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了心理医生、专栏作家宫学萍，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谈大学生的“空心病”现象。今年7月，北京某重点大学有40人被确诊为抑郁症，个别学生无法参加论文答辩，不得不延迟毕业。抑郁症虽然遍布各个群体，但年轻化的趋势却有增无减。北京大学精神科主治医师、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总督导徐凯文博士，将一种类似于抑郁症的普遍病征形象地称为——“空心病”，即“价值观缺陷所致的心理障碍”。得了“空心病”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要去哪里，在纷杂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一直为别人活着、却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所能想到的诱因，可能包括：单一分数指向的功利化教育、激烈的择校竞争、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等。
《新京报书评周刊》:我们来谈谈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吧。您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过： “大学中有两种人：一种是自己折腾自己，一定要做有用的事，否则就不知道做什么；一种是提前放弃自己，一旦有了自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您说：“这两种都是不知道怎么和自己相处……自由是需要驾驭的。”现在的大学生经常会感到无聊、孤独、在自由的状态下无所适从。您的另一篇文章里也写过：“无聊，是年轻人的绝症。”从心理学的角度，怎么样解释这些心理状态呢？
宫学萍:追溯到婴幼儿时期，这个现象其实是可以解释的。人在岁半之前会获得最基本的安全感。一岁半之前的小孩，比如饿了、拉屎了，如果大人很快做出反应，能让他从不舒服的状态很快就变成舒服的状态，孩子的焦虑度就会降低。因为他相信一旦遇到这类的问题，自己很快就会好。而如果长期被忽视，就会产生急躁、暴怒的心理状态，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什么时候会解决，而将错误归因于自己。人在2-5岁期间，有两种人格需要处理，第一是“我能”，通过学会穿衣服、学会吃饭、学会上厕所等获得成就感，拥有了基础的自信心。如果是日后觉得挫败，可能是这部分的感受记忆不够。第二是“我要”，是一种自己想要做什么事的自主感。这个时期的小孩可能热衷于涅橡皮泥、玩泥巴或者画画。因为不管他最终捏好了什么，对他而言都是“我对世界发了力，世界因我而起了变化”。
我们说大学生在自由的状态下不知道做什么。如果追溯到婴幼儿时代，其实是自主感的缺失，他所处的环境让他没办法做一个主人，他需要一直做别人要他做的事情，他感受不到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操纵和作用。这个时代个体的无价值感和空虚感越来越强烈，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童年期的时候，因为生活的变动，父母的惶恐和不安使得下一代的孩子被温柔对待、被注视的经验变少导致的。
《新京报书评周刊》:但到了90后、00后这批人群，其实大部分父母对待家里唯一的孩子是很用心的，甚至是呵护备至的。为什么还会在青年时期感受到“理想中的成功”和“现实的差距”造成的焦虑呢？
宫学萍:父母好好对待孩子，不等于孩子在心理上得到了照顾。从青春期结束到成年期，现实和理想的冲击是很剧烈的。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其实这种负性的情感是很可贵的。我们把它叫做ambition，就是恨不得可以拯救全世界。他的内心有一种舞台感，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都以我为中心。其实这种ambition从族群繁衍的角度看很重要，它是人类改造社会的原初动力。当一个人步入成年阶段，需要负担更多的事情，发现作为一个人的有限性（自己搞不定很多事）。这时候，他的心里已经由青春期的非黑即白，过度到成年期的灰色弹性地带。但这种灰色的、弹性的把握其实是一种智慧，在感受自己有限的同时，感受人类的有限，对自己宽容的同时，对他人也宽容。个体会变得更有现实感，能够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承受生活，接受非中心化的、非特殊的待遇。能够抵抗一些负面的东西，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所以我说，喜忧参半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青年人的迷茫、代际之间的互相瞧不起，其实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我们说一个心理成熟的人，自主感是很强，就是我的生活，我的成功、我的意义是由我来定义的，所有外在的东西都只是参考。中国人从小喜欢迎合外界的标准，做不到的话会羞愧，做到了又畏手畏脚。所以要学会不断鼓励自己，把快乐的标准定的低一些。这里需要注意，跟一个不会快乐的人，说要快乐起来，是一个要求和负担。
