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的工作狂
英国式民主对于败下阵来的领导人格外残酷。大选第二天早晨，搬家小货车从唐宁街陆续开出。这番熟悉的情景，的确有失尊严。1974年2月，撒切尔夫人目睹了特德·希思突然而意外地被驱逐出权力舞台的情景。当时特德没有其他居所可去，被迫在一名保守党议员借给他的小公寓里蜗居了好几个月。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德的窘境才促使撒切尔夫人在达利奇买了一所并不怎么合宜的房子，作为一种保险来防止遇上与特德相似的命运。其实，和大部分被免职的首相相比，她的离去已经算不上多么突然了：从决定辞职到最终离去，她仍旧有6天的时间去打包行李，作道别。不过，她的失败却更为残酷，因为她不是被选民抛弃，而是遭到自己阵营议员的背离。在1983年6月和1987年6月，她也曾收拾行装，做好了离开的心理准备，而1990年11月，她却没有这样的准备。
撒切尔夫人是个难以自抑的工作狂。她仍旧充满活力，对于政治以外的事情毫无兴趣。失去首相之位，一夜之间似乎剥夺了她活下去的动力。她一直惧怕退休后的生活。“我想我对于地狱的定义就是有大把的时间，却不知道如何打发”，她在1987年《她》杂志的访谈中说道。“快乐并不是无所事事”，她在《妇女天地》上重申。“对于成年人来说，快乐是度过充实的一天，尽管这天结束时感到筋疲力尽，心里却明白自己拥有非常充实的一天。”说是充实的一天，她实际上是指从早到晚地工作；并且这些工作都是政治方面的工作。她对于政治的依赖，就好比不能失去氧气、不能停止呼吸一样。
“总有工作需要我去做，而我也会找到这些工作。”她1989年说过。但是她不适合在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性组织——北约、世界银行，甚至联合国担——担任显赫的职位，尽管她的名字常常与这些国际组织联系在一起：她从来就不是当外交官的料。约翰·梅杰最想在国外给她找个职位，让她终日忙碌，但写回忆录时，他说“没有可靠的职位能够提供给她”。
其实撒切尔夫人与梅杰的关系只能让她的处境更为难堪。作为她的门生，梅杰在她的提拔下迅速超越了许多同辈人，后来更获得首肯，接任首相职位。尽管同事们与评论家很快意识到，摆脱撒切尔的“保姆”阴影，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对梅杰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撒切尔夫人却仍旧把他当作一名羽翼未丰的副手，其职责就是继续从事她后悔不能亲力亲为的工作。梅杰担任首相首次在唐宁街10号外的人行道上举行记者见面会时，她希望跟梅杰一起见记者，而在梅杰首次“首相答问”时她也想坐在梅杰的身后，结果受到劝阻。她原以为自己仍旧有权获悉一切，还能够得到请示，加上梅杰面临的第一项挑战——波斯湾战争，原本分明就是她的战争，这些都加强了她的这种期待：与梅杰一直待到1991年3月战争结束的查尔斯·鲍威尔，依旧每周向她提供情况报告，这些报告比传统上提供给反对党领袖的报告要详尽得多。然而，在她看来，过去11年来她一直视为命脉的情报源已被切断，结果她感到沮丧失意，也越来越持批评观点。
随着她的批评越来越公开化，人们指责她像希思当年对待她一样，对梅杰极不友善。不The Iron Lady过，大众眼中的希思无非是个满肚苦水的失败者，独自发发牢骚而已；而撒切尔夫人却在党内、国内，甚至全世界却真的拥有大批追随者，因此她的批评比起希思的牢骚更有破坏性，这意味着她具有更大的责任，应该明智而谨慎地施加自己的影响力。然而她却没有这样做——抑或压根拒绝这么做。结果就是在保守党接下来当政的7年中，她让梅杰与其保守党后席议员之间关系紧张。她的行为无疑加剧了党内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保守党1992年的大溃败。而在1992年之后，她继续削弱着威廉·黑格以及后来伊恩·邓肯·史密斯重整旗鼓重塑凝聚力的努力——直到她的健康情况开始出了问题。她的搅局对保守党造成的创伤恐怕难以愈合，直到她那仍旧不安的灵魂遭到驱除。
