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蒋廷黻(历史学家、外交家)

"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 薛福成(清朝官员、外交官)

近日重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和《剑桥中国晚清史》，感叹于百五十年前的贸易战，与今日正在发生的这场贸易战，在成因和国人的心态上，是多么的相同。上面列举的那两句名言，竟是百年前的中国人说出来的，放在今天看，依然合适。

鸦片从唐代以来在中国就作为药物使用，直到清代1729年前，一直是合法药物，买卖自由，不受监督控制。1729年清政府禁止鸦片从东南沿海输入，但没有完全禁止住。外商依然从印度港口将这种麻醉剂小量输入中国。每年不超过四千箱。

而禁止鸦片的指令，却让鸦片象洪水一样迅猛发展起来。并且此后越禁越泛滥，越严厉越反弹。”嘉庆初，对食鸦片者的惩罚只是枷号打板子，道光年间严厉到徒流绞监候各重典，可是食者愈众，几遍天下”(给事中、广东按察使许乃济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1820年，仅苏州就有十万名瘾君子。1838年，林则徐说用洋药者至少占中国人口的1％（四百万）。

吸鸦片是富人的专利，因为它需要余暇时间和额外收入。因此，吸烟人是富有的绅士、中央政府的官员（有人说吸烟者占五分之一）、衙门胥吏（林则徐估计占五分之四）和无事可做的八旗士兵。泛滥的原因有:

一、海关官员的贪污腐化，被贿赂后给鸦片走私打保护伞（赖昌星的前世靠山）；

二、商人（大部分是中国人，少部分英商）必须从事非法鸦片走私。他们需要挣大钱，用以应付官吏的勒索，而任何合法生意都不赚钱从而无法生存；

三、暴利驱使商人们不要命，越贩卖越赚钱，于是更增加贩卖量。大量鸦片由英商从东印度公司运到南海的一个名叫零丁岛上。广州城里包买鸦片的商户，往返于广州和零丁岛。他们的护卫艇被称为快械或是扒龙，火炮和其他武器一应俱全。护卫艇上有数十个亡命之徒，他们划起桨就像在飞，对于路过的关卡都给了大量贿赂（赖昌星的前世，只缺了解放军的舰队护航）。

“盖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骛利。鬼蜮伎俩，法令实有时而穷”（并不能说是政府执法不严，可这种歪风邪气还是不能压住。原因在于民众对法律的畏惧，赶不上利欲对于他们的诱惑。面对这种种奸诈的手段，法令确实会有黔驴技穷的时候。）－－许乃济《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1836年，道光皇帝主持了一场关于鸦片合法化的争议。这场辩论持续了两年之久。在此之前的1830年，皇帝震惊于鸦片泛滥的程度，愤怒之余下诏，逮捕走私贩以制止从广州输入鸦片，并命令恢复保甲制度和奖励告密，以制止国内种植鸦片。 这两个措施都未能减弱暴利的吸引力，到1836年事情已很清楚了，“严打”没用，不能遏止洋药的传播。

于是在1836年，给事中、广东按察使许乃济呈给道光皇帝一份很长的奏折《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鸦片合法化。皇帝召集群臣就他的提议辩论。

以许乃济为代表的合法化一派，认为用严刑峻法实施禁令是不切实际的，除非皇帝愿意实行恐怖统治。继续不断的禁止只能使官员更加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是承认并接受现实，用易货交易的办法获得洋药，然后把它置于海关监督的垄断控制之下。这样，国家收入就会大量增加，走私毒品的人无利可图，此等生意就没人做了。（在加拿大全面实行大麻合法化的今天，看看我们自己的先人当时的考量，是很有意思的事。原来自由党想到的，中国人一百多年前早想到了。）

对立一派被称做道德派。道德派认为，违法不是废除法律的理由。现在越禁越不止的原因是法律还不够严酷。只有更严厉的法律，才能使人害怕从而自觉遵守君子该有的道德，才能促使民众成为君子。如果鸦片被解禁，人人都是瘾君子。因此，不仅对于制造和贩毒者要予以严惩，对于吸食者也应判处死刑，这样才能根除鸦片。只有贩卖和种植鸦片者才受惩罚是远远不够的。只要有需要，寡廉鲜耻之徒就会竭力去迎合它。因此，一定要杜绝对鸦片的需要，即使它意味着千千万万的人死去也在所不惜。

