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滴滴拾起的回忆
生活中每个角落都有一个说不完的故事，曾经也许只是一件事情，一个过程，打开封存的记忆，那里存放的是凄美的故事。
正文
转眼到了1974年，桐姨的老公去世六年多了，这六年多的每个日日夜夜都在这个女人身上打下了辛酸的烙印。她有多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一年海滨中学毕业了，毕业后海滨相应党的号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家里就剩下桐姨带着海川和凤云，海川在读小学，凤云已读初二了，日子不管好坏总还是在往下过。
197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反革命篡党集团‘四人帮’也被彻底粉碎了。全国范围内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都在进行平凡和纠正。我们厂领导响应中央号召，对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都进行了平反昭雪，那些被批斗的‘反革命分子’如今总算扬眉吐气了，大多都给个一官半职，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桐姨知道自己的丈夫很快也会得到平反，她企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她再也不用低头走路
了，她再也不用夹着尾巴做人了，她的孩子们也不用再受人欺负，再被人瞧不起了。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桐姨被通知第二天到厂办开会，桐姨激动的连晚饭都没吃就到我们家里来跟我妈说明天去厂办开会的事，我妈也替桐姨高兴，点着头说：“海滨妈妈呀，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呀！你把女人一辈子该吃的苦都吃尽了，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了。”桐姨感慨地说：“我多少次想死了算了，去找俺那死鬼去，可我舍不得孩子呀，我知道俺那个死鬼是冤枉的，我一定要把他的孩子养大成人呀”。我妈问明天要不要让海滨和凤云跟她一起去，这时凤云也已经跟哥哥一样上山下乡了，家里只有上初二的海川陪着桐姨了。桐姨说：“海滨和凤云在知青点表现的都挺好，也都挺开心，这么多年没爸的日子他们都习惯了，不想让孩子们的心理再受创伤，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妈妈问她有没有想好让工厂给什么补偿，她毫不犹豫地说：“我要把俺那个死鬼的骨灰要回来，当初他们把尸首从家里拉走都没让我跟去火葬场，我连他的骨灰在哪里都不知道。”说着说着桐姨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可见这么多年桐姨心里从未忘记过她的这个‘特务’男人，虽然她恨他抛弃了她们妻儿老小，虽然他的伪罪名让她和孩子受尽了歧视和凌辱，但在她的心里他始终是她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他始终是她孩子的亲爸爸。
第二天晚饭后，妈妈问我看见桐姨了吗？那时因为公共厕所和公共自来水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而且家家户户不到睡觉时间基本不关大门，所以很容易看见过往的邻居们。我说没看见，爸爸也说没看见。妈妈觉得点奇怪，通常桐姨不管有好事或坏事都会到我家跟我妈妈说说，我妈是个很仗义的‘女汉子’，不仅热心肠，嘴还比较严。按常理来说，今天桐姨开完会就会来向我妈‘汇报’，可这眼瞅着天就快黑了，怎么还没见桐姨呢？
妈妈沉不住气了，放下手上的活，就去了桐姨家，桐姨家的门虚掩着，我妈推门一看里面没开灯，因为已经是傍晚天已蒙蒙黑了，所以看不清屋里的情况。我妈就站在门外喊：“屋里有人吗？她桐姨在家吗？”还是没有动静。妈妈想也许是海川出去玩的时候忘记锁门了吧，我妈正要离开时海川回来了，他告诉我妈桐姨下午一回到家就在炕上躺下了，不吃不喝，也不说话。
我妈跟在海川后面一边往屋子里面走，一边顺手拉了一下灯绳，整个屋子立刻明亮起来，桐姨依旧卷曲着身体侧躺在火炕的一角，脸色苍白。妈妈以为她生病了，伸出手去摸桐姨的前额，这时桐姨用那冰冷的双手一把抓住我妈的手嚎啕大哭起来，我妈趁势将桐姨扶起，桐姨伸着腿坐在炕上，后背紧紧地贴着墙角，浑身还在发抖，好像她自己已经无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了，必须靠着什么东西才能坐着。桐姨用颤抖的声音向我妈哭诉着说：“我那死鬼的骨灰找不到了，当时火化的时候就没让我看他最后一眼，连骨灰都不让我领，让我跟他划清界线，我还想以后死了还要和他葬一起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桐姨的哀嚎声让妈妈也流下了悲伤的泪水。
是呀，也许就是‘死了还要埋在一起’的这个信念支撑着桐姨顽强地活了下来，也就是因为‘还要去见他’这个想头让她下定决心要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可是现在他在哪儿呀？
