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周前，她接到医生的电话：虽然CA-125正常，但由于多个其他炎性标记物升高，医生担心可能是早期卵巢癌的标志，建议她及时去咨询肿瘤外科医生（注：朱莉的母亲在56岁时因卵巢癌去世）。

　　在《纽约时报》3月24日发布的朱莉撰写的文章中，她指出“并不能仅因为BRCA基因突变阳性就选择手术（A positive BRCA test does not mean a leap to surgery）”。她解释了自己的个案情况和做出决定的理由：

　　·BRCA1基因突变阳性；

　　·高危卵巢癌家族史：母亲和祖母患有卵巢癌，姨妈患有乳腺癌；

　　·母亲49岁诊断出卵巢癌，医生建议摘除“卵巢、输卵管”的预防性手术应在亲属患病前10年进行，朱莉今年39岁；

　　·她咨询过东（指非传统医学人士）西方医学多名医生，均被建议应行预防性去势术；
 
       .她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象她一样因为卵巢癌而再次失去母亲

　　·她几个月前就已经决定要进行输卵管和卵巢切除手术，只是具体时间未定；

　　·她清楚手术并不能去除所有癌症风险；

　　·因为朱莉没有子宫癌家族史，她选择保留子宫，并使用雌激素贴剂+孕激素IUD保持女性特征；

　　·不同个人的选择会有不同；

　　·对于某些未育女性，有仅行输卵管切除手术的选项。

　　美国当地时间1周前，朱莉完成双侧卵巢和输卵管切除手术。术后发现仅一侧卵巢有一个小良性肿瘤，在其它组织无任何癌症迹象。
 

　　北美几个著名医学杂志和组织如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NCI(链接：哪些女性适合手术降低家族性乳腺癌或卵巢癌高危风险)、JAMA，WebMD和加拿大癌症协会等）正面评价该消息，并在社交媒体如“推特”上发表回顾性文献和撰写文章，对公众进行教育。

　　其中JAMA的推文是“朱莉选择去除卵巢和输卵管背后的科学”，并回顾了JAMA 2006年7月12日发布的Amy Finch 等人的研究：对于BRCA1或BRCA2基因突变女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与卵巢癌、输卵管癌和腹膜癌的风险分析（Salpingo-oophorectomy and the Risk of Ovarian, Fallopian Tube, and Peritoneal Cancers in Women With a BRCA1 or BRCA2 Mutation）。

 

　　试验设计：从1992年到2003年，加拿大、美国、欧洲、以色列共321个中心的1828名BRCA1或BRCA2突变的女性携带者完成基线水平问卷，之后对这些女性进行随访，随访从受试者被纳入研究开始，直至被诊断为卵巢癌、输卵管癌或腹膜癌、或死亡、或最近随访结果。

 

　　试验结果：在1828名受试者中，有555名女性（30%）在被纳入研究前已行预防性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Prophylactic bilateral salpingo-oophorectomy，pBSO）；490名女性（27%）在被纳入研究之后接受手术；783名女性（43%）未接受该类手术。在随后平均3.5年的随访中，有50例卵巢癌、输卵管癌、腹膜癌症被报道：保留卵巢组诊断出32例癌症（发病率为1015/100000/年）；手术组发生18例癌症，其中，11例在进行输卵管卵巢切除术时被检出，7例在手术后被检出（发病率为217/100000/年）。预估卵巢切除术后20年腹膜癌累积发病率（cumulative incidence）为4.3%。双侧卵巢切除术可使总体癌症风险（调整后）降低80%（多变量HR=0.20；95%CI：0.07~0.58；P=0.003）。

 

　　结论：尽管BRCA1和BRCA2基因突变携带者在预防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后仍有较大的（substantial）腹膜癌剩余风险，但卵巢切除术仍可降低高危女性的卵巢癌和输卵管癌风险。

 

　　BRCA1或BRCA2突变携带者终生患卵巢癌、输卵管癌和腹膜癌的风险较高（15% ~54%），任一突变都可增加3种癌症的易感性。临床上很难区分这3种癌症，因为3种癌症的临床症状和病理外观都很相似。对BRCA1或BRCA2基因突变携带者卵巢切除术后罹患腹膜癌风险进行单独评估十分重要，因为这个终点标识着预防性手术的有效性。在这个前瞻性国际队列研究中，研究者评估了BRCA1/BRCA2基因突变携带者的卵巢癌、输卵管癌和腹膜癌的绝对风险，然后调整若干辅助因子，对预防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降低患癌风险的作用进行评估。

　　在文章的最后，朱莉表示：“做出这些决定并不容易，但这样做能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健康问题进行控制和采取先发措施。”她建议读者应该积极咨询，“了解各种选择和做出适合自己的决策，知识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