不在其位难谋其政
撒切尔夫人和丹尼斯到达利奇的第二天，伍德罗·怀亚特就打来电话，怀亚特发觉她“‘嘭’的一声回到了现实”。再也没有秘书帮她打写信件，或是签收民众寄来的数千封慰问信和花束。她甚至不知道如何打电话，如何使用洗衣机。昔日荣光延续的唯一体现就是警察保卫，警察们仍然每天24小时为她站岗放哨。发现自己甚至不会拨通电话的她，只好求助于设在车库的“特殊分支机构”官员。她在下院仍然拥有一个房间，约翰·韦廷戴尔是她的政治秘书。然而，她的首个实际需要就是一个合适的办公室。阿里斯泰尔·麦卡尔平仗义相助，把自己在大学院街的房子借给她，她很快又招了8名职员。这样的安排持续了数月，直到后来新成立的撒切尔基金会在切舍姆找到了更合适的地方，并建立了总部。
与此同时，她很快就发觉达利奇并不适合她居住。对丹尼斯来说，这所房子唯一的可爱之处就是能俯瞰达利奇和西德纳姆高尔夫俱乐部。然而，对于这位仍想全身心从事公共事务的前任首相来说，住在达利奇简直不切实际，无可救药。满满的日程要求她必须能在活动之间迅速回家换装。不论是象征性地，还是实际上，她都要处于忙碌状态。因此，从达利奇往返仅仅三周之后，她和丹尼斯就开始找更适合长期居住的房子。很快他们就在贝尔格莱维亚的伊顿广场从亨利·福特的遗孀手中租了一处带地下室的豪华复式公寓。最终，他们在离维多利亚车站不远的彻斯特广场租了一栋有五间卧室的五层楼房，租期10年，——后来又延期成了终身租约，1991年夏天就搬了进去。
在最初的几周里，常常有一些人前来慰问，缓解了被抛弃的感觉。出席梅杰出任首相后的首次“首相答问”时，她受到下院热情的，也许带有负疚的迎接；不管走到哪里，她似乎都受到民众的同情，对她的历史地位表示敬意，对她在逆境中的昂然坚持表示钦佩。12月9日，女王授予了她殊功勋章，这是君王的最高奖赏，只限定授予24位个人：撒切尔夫人填补了劳伦斯·奥利弗去世后留下的空缺。更具争议的是，丹尼斯也被授予准男爵的封号。就在授勋的几天前，她和丹尼斯还高调访问了从伦敦过境的罗恩和南希·里根，在克拉里奇共进下午茶，重温昔日荣光。
她仍旧精力充沛，决心向前看，让自己忙碌起来。“我必须要做份积极的工作，干点积极的事情”，她对怀亚特说道，“我打算继续保持影响力。”她知道必须从日常的内政退步抽身，但立即给自己订下三大任务。第一，她准备广泛旅行，发表演讲，尤其是在美国。一方面是为了宣扬她的信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钱。很快，她与华盛顿演讲局签约，一场演讲费为5万美元，仅次于里根。她对日本和远东其他国家地区也都如此标价。不过，她订下了清楚的规矩：在英国演讲分毫不收，在俄罗斯、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南非也分文不取——实际上，任何能够让她进行具有政治意义的演讲，而不是仅仅利用她的名字的地方，她都乐意免费出场。在自己觉得仍然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她决意不在自己的独立意志上出现妥协。
从首相职位上退下不到两年，她在《星期天时报》的英国富豪榜上排名第134位，个人财富估计高达950万英镑。不过，这笔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来自她的第二项任务——撰写回忆录。当然，她的回忆录商机无限。6月，撒切尔夫人与一位美国经纪人马文·约瑟夫逊签约。马文迅速就接受了默多克旗下的哈伯柯林斯出版社的350万英镑的合同，两卷回忆录分别定于1993年和1995年出版。
这是一笔价值不菲的买卖。但成稿时间却十分紧张，要求她在不足18个月内完成第一卷，囊括整个首相生涯。她宣布每个字都是亲笔写就的；但没人真的相信。她从来不对外宣称自己是位作家。她的讲演稿从来都是通过编辑、批注或者彻底重写别人的草稿来完成的；其实，她的回忆录也是这样完成的。与辞职当天在下院发表的告别演说一样(尽管篇幅上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撒切尔夫人对待回忆录写作的态度极其认真，仿佛是在历史法庭上辩护一般，字斟句酌。她没打算敷衍了事，她事实上也从未如此。她全身心投入，指导回忆录的写作，过得充实而认真；最终如期完成回忆录真可谓成就惊人。