妈妈顿时明白了为什么桐姨躺在那个墙角，因为海滨的爸爸就是在那个墙角上吊自杀的，她在想海滨的爸爸，她躺在那里就像躺在海滨爸爸的怀里。从海滨爸爸自杀到现在，这还是桐姨第一次这么无所顾忌地表达内心的痛苦。
以前她心里有个念想，就是有一天把海滨爸爸的骨灰领回来下葬，等自己死后就又可以和她的死鬼在一起了，她要把这些年的委屈统统说给她的死鬼听，她要骄傲地告诉她的死鬼：‘我把我们的孩子带大了，我对得起你了’，然后还要狠狠的给他几拳，谁让他那么心狠地撇下我们母子呢。她是靠着这个念想活到了现在。
今天厂办把桐姨找去开会就是通知给海滨爸爸平反之事，问家属有什么要求，只要能办到都会满足。桐姨就把昨天在我家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工厂领导表示要求合情合理，应立即办理。然后一辆三轮摩托车带着桐姨和厂办主任去了殡仪馆。殡仪馆离我们厂很近，不到十分钟摩托车就开到了殡仪馆，找到主管人员后，厂办主任拿出了介绍信说明来历，殡仪馆的主管人员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小仓库，告诉他们文革期间无人认领的骨灰盒都在这里，让他们自己找。
这些骨灰盒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一看就知道很久没人进来过了，有上百个无人认领的骨灰盒摆在地上，厂办主任和桐姨一个一个的仔细看，生怕漏掉一个，看完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找到老公的名字。殡仪馆的主管人员告诉他们：文革期间有一些没名字没照片的骨灰盒已经全都将骨灰攘了，因为即使存着也没意义了，不知道谁是谁。如果在这里找不到，那就是已经被攘掉了。听完这话桐姨眼前一黑身体晃了几下，幸好厂办主任反应快，一把扶住了桐姨，否则桐姨当场就得倒在地上。厂办主任让三轮摩托车把桐姨送回了家。
妈妈用手抚摸着桐姨的后背，劝桐姨注意身体，这好日子还没开始呢，千万不能垮了。妈妈问桐姨是否还保留着其他遗物，比如海滨爸爸的照片家里还有没有，海滨爸爸穿过的衣服裤子或鞋子，如果有的话可以给海滨的爸爸做个衣冠冢，好让他的灵魂入土为安。桐姨泣不成声地说：“照片都被造反派给烧了，衣服裤子也都给孩子们改改穿了，鞋子也都被孩子穿坏了扔了，什么都没了”。
突然间桐姨似乎想起了什么，她让海川把煤箱子里的一卷棕绳拿出来，海川到门外的煤箱子里找来了这根棕绳，桐姨接过绳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眼泪稀里哗啦的滚了下来，她对我妈妈说：‘这就是他了’。妈妈看过这根绳子，这就是海滨爸爸上吊时用过的绳子，也许这个绳子是家里唯一一件带有海滨爸爸气息的东西了。从此，这根棕绳变成了桐姨最珍惜的宝贝，就像她老公给她的信物一样收藏着，她嘱咐站在身边的海川说：“记住了，等我死了以后一定要把我和这根绳子埋在一起，这样你爸就会找到我”。
这一年海滨中学毕业了，毕业后海滨相应党的号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家里就剩下桐姨带着海川和凤云，海川在读小学，凤云已读初二了，日子不管好坏总还是在往下过。
197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反革命篡党集团‘四人帮’也被彻底粉碎了。全国范围内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都在进行平凡和纠正。我们厂领导响应中央号召，对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都进行了平反昭雪，那些被批斗的‘反革命分子’如今总算扬眉吐气了，大多都给个一官半职，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桐姨知道自己的丈夫很快也会得到平反，她企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她再也不用低头走路
了，她再也不用夹着尾巴做人了，她的孩子们也不用再受人欺负，再被人瞧不起了。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桐姨被通知第二天到厂办开会，桐姨激动的连晚饭都没吃就到我们家里来跟我妈说明天去厂办开会的事，我妈也替桐姨高兴，点着头说：“海滨妈妈呀，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呀！你把女人一辈子该吃的苦都吃尽了，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了。”桐姨感慨地说：“我多少次想死了算了，去找俺那死鬼去，可我舍不得孩子呀，我知道俺那个死鬼是冤枉的，我一定要把他的孩子养大成人呀”。我妈问明天要不要让海滨和凤云跟她一起去，这时凤云也已经跟哥哥一样上山下乡了，家里只有上初二的海川陪着桐姨了。桐姨说：“海滨和凤云在知青点表现的都挺好，也都挺开心，这么多年没爸的日子他们都习惯了，不想让孩子们的心理再受创伤，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妈妈问她有没有想好让工厂给什么补偿，她毫不犹豫地说：“我要把俺那个死鬼的骨灰要回来，当初他们把尸首从家里拉走都没让我跟去火葬场，我连他的骨灰在哪里都不知道。”说着说着桐姨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可见这么多年桐姨心里从未忘记过她的这个‘特务’男人，虽然她恨他抛弃了她们妻儿老小，虽然他的伪罪名让她和孩子受尽了歧视和凌辱，但在她的心里他始终是她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他始终是她孩子的亲爸爸。