除了看心理医生之外，我的建议是：第一，和内心平静的人、能够享受自己小小成就的人待着，人格影响人格的过程，这个作用是最大的。而语言对人格的影响是最低的。第二，通过阅读和思考帮助自己。通过阅读认知治疗类的书，培养自我观察的能力。跳出自己的视野，观察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做这件事，从而选择自己处事的心态，不被外界地控制。
《新京报书评周刊》:您在一篇文章中曾写过，一个人“完蛋”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年轻人容易动不动就觉得自己完蛋了，感到每一步的选择都如临深渊，没有退路。很多人甚至抑郁，最终自杀。您怎么看？
宫学萍:需要强调一下，自杀和抑郁症不能混为一谈，很多自杀和抑郁症没有关系。在我做咨询的过程中遇到的自杀情况分很多种。
第一种是：为了逃避痛苦。他们未必是真的想死，只是不想面临那些困难的事情。第二种是：空心死。他们的生活很好，人生只有一件事、一个目标，比如考上大学，当他们完成了，就没有别的渴求了。他们的生活空白到，除了这件事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没给自己留更多的空间。第三种是：社会精英和名人。他们有着扩大的社会责任感。第四种是：自恋式自杀，想要用死的方式让其他人痛苦。
抑郁症的自杀和以上几种都不同。抑郁症是大脑的病变，导致人感受快乐的神经递质没有了。
这个时代的一些大学生或者年轻人是偏幼稚的。我们称之为“彼得潘综合征”。面对社会剧烈的竞争，一些年轻人喜欢“装嫩”，行事有孩子气，渴望回归孩子的世界。他们拒绝长大，不敢承担责任，依赖他人，情绪化。其实是因为父母会把孩子当婴儿养。除了培养他们的智力之外，心态、生活、社交技能都还停留在儿童阶段。一个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的人，你把他丢到一个自由的环境中，他们在心理上没办法适应，还没准备好做一个独立的人。
这也可以解释之前说的，大学生在自由的状态下无所适从的心理。
《新京报书评周刊》:您曾翻译过当代精神医学大师欧文·亚隆（IrvinD. Yalom）的作品《浮生一日》。里面有一句话：“死亡不是用来吓唬我们的，它其实一直很温柔，温柔地等着我们看见它。”亚隆先生的死亡观对您有什么影响？
宫学萍:亚隆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焦虑根本上都是死亡焦虑。之前我看《绝望主妇》，里面有个片段很打动我。老公有心脏病，老婆在病房里很焦虑：“快死了快死了怎么办？”老公说了一句：“我们都是快死的人。”现在的老年人对于死亡的焦虑很重，去听各种保健讲座、学习养生、吃各色的补品，其实是因为除了“活下去”没有别的事情。他们有一个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活过。那些活得不尽兴的人就会特别怕死。
有人问过我：你们心理医生会不会比普通人更快乐？其实我们和普通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人的痛苦分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刺激，这是一级痛苦；一种是因为不能解决的痛苦而痛苦，这是二级痛苦。心理医生比普通人少的痛苦，就是不要求那个时刻的我不要不爽。也就是少了二级痛苦。
《新京报书评周刊》:对于如何和患有抑郁症的人相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宫学萍: 对于抑郁症患者本身而言，要配合医生，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一次也不要少。抑郁症患者的家人其实也承担着很大的痛苦，当自己的照顾和努力得不到回馈的时候，会愤怒、有压力、自责，甚至觉得自己的快乐是罪过，在外面再开心回了家也装作不开心的样子。
我的建议是，对于抑郁病患者的生活上的照顾更重要，比如保证他们一日三餐，让他们感到是有人陪伴的。不必在言语上过多地强调要快乐，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负担。另外，不要难为自己，要知道，患者抑郁是脑功能出现了问题，并不是你做得不够好。
在心情低落时，接受自己生命中的低谷。在心情亢奋时，看看周遭的风景。如果跌入抑郁症，也不要紧，记得及时求医，按时服药，试着原谅自己。因为人，往往是脆弱和坚强的结合体，没有人是无坚不摧的。此刻的脆弱会让你在痊愈的那一刻更加深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