她的第三项任务是建立某种机构，保存她的遗产，并向全世界传播她的思想。然而，这个构想有悖于英国的慈善法律。1991年7月，英国慈善委员会以撒切尔基金会不保持政治中立为由，拒绝授予其慈善地位：这项决定严重削弱了撒切尔基金会筹资能力，因为捐款的公司不能申请免税。到1993年为止，只筹集了不到500万英镑。尽管如此，基金会在切舍姆(Chesham Place)(靠近海德公园角)设立总部，为撒切尔夫人提供了会见外国访客的相当有气势的办公场所：有人说那里精致的楼梯和水晶吊灯、来自福克兰群岛的纪念品，以及那樽大地球仪让人想起唐宁街，不过这些装饰比唐宁街更为华丽。
华盛顿和华沙也设立了基金会的分部，目的是在新兴中东欧民主国家传播自由市场思想和西方商业惯例。然而，宣布的具体行动倡议却微不足道。基金会逐渐变成了一个教育性的信托基金。在1998年，基金会捐赠剑桥大学200万英镑，资助设立一个新的企业研究教授职位。1997年，撒切尔夫人将自己的文件赠予丘吉尔学院，还提供资金扩建档案中心来存放这些文章，并将它们编入目录。基金会还向牛津大学出版社支付资金，用以制作撒切尔夫人政治声明全集的CD光盘，并分发给了世界各地的图书馆，还投资建立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网站。所有这些项目都给历史学家提供了她一生的记录；但这些却没能实现撒切尔最初的设想——在全球宣传撒切尔主义。
在短期内，她能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广泛旅行，不仅让梅杰省了不少心，又让她得以享受到世界各地崇拜者的奉承。作为一位世界级超级明星，她的名声比默默无闻的继任者要响亮太多，不管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热情接待。1991年，她5次访问美国——2月去加州参加了罗纳德·里根的诞辰80周年庆典，还到洛杉矶北面的西米谷市视察了建设中的里根图书馆；3月在白宫的豪华庆典上领取了布什总统颁发的国会自由奖章，之后又去了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和加利福尼亚的橘子郡，在共和党重镇首次做有酬演讲；6月，她去纽约和芝加哥做了两场关于世界事务的重要演讲；到了9月和11月，又分别进行更多的巡回演讲。较之以往，美国越发变成了她的精神家园。波斯湾战争期间及结束之后，她仍在华盛顿有一席之地；尽管这一地位也只是能让她常常与副总统丹·奎尔共进早餐，而不是与总统会面。5月，她去了南非，补偿自己做首相时从未能够成行的访问；在那里，她一方面受到了德克勒克总统的盛情款待，另一方面又遭到非洲国民大会的抵制。后来她又奔赴俄罗斯，与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进行了会晤，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被蜂拥的人群包围。9月，她忽然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兴致，又在中国得到了红地毯式的高级接待(盖过了梅杰不久后访华时的风头)。10月，她作为女英雄在波兰受到人群的欢呼喝彩。11月，她重返科威特“激荡着活力”，受到科威特人民的热烈欢迎，她被视为科威特的解放者。
