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命的历程中，有过几次死里逃生的险境。儿时听父母和姐姐讲过，刚出生不久出痧子，据说很危险，差点要了小命。救回我的是广慈医院——我生命的诞生地。

1972年夏天，我在二营水利连修水利，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指导员朱宝石提议去七星河游泳，一干人立即响应。七星河在连队南面五公里处，25团的前身七星农场就是以此命名。那天的天响晴响晴，午饭后，我们沿着沙石公路撩开双腿一路欢笑，不知不觉就到了河边。河面还挺宽的，有百十来米吧，水流很充沛，从西南向东北缓缓流去。河上架着一座公路大桥，河对岸是
57团，是兵团组建后从七星农场分出去的。除了偶尔过往的卡车，就是我们这七八个人。还等什么，大家脱剩一条裤衩，扑通扑通跳进河里。啊，好清凉的河水，把我们这些长年累月不洗澡的人们裹在怀里，用她那温柔的流水抚摸着肌肤。阳光下远处飘渺的氤氲与水中的我们交相起伏，河中近岸边的水草在水流中漂浮着，婀娜地散发着清香……。在这个一望无际的景色单调的平原上，这就是仙境了。我庆幸着自己在一个多月前不幸来到极为艰苦的水利连，却赶上如此美妙的享受，真是天意啊。

游着游着，双脚突然被水草缠住了，想挣脱出来却越缠越多，拼命踩水人还是往下沉，水将没过嘴时呼吸变得很困难，不时没过头顶，灌了几口水，话也说不出来，有一瞬间已经窒息了，心里紧张的要命。同伴们都在水里扑腾，谁也没注意我，即使知道了也没有办法，谁要过来也得缠住。我干脆不用脚蹬，机械地靠两只手划着不让身体下沉，不觉中一只脚出来了，这增加了我的信心，动作稍微放慢，不惜再喝几口水，终于将另一只脚抽了出来，如释重负地浮上水面朝河中间一窜，总算是脱险了。许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然觉得后怕。

1973年春天开化后，地号里的积水成了大片的汪洋，那是秋天遭遇了严重的涝灾，不少大田作物来不及收回，封冻、开化，烂在了地号里。积水亟待排出，连队想了各种办法，其中之一是在西大濠的河堤上开几道沟，可是堤坡的土还冻着，需要打炮眼用炸药炸。那时指挥爆破的是排长郑礼章，我在一排二班当班长，第一次参加爆破，又是紧张又是兴奋。待炸药装好封口夯实后，一共八炮，我负责点四炮。料峭的寒风里，划火柴是不行的，我们点炮的每人点了一支烟。燃烧的烟头一碰到导火索头上黑色的药粉，便
“嘶”地迅速地燃烧起来，第二、第三，导火索接二连三地嘶叫着，给人的感觉是即刻就要爆炸。当然越先点燃的导火索越长，但心里还是像揣了个小兔蹦跶得厉害。点第四炮的时候，怎么也点不着，我就拼命抽了几口烟，再点，还是不行。那边的炮全点燃了，人都已撤至二十米开外。排长郑礼章一遍又一遍地叫我快撤，我却心有不甘，待爆炸后，没炸响的那炮周围冻土会被震松漏气，再也炸不响了，炮眼要重新打。再努力一下吧，急着拿烟头捅了一下，这下干脆灭了。没戏了，不敢再耽误，我飞快地向着土坡奔跑。还未及趴下，就接二连三地爆炸开来，好险，再晚两、三秒，我那把骨头就着土飞机上天了。

以后几年冬天的农田基本建设中，我多次负责爆破冻土，在发生哑炮时多次排除，所幸未发生爆炸，否则生命将停留在上世纪
70年代的某个时点上，在寂静的雪原里。

1974年的春天， 20连女生排在甸子里打草，时任排长的金怡误踩上一块漂垡，垡子移动着将她不由自主地带向前去，身子失去重心即将摔倒，幸好被眼疾手快的伙伴们一把拽住拉了回来，避免了一场只有在电影里才看到过的惨剧。

1978年夏天，清晨我带着机运连的车队到沙坑运沙子为盖房子备料。作业中突然发生塌方，我被沙块重重地砸在腿上，腰部以下被埋在沙坑里动弹不得，并且还在不停下塌快至胸部。当时情况万分危急，因为细沙只要埋到胸口，人就会窒息。同去的人们七手八脚地连挖带拉，终于像拔萝卜似地硬把我拽出来。由于相反的作用力，我的两只胳膊差点脱臼，腿部受了轻伤。岂料祸不单行，当天下午，营部机关去运沙子，金怡也被砸在坑里，救出以后左腿关节严重受伤。

1976年，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唐山地震加上三位伟人去世，整个中国仿佛塌陷了。我在 6月初开了阑尾炎，仅休息 10天就奉命去22连任指导员。麦收开始后，天公就下起了连绵阴雨，全连上万亩小麦遭受涝灾。在龙口夺粮的极端艰苦的日子里，我雪上加霜染上了肝炎，坚持到麦收结束，不得不住进医院。回城以后又反复发作，1986年春节前夕被医院判了死刑。在爱妻的无微不至的精心照料和诸多亲友的关心帮助下，总算是死而复生，但身体一直羸弱，指标时常波动。那十几年，我工作担子很重，崇明、奉贤、浦东地南征北战，身体恢复不利。直到1999年末，瑞金医院罗振辉主任告诫，若调养得当，还有十年，不得当呢？没有说，自己琢磨去吧。内心虽然很痛苦，但总觉得还不能将生命轻易交付。我有一个多好的家庭，知性温良的妻子和聪颖活泼的女儿是我坚强地活下去的精神支柱。积极锻炼和精心调养，指标不断趋于正常，身体缓慢而坚决地向好转。连治疗肝病经验丰富的罗医生也撤销了对我的“十年大限”。

与病魔顽强搏斗，是我此生的重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