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模式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模式哪个更好？中国的左派高唱中国模式的赞歌，而右派则希望中国引进西方的模式。各有各的理，双方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左派认为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按GDP总量中国已经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钢铁和煤炭产量、住房面积、高速公路和高铁里程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三十多年取得了别国一百年都未必能取得的发展成就，所以中国模式是成功的，比西方模式更胜一筹。而右派则认为中国模式是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全民腐败和道德沦丧为代价换来的，所以不能持续，而应该引进西方以人为本、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市场经济并兼顾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模式。

 

其实，争来争去，大家未必能说得清楚什么是中国模式？什么又是西方模式？还有检验模式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回答哪个模式更好的问题。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课题。

 

某些人把一个国家某一阶段所采取的经济发展策略当成了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家常说的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指“投资、出口和消费”。中国因为特殊国情，医保和养老保险不健全，老百姓为了防不测之需，不敢消费，靠“消费”这匹马拉不动经济发展的马车，所以只能靠“投资和出口”这两匹马来拉经济发展的马车。这就是中国三十多年来所采用的大力推动“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策略。如果这个策略能让经济持续增长，而且不会造成环境灾难和产能过剩危机，那么也可以称之为经济发展的“模式”。从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来看，这种所谓的“模式”遇到了瓶颈和挑战，能不能持续还有待观察。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所谓“模式”并不值得当作治世良药向世界推广应用。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还有与之相应的社会、环境、精神道德等等方面的进步与发展。只谈“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狭义的“中国模式”，而不论国家发展的综合和谐发展模式，别国学不学、跟不跟倒是无关紧要，只怕最终只会误了自己的国害了自己的民。

 

 

脱离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所有制形式、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和人民价值观 ，单纯谈论经济发展模式，似乎有一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嫌疑。比方说，美国各级政府基本上就是一个规则制定和守护者的角色，它们不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你让它象中国政府一样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用集权式的方式去发展经济是无法想象的。所以，经济发展模式是由国家和社会构成体系决定的。

 

 

目前世界上大致有两类政治制度：一类是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多党制下的民主选举竞爭上岗制，另一类是集权制包括个人或家族独裁统治和一党集体统治。这两类政治体制的区别在于执政者是通过竞选上岗还是永远在岗。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显然属于后者。中共建政后，前三十年采用的是一党制下的领袖终身制，就象当今的朝鲜。当然啦，朝鲜更落后一点，虽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一党制，但实际上还是封建王朝的帝王世袭制。后三十年至今是秉持邓小平开创的一党制下的每十年一换届的最高领袖个人负责的集体专制，最高领袖和领导集体（常委会）通过党内协商决定。这种体制虽然比朝鲜的世袭制进步了许多，但是执政者不是由人民大众选举产生，所以本质上还是集权体制。那么，究竟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和中国的集权体制孰优孰劣？这很难一言以蔽之。这两种体制的出发点和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应该说各有利弊。集权制度的优势在于办事效率高，缺点是缺乏对个人权利和尊严以及自由的尊重，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社会矛盾重重。民主制度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保证社会相对的公平与公正，缺点是办事效率低、运作成本巨大。从政权更替的方式来看，民主制国家的政权更迭由选民的选票决定，政权更替交接是和平的。集权制国家政权更替往往造成巨大的社会震荡和激烈的流血冲突，所以是暴力的。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朝代由诞生到崛起再到衰落直至灭亡的循环往复，每次朝代更替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上百万甚至千万人的伤亡，国家几乎在原地打转。几千年来，各朝各代的官员勾心斗角、媚上欺下、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百姓不求进取，逆来顺受，统治者思想闭塞，夜郎自大。直到十九世纪，西方的舰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遭受了百年耻辱，才幡然醒悟。

 

 

一个国家的所有制形式决定土地和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中国的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制为主并允许有限度的私有财产，普天下皆为皇土，百姓只能暂时租赁一席之地，主要生产资料归国有或归一党所有。西方国家允许个人买卖占有土地，国家和地方政府只拥有河流、湖泊、公路、公园、公益占地、自然保护区内的土地以及无人认领的土地，生产资料归私人公司所有。集权国家对土地和财产具有绝对的控制能力，而民主国家对土地和财产的控制能力弱势多了。