不论走到哪里，她都热心于当地政治，丝毫不感到拘谨。在南非，她敦促曼德拉和布特莱齐酋长进行对话，甚至暗示说，她愿意居中调停，让双方和解。到了俄罗斯，她对四面楚歌的朋友戈尔巴乔夫给予强烈支持，催促莫斯科大学学生对改革保持信心；与此同时，她又坚定地支持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要求独立的权利(当时英国政府并不持这种立场)。三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在共产主义强硬派发动的政变中被临时罢免，西方元首在表态前静观其变，而撒切尔夫人首当其冲，极力主张苏联人民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她公开支持藏在俄罗斯议会大楼里的鲍里斯·叶利钦采取的抵抗行动，甚至还设法给他打了25分钟的电话，表示对他的鼓励与支持。波兰的后共产主义政府一直在大幅削减补贴和公共服务，同样，她一到华沙，就“毫不回避地涉入波兰大选的竞选活动，赞赏饱受非议的金融部长，抨击左翼政党”。现在整个世界都成了她的选区：或者，她习惯性地使用皇家专用的第一人称复数发表评论，“我们如今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然而，她未能将自己完全限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她感受最强烈的问题必然影响到了国内政治。任何针对政府立场的批评，如在伊拉克、南斯拉夫解体，尤其在欧洲问题上对政府的批评，不可避免地成了对继任者梅杰缺乏判断力、缺少经验、犹豫不决的批评。至少她不能抱怨解放科威特的战争行动。2月28日，在下院首次介入中，她就战争胜利结束对梅杰仅仅表示祝贺，并接受了梅杰对她上年8月采取的坚定立场所表达的赞赏。她仍然没有批评盟军未能推翻萨达姆政权，但她明确指出伊拉克问题并未解决，还忧心忡忡地警告说“和平的胜利比战争的胜利需要更长的时间”。然而，几周之后，她要求政府派部队保护从北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中逃出的库尔德人民。实际上，梅杰正在制定一项计划，为库尔德人建立“安全区”，并能得到法国、德国以及最终美国的支持；因此，在这个时候，他有能力削弱她的干预行为。然而，并非每次都能如此简单。
在南斯拉夫解体的问题上，撒切尔夫早在1991年秋就表达了明确而大胆的观点。随着该地区极为复杂的种族冲突的逐步升级，她的这一举动使自己与英国政府之间在后来几年里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当塞尔维亚人希望借助军事力量维持他们在前联邦的统治地位时，她大胆地支持了各共和国脱离联邦、寻求独立的权利——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到波黑。在一定程度上，她把南斯拉夫争端看作是民族自决问题之一，与她抵制布鲁塞尔的联邦政府要求遥相呼应。与此同时，南斯拉夫问题也是民主与共产主义之间持续战争中一条新战线。
然而，梅杰与赫德决心防止英国或北约陷入巴尔干内战，主张不干预政策，对交战各方实行武器禁运。尽管塞尔维亚人罪行滔天，梅杰和赫德却严格执行这一政策。接下来的几年里，撒切尔夫人好战的反共主义却与全世界人道主义的良知不谋而合，要求对塞尔维亚人采取行动，并徒劳地抨击英国政府谨慎的实用主义政策。当然，的确是英国政府带头阻止了北约、欧盟及联合国对巴尔干内战直接进行干预。
其实，撒切尔夫人本人之所以毫不妥协地反对其继任者，问题并不在巴尔干上，而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欧洲问题上。从布鲁日演讲开始，她对于欧洲的态度一直非常强硬，然而，只要依然位居首相，需要为英国讨价还价，达成最划算的交易，她就不得不抑制心里对欧洲愈来愈强烈的反感情绪。一旦离开了唐宁街10号，这种抑制作用顿然消失。现在她可以自由自在地跟着直觉走，批评梅杰与赫德达成的交易。她批评起来毫无顾忌，也从未设身处地替梅杰考虑过这番批评会带来怎样大的压力。恰恰相反，她义无反顾地带领着保守党里的一小簇人，激烈反对以任何形式推进欧洲一体化。这种做法把保守党未来7年的重心从开明地支持欧洲联盟的立场，推到了强烈怀疑欧盟、甚至恐惧欧盟的立场上。她带头反对推进与欧盟一体化，不仅削弱了梅杰将英国变成“欧洲中心”的模糊抱负，同时在更大的范围内削弱了他的权威，点燃了保守党的内战。这场内战不但在短时间内摧毁了梅杰政府，还破坏了保守党未来作为执政党的信誉。这是她对1990年11月的复仇。
