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的风起云涌是新中国65年来，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宣告到行动的路程。亚投行是对美国作为战后全球领袖地位的第一次真正的挑战。战后无论从军事，经济，政治，国际关系，法律等等的领域，偶尔有挑战者，但美国领导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这一领导地位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以半显性（或是半隐性）的形式存在，如欧盟，石油输出国组织，东盟。战后，在军事上美国曾经的最大的挑战者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在经济上是崛起的日本。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以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而得到加强。在经济上，以宗主国的地位，强迫日本签下广场协议，而得到超强地位。在国际关系上，通过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取得在发动战争的正当性。这是现代版的， 孟子的“得道多助”的具体实践。

然而，同样是孟子的下句，“失道寡助”是对美国今天的描写。亚投行无论今后在经济上成功与否，在政治上以中国的“得道”显示出美国的“失道”。这在战后历史中，是第一次，但不会是唯一的一次。不论世界上其他国家如何，中国的几次企图，都不如这一次打得好。亚投行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若干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的时候，我们不知会否如现在这样被激动，也许那时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战略学家，和其他学者，只是将它作为一个案例来讲。但作者认为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会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理解。

今天中国发起的亚投行，是在几乎同是发起的金砖银行，丝路银行的时候做的。为什么亚投行会成为三行的领跑者？这是个百万元的问题（a million dollar question）。作者从两个方面来看，不知能否激励更多的有识之士来讨论。

第一是时机性（Timing）。中国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层面，通过东盟10+1，东盟10+3，中日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砖国家，金砖银行，一路一带，丝路银行，和亚投行对现存的国际体系进行不同的试探（probing）。在这一系列的试探中，中国展现出一个不断成熟，不屈不饶的新兴大国的姿态。其成熟表现在，在这些不同的关系中，每一个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并以灵活的方案来结成新的统一战线。美国通过其“盟友”，有时美国自己，对中国的这一系列的进攻和试探，进行防御和抵抗。这个态势终于在亚投行上，出现扭转。中国及时抓住这一突破点（a break point)，真是可喜可贺。有点在股票市场上，在最低点，不但大量买进，而且通吃。一个人可以抓到低点，但要抓到最低点，你得有点本事。中国的本事在这个破点出现的第一时间，就将它抓住。更可喜的是，这次得突破是在亚投行，而不是金砖国家或金砖银行，更不是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知道，这个突破点可以是这些组织中得任何一个。但在亚投行上成功，这就是天助了，而不是人为。

第二是实际性（Practicality）。上面谈到，亚投行得突破是这些中的一个最佳点。因为纵观这些组织，不是我们没有主动权，就是别人不愿意，或是现实受到限制。唯有亚投行，中国又有主动权， 别人又愿意， 限制有限。中国以“相对”的“大公无私”得到超额（over-subscription）。作者不清楚中国原来的底线在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一定超出其底线，并是大大的超出。

毛主席在1963写的卜算子.咏梅，是一个共产党人，在70岁时，对一个刚刚起步的新的国家的期望。但他不会想到，也是对战后70年的今天，对亚投行的最好的诠注。“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