此时一个满人将军名叫宝兴的，向道德派提出了质问。他问道，你如何断定谁是吸烟者呢？从这种严酷法律获得好处的只是衙役和胥吏，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条法律勒索不幸的无辜者，或是利用它来报复宿怨。这样做不行，要打击的仍应是烟贩和走私者，因为他们是问题的关键。应当认真地执行现行法律即可，而不必另外颁布新的严刑峻法。这是个合理的劝告，但是道光帝不听。因为自从1820年以来走私者本已被逮捕，但洋药仍然源源流入中国。空谈执行法律很容易，但另外还必须制定确切的执行方法。

可是道德派的意见又确实是太激进。这些意见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的最下层给予干预。这不但有些法家味道，而且还意味着把一件强有力的武器交给了不可能指望他们善于使用的下级官员。难道就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更合理解决的办法吗？

道光帝对官员们的优柔寡断感到愤怒，对鸦片辩论未获结论感到灰心。他所希望的是对问题的正反意见作出清醒的判断，然后采取决定性行动。这时他发现了林则徐这个人材。

林则徐先肯定了宝兴的看法，然后话风一转，坚决站在了道德派一方。洋药对于国家强盛非常有害。烟民是道德病态的人，所以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在此之前，谁也没有讨论过烟瘾的心理学，也没有讨论过戒烟问题。林则徐却强调了这两点。他主张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从死刑的公布到实施以一年为期，其中又分为四个阶段，愈到后来的阶段加罪愈严。同时，在南方应加强反对烟贩的斗争。因为瘾君子虽说到处都有，但关键仍在广州。对广州外籍走私贩的处理应与本国走私贩相同。他们毕竟是罪恶的渊薮。现在已不是用温和手段对待他们的时候了，要把他们真正置于中国法律的管制之下。

在鸦片泛滥之前，外商从自己的国家里找不到什么东西是中国人大量需求的。经过几个世纪的贸易之后，西方终于发现中国会大量购买的东西了。争取自由贸易的战斗在英国国内已获胜利，而广州仍在实行限制。这个城市仍拒外商于城墙之外，使外商受该城官员的辖制。一出广州城，就是四亿人口的中国国内大市场。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互相议论说，只要想到一件事：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只要能够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

1839年之前，清朝的对外政策以三个长时期以来遵循的假定为依据：中国在战争中占优势；中国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中国有贵重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纳贡地位。这三个假定在当时都错了，而且最后一个假定到1839年尤其过时得厉害，因为它只适用于工业时代以前的商业往来的情况。那时外商来华只是为了购买中国货物。而此时西方制造商开始来寻找中国市场了。

英国人要扭转一千年来欧洲和东亚之间的供求关系，坚决要求取消中国为防止西方商业入侵而设立的壁垒。因为外商在当时只被允许和一家政府开的商号－－广州十三行做生意。在当时的英商看来，中国市场当时对他们是关闭的，他们成了赃官任意敲诈的牺牲品。

1836年，亦即北京大辩论开始那年，广州还发生了一件事。6月，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中国历史教课书上提到对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那位，但实际上他最为世人所知的是他的那句名言：大英帝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任命义律为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义律到达广州，两广总督邓廷桢不许他入城，除非恭敬递上＇禀贴＇（一种下级拜见上级的文书）。巴麦尊认为这种外交礼仪的实质就是贡使制度，所以要求义律坚决不许利用禀贴谋取两国政府的交往。英国要的是平等外交。而邓廷桢坚决不肯纡尊降贵。他上奏道光皇帝：＂如果允许英国领事平行发文给两广总督，等于承认中英两国是平等关系。（原文：唯若听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敌体于天朝。）＂

僵持日久，义律没有耐心，放弃对峙，呈上一份毕恭毕敬的禀贴，邓廷桢才承认他为商务监督，允许他进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