显然，只要撒切尔夫人留在下院，无论何时她选择发言，她都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当她宣布下次大选时退出下院时，梅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到底留在下院，还是去上院，她一直犹豫。尽管并非一位伟大的议会活动家，她非常清楚自己必须在下院或是上院保留一席之地。她的一些支持者敦促她留在下院，其主要作用就是使政府一直保持胜任状态；同时，未来出现危机时，她也有可能重新出山。到了3月末，她仍旧举棋不定。最终，她明确地排除了重返权力中心的可能，做出了更能自由表达自己想法的选择。
尽管她对梅杰失去信心，她仍然希望保守党赢得即将到来的选举。12月12日，梅杰夫妇和内阁大部分成员去克拉利奇出席撒切尔夫妇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日庆典，表面的友好关系重新得到恢复。1992年的前几个月，她专注于回忆录写作，只访问过美国两次，访问期间也尽可能地不说任何引起争议的事情。
梅杰决定在4月9日举行大选。梅杰赞赏撒切尔夫人的克制，无疑希望这份克制可以保持到大选之日。他送了撒切尔夫人二十四枝粉色玫瑰。然而，她丝毫未被打动。“一束鲜花可不能弥补280亿英镑的财政赤字，伍德罗”，她抱怨说。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她还是紧咬牙关，保持缄默，3月17日当时在梅杰手下工作的安德鲁·特恩布尔(这是服务于梅杰)竟然对怀亚特说：“她的表现是绝对一流的……超出了我们的希望。她真是棒极了。”
在竞选过程中，她相当谨慎，仅与梅杰同时出席过一次保守党候选人的集会。在集会上，她对梅杰的领导力给予了强劲的支持，以此鼓舞士气，还为选择的边缘席位做了一些走访活动。在梅杰的回忆录里，他宣称“前任首相的盟友们”不遗余力地暗中破坏他的竞选；但大选前一周，撒切尔夫人身在美国，直到选举日晚上才回来，刚好赶上参加了一轮选举夜集会。她和怀亚特在阿里斯泰尔·麦卡尔平家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关注选举结果，气氛醇厚，大度慷慨。她现身后对媒体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第二天，她为梅杰取得的“著名胜利”而欢呼，还督促他现在就应该“全力以赴”。
然而没过几天，美国杂志《新闻周刊》就发表了她极具破坏力的访谈内容，表达出她自己的真实感受。在《不要抹掉我的工作》的标题之下，她痛快淋漓地讽刺了继任者在继续她的事业方面的能力：“我不接受那种认为梅杰突然之间成为独立自主的人的看法。他已经做了17个月的首相，继承了之前十一年半取得的所有伟大成就，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
她坚持认为，梅杰只能在她所开创的领域界限内有规划自己路线的权力。这种对民选首相公然的诋毁离梅杰那场的“著名胜利”仅仅过了短短几天的时间，真让人感到吃惊。但这么说她并不感到后悔。“我只是说我会在选举期间保持沉默”，她对怀亚特说。她决心不再缄默了。
人们猜测她会选择哪种类型的贵族头衔。按照传统，做了首相就该被授予伯爵头衔，因此她有可能成为女伯爵。既然之前已经恢复了其他人的世袭贵族头衔，自然她也应该获得属于她的世袭贵族头衔。然而，颇为奇怪的是，撒切尔夫人觉得丹尼斯和自己缺乏维持世袭贵族头衔的手段。马克已经有丹尼斯的从男爵爵位可以继承了；因此，她最后得出结论：“我觉得终身贵族头衔已经足够。”6月6日，她被正式宣布为林肯郡凯斯蒂文撒切尔女男爵。愤世嫉俗者们注意到，她从来不喜欢格兰瑟姆；凯斯蒂文听起来可要气派得多。
