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告密大行其道 明清正式成为统治工具

　　在帝制中国时期权力运作过程中，告密政治与帝国文化传统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性。由于帝国"儒表法里"或者"外儒内法"的统治样态，告密很多时候被统治者当作统治权术而大肆使用，致使各个王朝都有不间断的告密风潮发生。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统治中，“告密”行为大行其道最主要集中在汉武帝时期、武则天时期、明朝和清朝四个朝代。

　　西汉时期，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 “告缗”令，搜括财富。个人财产必须首先自报，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此即“告缗”。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右内史义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汉书·酷吏传》），汉武帝知道后大怒，以“废格沮事”（即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将义纵弃市。武则天在改朝换代的初期，其完成和巩固的“杀手锏”之一便是“ 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旧唐书 ·酷吏传上》）。

　　唐朝，武则天采设置 “铜匦”，类似于现代的“举报箱”，列于朝堂四方，“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新唐书·百官志二》）。武则天诏旨地方，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不得询问详情，给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驿马送其尽速来京，“ 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新唐书·后妃传上》）。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赏，“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新唐书· 酷吏传》）。针对告密政治而言，虽然与传统帝国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相背离，告密扩大化也对帝国的合法性生产不利，但是基于强化统治的考虑，这一非常规机制还是被统治者屡试不爽。

　　明清时代，告密政治也被正式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嵌入到权力链条之中，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权力生产方式被鼓励和实施，即表现为一种告密制度化的操作方式。朱棣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彼此告讦，恢复朱元璋时已废罢的锦衣卫，并于永乐十八年（1477年）设立东厂，从此厂卫合势，特务横行，流氓政治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据史载，朝野内外均以刺探臣民隐私为乐事，“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在天启朝魏忠贤专权时，有四人深夜饮酒于密室，一人喝得兴起，谩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吓得不敢出声，骂声未落，已有人冲入密室，立刻将四人押至魏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刑法志三》）。

　　清代大兴文字狱，在入关后的第五年（1648年）便发生毛重倬等仿刻《制艺序》案，其后愈演愈烈，仅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里文字狱多达百起，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则无年不有，而在乾隆四十三年竟达十起之多。皇帝事务繁杂，绝无可能遍览天下诗书，所以“文字狱”大都由告发而起，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清史稿·文苑传一》），两年后康熙下令将戴名世处斩，方孝标戮尸，是案牵连数百人。

　　回顾告密的历史，在道德价值上都不认同非正义的告发，但只要有专制政治存在，统治者都鼓励告密，宗教迫害和文字狱史不绝书；极权政治更发展到以权力为上帝，伦理屈从于权力，不仅介入你的私生活，而且要控制你的灵魂。事无巨细都在权力的掌控中。

　　苏联大清洗时期的"告密潮": 一个人同时告发几十人

　　1991年，俄罗斯莫斯科一座少年英雄的铜像被拆除。在苏联国内，他的名气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有无数的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多名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很多诗人和画家为他写诗作画，邮票、明信片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是他作为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告发了亲生父亲特罗菲姆。帕夫利克向政治保安局告发了父亲，说他是”人民的敌人”，用自己的行动帮助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父亲特罗菲姆参加过红军，为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复员后三次当选为村苏维埃主席。在村里人缘很好。他的”罪行”就是私开证明信给富农，让这些被流放到当地的人回到家乡。

　　结果三天后特罗菲姆被逮捕，消失在极北地区的劳改营中。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被”苏维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为英雄。

　　1935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决议：向全体党员和预备党员发一封关于“必须提高布尔什维克警惕性”、“无情地揭露人民的敌人并把他们消灭”的密信。两年后，震惊世界的大清洗运动爆发了，苏联人民给它起了一个别名：“叶诺夫恐怖制度”。在此“计划”的指导指导之下，全国不仅展开了对那些有着“不光彩的”社会出身的人、非正统的信仰以及曾对布尔什维克持反对立场的人的清洗，更是开始了对“有反苏情绪的人”或者“苏维埃政权的潜在敌人”的全面清洗。这意味着“血统无产阶级，斯达汉诺夫式的集体农庄庄园，死心塌地的布尔什维克，红得发紫的教授，大名鼎鼎的国内战争英雄，游击队的传奇式领袖，军队的政治委员、大将和苏联元帅,大饭店里的理发师，大使馆的看门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外交官”全都处在被消灭的边缘地带。

