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奖是美国电影界的年度大奖，也是世界上最受人尊敬、最令人瞩目的电影奖之一。不久前，美国电影学院宣布了本届奥斯卡各奖项的提名，照例引起了众多影迷的关注。但对我们华人来说，今年的奥斯卡奖与往年有些不同，因为在今年的提名影片中，有一部以华人为主角的电影，这就是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的《国宝银行：小到可以进监狱》（Abacus: Small Enough to Jail）。

《国宝银行：小到可以进监狱》的主角孙启诚（Thomas Sung）是出生于上海的第一代移民。他本是律师，因为看到美国银行虽然接受华人的存款，却不愿意给他们信用和贷款，于1984年在纽约华埠成立了国宝银行（Abacus Federal Savings Bank），专门服务华埠的中国移民。孙启诚退休后，二女儿接替了银行总裁的职位，大女儿也在银行担任要职。

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股市暴跌，大批美国人失业破产，流离失所。华尔街的大银行一般被认为是导致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但这些银行规模过大，在社会生活中涉及面过广，如果听任他们倒台，恐怕引发骨牌效应，让经济进一步崩塌，导致混乱。因此政府不仅没有惩罚他们，反而用纳税人的钱来解救他们，帮他们度过难关。这就是著名的“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

国宝银行是唯一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被起诉的银行，因为这是一家小银行，倒台了也无关痛痒。这就是影片标题中“小到可以进监狱”（small enough to jail）的含义。

一部好的电影会提出很多问题，引导观众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国宝银行》这部电影也是如此。国宝银行这样的银行是否应该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负责？同样是违法行为，哪些值得政府兴师动众地起诉，哪些可以被忽略，哪些会得到政府的奖励？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如此巨大，政府要摧毁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企业，就像车轮碾死一只蚂蚁一样轻而易举，政府是不是应该时刻把这一点铭记在心，更加谨慎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美国社会存在种族歧视吗？华人是被歧视的群体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华人自己是不是对此也负有部分责任？

影片导演Steve James是在案件刚刚开庭时开始拍摄的。他之所以决定拍这部片子，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宝银行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作为唯一一家在次贷危机中被起诉的银行，居然成了一场席卷全国，危及世界的金融风暴的替罪羊，这件事情看上去实在荒谬。这个原因也反映在电影的名字“小到可以进监狱”上。所以，这部电影虽然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观看，它的主线，还是政府不去追究那些更严重、对社会危害更大的违法行为，却把一家小银行当作软柿子捏住不放，是令人不解和不齿的。而这家银行背后的华人家庭，面对政府的威胁，为捍卫自己的名誉，挺直腰杆，决不妥协，花费五年时间和上千万律师费，终于讨回公道，令人敬佩。

国宝银行之所以被政府盯上，起因是贷款部门一名经理私自挪用客户支票，被银行开除，银行并向联邦银行监管机构报告了该事件。在调查该事件的过程中，监管部门发现银行有大量贷款文件涉嫌造假。因为虚假资料数量众多，地检署认为国宝银行高层明显是知情的，因此，十几名公司员工，加上国宝银行本身，都遭到起诉。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政府输了这场官司。除了不能有效举证，证明银行纵容和唆使了贷款中的欺骗行为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所有国宝银行的这些或违法或不违法的行为，都没有对任何人造成损害。在国宝银行转卖给Fannie Mae的3000个房屋贷款中，只有9个倒账，倒账率远远低于全美平均数。与国宝银行做生意，Fannie Mae不但没受损失，反而赚取了利息。虽然政府兴师动众，大张旗鼓，要声张正义，将国宝银行及某些员工绳之以法，但连Fannie Mae都没有说自己是受害者，这当然成了检方的案子立不起来的一个关键。

因为华人是电影的主角，我们作为中国人，不可能不从华人的视角去看这部电影。一方面，我们会猜测，在检察官的行为背后，有没有种族歧视的因素；另一方面，从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呈现的人物中，我们也不可能不注意到华人的种种弱点，我们文化中的种种糟粕。我们因此有些汗颜，有点不安，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对华人的种族歧视确实存在，其中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的主观因素？

虽然电影在种族歧视这个话题上比较谨慎，没有尽情渲染， 把它变成电影的中心议题，但种种迹象表明种族歧视是存在的。比如检查官为什么偏偏拿这家银行开刀？又比如为什么在逮捕被告时，检方要将十多名被告用手铐栓在一起，像被奴役的囚徒一样侮辱示众？这一幕非常触目惊心，就连资深司法专家都承认，这种做法非常罕见，让人不忍目睹。如果被告是非裔，检察官会这么做吗？敢这么做吗？对我们华人来说，这一幕唤起了一百多年前，华人在美国做猪仔、被奴役、歧视、排斥的痛苦记忆。

至于我们华人文化中的弱点，看过电影的人都可以说出很多。比如华埠很多业者做生意只收现金，动机当然是偷税漏税，但这也导致很多人的收入没有官方记录，这在申请贷款时成了致命伤，于是贷款时又说假话，造假材料（这可能也是用虚假材料申请来的贷款却只有很低的倒账率的原因之一）；有些华人爱占小便宜，法制观念淡薄，对撒谎不以为然，即使在证人席上也谎话连篇；有些人蛰居唐人街，从不去了解社会的运作规则，在美国居住十几年，几十年，还是对美国社会什么也不知道。

当然有些行为可能确实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比如华人对礼物的概念模糊，从父母家人处借来的钱，到底是不是要偿还，没有人能说清楚。但贷款的时候，是必须清楚地说明这些钱到底是必须偿还的借款还是礼物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不能回答清楚，不免给人留下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印象。

其实美国银行之所以不在华埠做贷款业务，需要孙启诚来填补这个空缺，除了种族歧视的因素外，也因为这里的华人的收入和资产的资料都非常混乱，一般美国人很难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国宝银行能做这一桩美国大银行做不了的生意，也是因为它对华人的虚假资料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容忍。这种了解和容忍是否有可能越界进入了“违法”的范围，是一个我们外人很难说清的问题。在这个案件中，银行完全脱罪，检方一败涂地。但因为检方是负责举证的一方，获胜的门槛很高。有几个陪审员并非完全拒绝检方的意见，只是因为检方没能在证明有罪的所有要素上都说服他们，才不情愿地同意了无罪的判决。

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既然国宝银行被判无罪，就不应该假定他们有罪。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至少我们应该承认，国宝银行作为一家专门服务华埠的银行，确实面临一些独特的挑战。

但综合各方面来考虑，我对华人在这部电影中的形象还是没有太多抱怨的。不错，华人文化中是有很多糟粕，这部电影暴露了不少。但另一方面，我们华人最缺乏的，还是站出来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权益的勇气。孙启诚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们也不背这个黑锅；导演Steve James最后下了拍这部片子的决心，也是因为他跟这一家人见了面，认识了这个家庭，了解了他们的为人，看到了他们对自己的无辜的坚定信念。一个坚毅、有担当的孙启诚，加上他四个坚强、聪明、能干的女儿，一扫我们华人胆小怕事的懦弱形象。他们付出巨大代价，历尽艰难，跟政府硬碰硬地抗争到底，得到了我的尊重，也为华人社区做出了榜样。

维立，毕业于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博士。现居硅谷从事高科技工作。业余时间翻译写作，出版过六本作品/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