6月30日，她正式进入上议院——“犹如一头母狮意识到自己闯入了笼子里”——恰好赶上参加7月3日关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辩论。“您的首次演讲应该避免引起争议，”怀亚特提醒她。“但我应该遵循前任的惯例”，她反驳道。“当初麦克米兰在他的首次演讲中攻击了我。”话虽如此，但实际上查尔斯·鲍威尔为她写的演讲却相当优雅和蔼，甚至还有些机智诙谐。尽管她不同意政府支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但她又对梅杰的领导能力给予肯定，相信他能够发挥英国在欧共体部长会议上的领导作用，从而将欧共体的发展引往正确的方向。
然而，她的克制还是时间太短暂了。8月她在瑞士写作回忆录期间，波斯尼亚副总统前来拜访，请求她为他的国家再做一番呼吁。她立刻在大西洋两岸发表一系列文章和电视访谈，呼吁采取军事手段制止塞尔维亚人对戈拉日代和萨拉热窝的袭击，终止“种族清洗”的残暴政策，挽救波斯尼亚人的祖国。她声称，波斯尼亚的惨剧“让人联想到纳粹最残暴的恶行”。她对欧盟的“麻木”态度感到绝望，呼吁美国带头阻止种族屠杀。她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最实用的工具”就是北约组织。巴尔干半岛并不是“局外地区”，而是欧洲的一部分。有些人认为西方干预只能加剧冲突。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她回应说，自己并未提议进行全面的军事入侵，只是轰炸塞尔维亚的补给线，并放松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让波斯尼亚人民能够购买武器武装自己。然而，各方对她的话都充耳不闻。除了几个例外，两党大多数议会议员，社会上层大部分，以特德·希思为代表的资深政治家，以及大多数评论员都支持英国外交部的立场，即英国对插手巴尔干争端毫无兴趣。坦白地讲，许多人认为最好的结果就是塞尔维亚人迅速获胜。梅杰和赫德最多能做的，也不过就是派遣英国军队参与联合国部队，保护人道主义的救援行动；但是这种行动只能加剧各界反对军事干预的呼声，因为北约组织一旦轰炸塞尔维亚，英国军队就会成为复仇的靶子。道格拉斯·赫德仍然相信，西方的积极干预只能让流血冲突愈演愈烈，让本已糟糕的局势雪上加霜。
然而，撒切尔夫人仍旧坚持自己的主张，在之后的3年里对政府怠惰的鄙夷与日俱增，直到美国最终插手巴尔干冲突，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把塞尔维亚人重新逼到谈判桌。1992年12月，她对波斯尼亚可能发生的“大屠杀”提出警告，坚称：“我们本可以阻止屠杀的发生。现在阻止也还为时不晚。”她说，由于西方把这场冲突视为纯粹的内战，“实际上纵容了刽子手”。1993年4月，斯雷布雷尼察发生了第一次大屠杀，1995年7月又发生了第二次大屠杀，残酷血腥的程度更是变本加厉。她驳斥赫德反对放松武器禁运的借口——放松禁运只能扩大“死亡地带”——不过是“蹩脚而可耻的”措辞。波斯尼亚“早就成了一个屠杀场，我相信在欧洲再看不到第二个”。正在发生的恐怖行为“不配欧洲，不配西方，不配美国……这里属于欧洲的影响范围，也应该在欧洲的良知范围之内……我们简直就是大屠杀的从犯。”据说她私下曾经对赫德说：“道格拉斯啊，道格拉斯，跟你比起来，张伯伦就像个战争贩子。”
回头看来，撒切尔夫人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人们尊重梅杰、赫德还有最初的比尔·克林顿(于1993年接替乔治·布什担任美国总统)采取不偏袒的立场，不愿使战争升级的态度。他们的本能反应一直是通过一系列的调停行动达成停火，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们不相信塞尔维亚人会如此残忍而无理。然而，无情的事实却是，正是部署了美国军队，最终才让塞尔维亚人1995年签署了代顿协议。尽管有些自我标榜为“现实主义者”的人坚持实用主义立场，然而撒切尔夫人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以及她所坚持的必须采取军事力量打败侵略者的立场却更为现实。