尘埃落定。我们似乎能以从容平静心态,读杨树达作于1935年的《郋园全书序》。
杨《序》开篇把叶氏学术文章,置于晚清文“湘军”胜业大背景中,叙述真人真事,勾勒叶德辉,为之定位。学术大事,鄙陋如我。不识高低,只能照抄:“吾师湘潭叶园先生,早岁登朝,谢荣归里,杜门却扫,述作自怡,于时长沙耆宿有湘阴郭侍郎玉池先生、湘潭王孝廉湘绮先生、长沙王祭酒葵园先生,皆东南物望,坛坫盟主。先生于诸老倾挹有加;宗风各异。就中祭酒谷虚成德.见先生会试闱作,击节叹赏,忘其年辈,投谒先施。谓往者视学江南,续仪征阮氏经编。江皖耆彦.经求纷纶,湘士卑卑,怀惭抗手,今得吾子,湘学其有幸乎!暇阅祭酒刊撰《世说》,缘先生一言指谬,索还赠本;隳板重镌。他如理董班史,甄录精言,音辑骈词;多资攻错。尽言虚受,学林鱼水,识者两归美焉。”晚清文“湘军”中,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当然是领袖人物。比他们年轻二十几岁的叶德辉属颖出新秀。尚可补说几句的是:郭嵩焘、王先谦早年皆曾入曾国藩幕,文武“湘军”有难解之缘。郭成了著名的晚清外交家,属睁眼看世界人物。王先谦则是帝制迷。排康粱而拥袁氏,与叶德辉同一战壕。但他早去十年,如果也活到20年代,结局怕同样不妙。大概正因他“寿终正寝”早,所以“解脱”也早;80年代他的《汉书补注》和《庄子集解》即先后重印出版。出版说明称前书“为目前《汉书》之最佳注本”,是“学习研究西汉史的必备之书”:后书“为本世纪以来研究《庄子》者所必读”;历史在这里又显示出取其大端的宽容和理性一面。杨序“理董班史”数言;诚言之不虚,王先谦《汉书补注》“同时参订姓氏”名下,赫然写明“叶德辉字奂彬湖南湘潭人进士官吏部主事”。在历述叶氏经史艺文诸方成就后,杨先生作如下论定:“尝谓自来经术,莫盛有清,先生生丁末季;殿彼一朝,大可理初,愧其博洽,渊如西庄,逊其专谐。信学林之伟业,旷代之鸿儒。”持论当否,我未能知。且待治“湘版’书业史、湖湘文化史之大匠学人,勾稽梳理,再为评议。
叶德辉
叶德辉
《辽东诗坛》所载叶德辉死事《书屋》杂志曾先后发表过《叶德辉之死》、《是是非非叶德辉》等文章,使人深受启发,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现将我所发现的几则史料披露如下,或许能补前两文之不足。
《辽东诗坛》创刊于1924年10月,主编为日本人田冈正树(字淮海),月刊,线装,长三十二开,诗人如陈三立、郑孝胥、樊增祥、陈宝琛、陈衍、黄节等,学者如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书画家如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等,以及段祺瑞、吴佩孚、于右任、汪精卫、戴季陶等政要均有诗作揭载。1925年6月第六号开设《著述绍介》专栏,首篇评介的是叶德辉《说文读若字考》,作者为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1867~1949)。松崎鹤雄1910年往长沙拜叶德辉为师,1920年起任职于满铁大连图书馆。
叶德辉1927年4月在长沙被杀,松崎鹤雄当即撰写《叶德辉传略》,发表在《辽东诗坛》第二十三号(1927年5月)上,第二十四号还刊登了《叶郋园殁后之消息》。这两篇文章对研究叶德辉大有裨益,而世无知者——《辽东诗坛》传世颇稀,故转录于此(原文无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