第二天晚饭后，妈妈问我看见桐姨了吗？那时因为公共厕所和公共自来水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而且家家户户不到睡觉时间基本不关大门，所以很容易看见过往的邻居们。我说没看见，爸爸也说没看见。妈妈觉得点奇怪，通常桐姨不管有好事或坏事都会到我家跟我妈妈说说，我妈是个很仗义的‘女汉子’，不仅热心肠，嘴还比较严。按常理来说，今天桐姨开完会就会来向我妈‘汇报’，可这眼瞅着天就快黑了，怎么还没见桐姨呢？
妈妈沉不住气了，放下手上的活，就去了桐姨家，桐姨家的门虚掩着，我妈推门一看里面没开灯，因为已经是傍晚天已蒙蒙黑了，所以看不清屋里的情况。我妈就站在门外喊：“屋里有人吗？她桐姨在家吗？”还是没有动静。妈妈想也许是海川出去玩的时候忘记锁门了吧，我妈正要离开时海川回来了，他告诉我妈桐姨下午一回到家就在炕上躺下了，不吃不喝，也不说话。
我妈跟在海川后面一边往屋子里面走，一边顺手拉了一下灯绳，整个屋子立刻明亮起来，桐姨依旧卷曲着身体侧躺在火炕的一角，脸色苍白。妈妈以为她生病了，伸出手去摸桐姨的前额，这时桐姨用那冰冷的双手一把抓住我妈的手嚎啕大哭起来，我妈趁势将桐姨扶起，桐姨伸着腿坐在炕上，后背紧紧地贴着墙角，浑身还在发抖，好像她自己已经无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了，必须靠着什么东西才能坐着。桐姨用颤抖的声音向我妈哭诉着说：“我那死鬼的骨灰找不到了，当时火化的时候就没让我看他最后一眼，连骨灰都不让我领，让我跟他划清界线，我还想以后死了还要和他葬一起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桐姨的哀嚎声让妈妈也流下了悲伤的泪水。
是呀，也许就是‘死了还要埋在一起’的这个信念支撑着桐姨顽强地活了下来，也就是因为‘还要去见他’这个想头让她下定决心要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可是现在他在哪儿呀？
妈妈顿时明白了为什么桐姨躺在那个墙角，因为海滨的爸爸就是在那个墙角上吊自杀的，她在想海滨的爸爸，她躺在那里就像躺在海滨爸爸的怀里。从海滨爸爸自杀到现在，这还是桐姨第一次这么无所顾忌地表达内心的痛苦。
以前她心里有个念想，就是有一天把海滨爸爸的骨灰领回来下葬，等自己死后就又可以和她的死鬼在一起了，她要把这些年的委屈统统说给她的死鬼听，她要骄傲地告诉她的死鬼：‘我把我们的孩子带大了，我对得起你了’，然后还要狠狠的给他几拳，谁让他那么心狠地撇下我们母子呢。她是靠着这个念想活到了现在。
今天厂办把桐姨找去开会就是通知给海滨爸爸平反之事，问家属有什么要求，只要能办到都会满足。桐姨就把昨天在我家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工厂领导表示要求合情合理，应立即办理。然后一辆三轮摩托车带着桐姨和厂办主任去了殡仪馆。殡仪馆离我们厂很近，不到十分钟摩托车就开到了殡仪馆，找到主管人员后，厂办主任拿出了介绍信说明来历，殡仪馆的主管人员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小仓库，告诉他们文革期间无人认领的骨灰盒都在这里，让他们自己找。
这些骨灰盒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一看就知道很久没人进来过了，有上百个无人认领的骨灰盒摆在地上，厂办主任和桐姨一个一个的仔细看，生怕漏掉一个，看完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找到老公的名字。殡仪馆的主管人员告诉他们：文革期间有一些没名字没照片的骨灰盒已经全都将骨灰攘了，因为即使存着也没意义了，不知道谁是谁。如果在这里找不到，那就是已经被攘掉了。听完这话桐姨眼前一黑身体晃了几下，幸好厂办主任反应快，一把扶住了桐姨，否则桐姨当场就得倒在地上。厂办主任让三轮摩托车把桐姨送回了家。
妈妈用手抚摸着桐姨的后背，劝桐姨注意身体，这好日子还没开始呢，千万不能垮了。妈妈问桐姨是否还保留着其他遗物，比如海滨爸爸的照片家里还有没有，海滨爸爸穿过的衣服裤子或鞋子，如果有的话可以给海滨的爸爸做个衣冠冢，好让他的灵魂入土为安。桐姨泣不成声地说：“照片都被造反派给烧了，衣服裤子也都给孩子们改改穿了，鞋子也都被孩子穿坏了扔了，什么都没了”。
突然间桐姨似乎想起了什么，她让海川把煤箱子里的一卷棕绳拿出来，海川到门外的煤箱子里找来了这根棕绳，桐姨接过绳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眼泪稀里哗啦的滚了下来，她对我妈妈说：‘这就是他了’。妈妈看过这根绳子，这就是海滨爸爸上吊时用过的绳子，也许这个绳子是家里唯一一件带有海滨爸爸气息的东西了。从此，这根棕绳变成了桐姨最珍惜的宝贝，就像她老公给她的信物一样收藏着，她嘱咐站在身边的海川说：“记住了，等我死了以后一定要把我和这根绳子埋在一起，这样你爸就会找到我”。
我也是一直在想，把埋葬在农村的父亲遗骨找到送去火化，与母亲的骨灰一起带回美国安葬，离开那个让他们痛不欲生的土地，这是我的最大愿望，不知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