假如欧洲能够在自己的后院坚决地采取行动的话，这场屠杀本可以早点终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贯反对欧洲形成单一外交政策的她，居然呼吁欧洲各国在波黑采取统一行动。可悲的是，波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她对欧洲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并再次证明了她的观点——如果美国不发挥领导作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争端都不会得到解决。
英国政府更容易忽视前首相在波斯尼亚问题上的说教。到1992年秋，当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呈现议会面前时，她在家门口对他们造成更大的困难。9月16日被称作“黑色星期三”，诺曼·拉蒙特十分丢脸地被迫放弃英国欧洲汇率机制成员的身份，政府在关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辩论上拉开了可能最糟糕的序幕。在加入欧洲汇率机制问题上，在与劳森和豪经过那么多的争执与较量之后，1990年10月撒切尔夫人终于勉强默许加入。然而仅仅在两年后，英镑被迫以150亿黄金储备的代价，被挤出该机制，对政府金融管理方面的声誉构成沉重的打击，这方面的声誉以后再也没有得以恢复。梅杰担任财政大臣时，争取撒切尔夫人同意英国加入已经延迟了的欧洲汇率机制曾经是他个人的重大胜利：然而现在，提早退出该机制毁坏了他的首相生涯。当时身处华盛顿的撒切尔夫人不免感到欣喜。“试着与市场作对，那么市场就会跟你过不去。”尽管她不能公开地表示幸灾乐祸，但在私下她却毫无拘束地宣扬自己的判断何其正确。拉蒙特告诉怀亚特，她“给所有的朋友打电话说，‘还不精彩吗？我早就跟你们这么说过，还有……’”她对任何重新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想法都提出警告，敦促政府通过降低利率抗击经济衰退，充分利用退出该机制这一机会。
11月4日，回到威斯敏斯特，在举行所谓“铺垫性”投票中，政府面临两个至关重要的分歧。这次投票是梅杰发起的，目的是在马斯特赫里特草案进入委员会审议阶段之前，稳住他的欧洲盟友。由于保守党整个多数议席只有21席，而且有二三十位欧洲怀疑派议员威胁要投政府的反对票，梅杰的首相之位命悬一线。议会督导全力以赴，但撒切尔夫人却把摇摆不定的后排议员召集到她的房间，明确地告知她期待他们怎样去做。在最后一刻，梅杰亲自将几位主要欧洲怀疑派人士哄进了政府的游说团，承诺只有在第二次丹麦全民公决后政府才会最终批准这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通过这个手段，政府以6票的优势赢得了第一个分歧，又以3票的多数赢得了第二个分歧。梅杰差点丢了乌纱帽。但是他不能忘记，在自己遭遇首相生涯的最大危机时，他的前任却不惜余力地要毁掉他。
1993上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撒切尔夫人集中精力写作回忆录，而下院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法案，在委员会讨论阶段仅仅遭遇两次小的挫折。然而到了6月，该法案到上院时，撒切尔夫人再次现身，在上院带头发动攻击，她否认该条自然地沿袭了她之前签署的《欧洲单一法》，宣称“我可永远不会签署这种条约”，并要求在政府批准该条约之前举行全民公投。然而有威利·怀特洛、杰弗里·豪以及约翰·韦克姆替政府说话，条约还是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但是，条约通过给保守党内部造成的深深裂痕却一直难以愈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