 

 

西方国家奉行自由或市场经济，政府不参与经济活动。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奉行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结果国家被搞得民不潦生、饿孚遍野。邓小平上台后开始改革开放，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既当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又参与经济活动，通过其控股的国有企业垄断关键的生产资料并控制它们的价格，只在非关键行业允许私人经营。因为中国政府控制大部分资源和生产资料，所以可以采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利用农村大量的剩余廉价劳动力从事低端的制造业带动出口的增长。但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有限度的，目前中国产能严重过剩，钢铁、煤炭、水泥等等产品库存积压严重，住房面积也大大超过需求，说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经遇到瓶颈。人口红利也已经用完，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说明血汗工厂难以为继，政府到了为人口老龄化买单的时候。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经济转型失败，中国经济将陷入拉美国家所经历过中等收入陷阱。

 

 

西方国家的政府财政收入，以美国为例，主要来自人民的个人所得税。人民通过劳动获得第一次收入分配，对于那些投资有损失的、家庭遭受财产损失的、家庭医疗费用超标的、家庭有小孩和老人要赡养的等等情形，都有税收减免；而对于低收入家庭政府对他们还有返税补贴，这是第二次分配。另外，政府通过食物劵、孕妇和婴儿营养补助计划、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和医疗援助计划实行第三次财富再分配。另外有财产的富人还需要向政府交财产税，政府用这些钱来办公立学校，这样穷人的孩子也可以免费上学，这是第四次财富分配。除此之外，还有民间社会慈善机构和宗教组织的“劫富济贫”式财富再分配。中国政府的税收主要靠企业和公司的增值税为主，个人所得税只针对高收入群体。中国的财富分配方式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即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灰色和腐败收入是非法的，所以不能算正常收入。现在政府对低收人和无收入来源的穷人实行了低保和补贴，这可以看成是财富分配的补充，但是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夠。这种一次性的财富分配方式看上去简单省事，但是欠缺公平性，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穷人愈穷，富人愈富。

 

 

西方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民众有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社会的润滑剂，它教人从善积德、助人为乐、扶弱济贫、和平共处、净化灵魂。中国目前只有5％的民众有宗教信仰，大多数人不信教，还有一部分人表面上信共产主义，实际信权力、崇拜金钱。由于信仰的缺失，十官九贪，百姓争先恐后、趋之若鹜地入党为官，因为权力可以带来金钱和财富。”上梁不正下梁歪”，弱势的人佯装跌倒和碰瓷来讹人发不义之财；乞丐通过雇用残疾人和幼童装可怜博取施主的同情与施舍；和尚不好好念经，办公司做生意赚钱；医生通过多开药、开贵药、过度治疗拿回扣和奖金；教授用毕业论文和文凭索贿、用科研经费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报销个人开销；商人制假售假赚取超额利润、通过贿赂权贵获取生意的经营特权；警察通过公权力索贿、收取保护费；军官通过卖官和军衔索贿、采购军事物资收回扣。任何人只要手里有点权力或别人想要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交换，结果就是你腐败，我也腐败，全民腐败，道德沦丧。资本这个魔鬼一旦从瓶子里被放出来，如果没有制度、道徳和信仰的约束，它将吞噬所有人的灵魂。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兼中国模式研究所所长张维为是中国模式的积极鼓吹者。他出版了三本书分别叫《中国触动》、《中国震憾》和《中国超越》。通过这三本书，他大力吹捧中国模式的伟大，并把它当作治世良药向世界推介，并且坚信中国模式一定会超越西方模式，成为普世真理。西方模式已经经过了200多年的实践和检验，目前世界上192个国家中有123个采用西方模式。中国模式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在实践，而且只有短短三十年的发展历史。张大教授说中国模式具有极强的暴发力，三十年就取得了别国100年未必能取得的成就。问题是这个暴发力能持久吗？我们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兔子具有很强的暴发力，而且跑得很快，可是它最终还是输给了慢吞吞但能持之以恒的乌龟，而且乌龟是所有动物中生命力最强的，能存活千年。本人在之前的博文《“中国”网名“兔子”新解》中对此作过详细的分析。国家之间的竞争比的是耐力和持久力而不是爆发力。中国号称有五千年历史，经济也曾经有过暴发式的发展，比如“汉武盛世”、“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辉煌鼎盛时期，但是这些盛世都不能持续，在历史的长河中“昙花一现”而已。现今的中国模式也只有三十年历史，现在就匆匆忙忙地下结论说它比西方模式优越，可以作为普世真理让别国效仿，我看还为时过早。