　　在这种疯狂的情境下，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全国范围内甚至还展开了揭露人民敌人的比赛。“告密具有瘟疫的性质和斯达汉诺夫运动式的规模”，几乎全苏联都陷入了集体的非理性中，告密督促着所有的人争抢在被别人告发之前先釆取行动：子女告发父母，弟弟告发哥哥，丈夫告发妻子，几十人同时告发一个人，一个人又可以同时告发几十人……于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全都染上了苏联这一特殊病一一全面的“告密狂”。而对于那些尚存一些良心，不愿告发他人的人，斯大林则批准使用肉刑。同时，还存在一些以告密为“职业”的人，他们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就马上开始乱供一气，诬陷几十个无辜的人。有时候，甚至不等侦察员要求，他们就开始揭发自己的朋友和同事，要求逮捕他们。这些人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线人，监视告发自己同牢房或同劳改营的难友。

　　告密成了大清洗时期苏联政治生活的关键词和官方鼓励的内容。在这场“全国人民其参与”的告密狂潮中，全苏联至少有5%的人口遭到了清洗。

　　大清洗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的恐慌给苏联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及其消极的影响，同时，由于德国、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逐步崛起，苏联当局被迫将注意力由国内的政治清洗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去,并开始着手备战。对帕夫里克的宣传也逐渐趋于平缓，取而代之的是卓雅、提米尔等严守秘密或与法西斯斗争保卫家园的小英雄。但告密狂潮的退却并不意味着告密这种现象在苏联境内的消失。事实上，即使是在二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国家安全部门对于军队和民众的监视也一刻没有放松过——要知道，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1945年2月被捕，其原因就是一封充斥着对斯大林不满的信件在寄送过程中被军队的安全部门“查获”。

　　"幽灵"浮现：中国的"告密文化"何时休？

　　毕福剑的视频风波让那位上传视频的"告密者"应该收到了预期效果。同时也使告密者，一种历史上曾经声名狼藉的幽灵，突然浮出水面，成了当下的新闻热点。

　　中国的告密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几千年靠宫廷阴谋政治统治时期不仅从来就少不了告密者，而且给了这类人最大的鼓励和用武之地。针对告密政治而言，虽然与传统帝国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相背离，告密扩大化也对帝国的合法性生产不利，但是基于强化统治的考虑，这一非常规机制还是被统治者屡试不爽，在皇帝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权力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的儒士阶级始终无法找到一条有效的路径驯化君权。时至今日，中国古代的告密文化依然影响着中国社会，极大地破坏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信任土壤，成为缠绕中华文化挥斥不去的梦魇。

　　如今我们悲哀的看到，告密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便习惯于"以不正常为正常"，一旦把这套告密体系晾到阳光下，各种反应反令人大跌眼镜。或许是出于善意，有朋友主张历史创疤揭不得，一笔糊涂账推给体制当总替罪羊，不追究多数人的责任。

　　私人生活公共化，正是当下社会的一大特征。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有了网络，有了微博、微信，人人手上都有了自己的话筒。但是每个人都有私人空间，每个人心里也都有一个"魔鬼"。构建文明社会的一个大前提就是，让每个人的"魔鬼"能够宁静生活于自己的密闭空间而不受打扰。当你在饭局上掏出手机想拍照、录视频，应当了解并洞悉这一举动的意味。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你还可以作出选择。

　　我们不愿告密文化的幽灵复生，但是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毕福剑作为一个名人，一个公众人士，他的身上占据着较多的舆论资源，更应注重自己的言行。这是一个负担，但也是一个其不得不背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