 

那么，判断一个模式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呢？中共一向提倡“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模式未来的实践中，我看下面四条标准可以用来检验它的好坏。

 

 

一个国家不管它采用哪种发展模式，最重要的是看这个模式从长远来看能否给其人民带来褔祉，人民是否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拥护政府，在国家遇到危难之时，是否愿意为国家而战。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通过评比列出了2015年世界各国幸福度排行榜。地图上颜色越绿代表这些国家人民越幸福。在世界最幸福的前二十名国家中，19个是民主国家，只有第二十名的沙特阿拉伯是集权国家。

 

 

一国幸福指数排名与该国GDP不成正比。GDP第一的美国的幸福指数只排在15名，而GDP第二、三、四的中国（84）、日本（46）和德国（26）却没有进入前二十名。前五十名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

 

 

 

我们都明白一个100米短跑运动冠军不见得能拿到1万米或马拉松长跑冠军，因为1百米比的是爆发力，而长跑比的是耐力和速度的综合素质。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每年都以7%以上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堪称奇迹。问题是这个速度能不能持续？如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已经基本完成，钢铁和住房等等薷求已经过剩，下面将面临如何去库存去产能的挑战。人口红利已经用完，即世界血汗工厂无法再利用大量的低技术含量的农村劳动力去从事低端的出口加工业，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产品缺乏竞争力，二是中国无法继续承受低端的产业对人民生存环境的破坏，产业面临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和转型。产业升级和转型能否成功是决定中国是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还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旦失败，南美洲国家的命运就是中国的未来。目前看来，今后数年中国的发展速度肯定会慢下来，甚至会停滞不前，以解决产业升级和环境恶化的危机。中国政府应该学习亚洲四小龙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还要明白60年前英国伦敦上空的雾霾不是被风吹走的。中国模式未来数年将面临成败的大考。

 

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也经历过考验和磨难。美国曾经在1930年代经历过其发展史上最严重的大萧条，但是凤凰磐涅，浴火重生，之后美国变得更加强大。2008年美国经济遭受又一次仅次于大萧条的危机，七、八年间国债攀升10万亿美元，联邦政府几次停摆，中国许多分析家据此断言美国即将衰落，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很快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随着美国于去年12月的第一次加息，表明美国经济已经走出危机，走上复苏的轨道，倒是中国经济经不起美国0.25％的利息上升，人民币在不到一个月内已经贬值将近10％。市场经济导致的经济危机并没有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在不断的自我完善之中。

 

 

好东西，不能独占，一定要与人分享。张大教授对这一点是心知肚明的，说俄罗斯、巴基斯坦、越南等已经学习并采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将让从南亚到中东再到东欧的发展中国家复制中国模式。如果中国模式能在这些国家取得成功并被普遍接受，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模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可复制性。这一切有待于实践的检验，现在就下结论说中国模式如何如何优越还为时过早。

 

相反，西方模式已经经历200多年的发展和检验，世界上70%的国家采用西方模式。西方模式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通认可并接受，而且取得了成功。

 

 

只有经历过时间考验的发展模式才能称得上好的模式，中国模式三十年的发展历史不足以判断它的好坏。当初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就匆匆忙忙断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被共产主义所代替，可是到今天已经过了200年，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而且还在地球上占统治地位，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比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生活还要幸福。如果马克思能活到今天，一定后悔当初的鲁莽断言。他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可是他的错误仍然有人在重复。张大教授根据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成就就断言中国模式比西方模式优越。且慢，不要急着下结论，请等等，让时间来检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