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和“放养”的孩子们

 

读到关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4名儿童服农药中毒死亡”的报道和“洛杉矶小留学生绑架案”的时候，首先感到的是心痛。贵州的四个孩子，最大的才 13 岁，最小的还只有 5 岁，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飞旋这条路来走呢？他们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我们无从得知。我最先的直觉是他们生活艰困，对生活产生绝望。 但是根据记者的采访了解到，“4名儿童在父亲外出打工后，独自居住在2011年修建的3层楼家中。孩子的姨婆潘玲说，平时孩子食宿自理，家中尚余1000多斤玉米和50多斤腊肉。张方其今年4月为孩子汇款700元。”

同时，据茨竹村村支书高华成说，“2012年起田坎乡将张方其和孩子中的老大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每季度保障金额为425元，2013年调整为440元，2014年再次调整为531元。警方在事发现场搜索到的银行卡显示，低保金结余3500余元。”

 

那么，这几个孩子的温饱应该不是问题，13 岁的小哥哥在日常开支上可算是游刃有余。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红伞心理援助计划发起人”朴婧在探讨这个时间的时候，代替那个只有 13 岁的哥哥张启刚写了这样一封信：

妈妈在我10岁时“被人拐跑了”，我的妈妈或许是爸爸买来生我们的，她始终不情愿照顾我们，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离我很远，最后她还是走了，走得很彻底。爸爸出去打工，很久都联系不上。爷爷奶奶早已过世，外公外婆年纪大了无法照顾我们，最近一次我们家有个人来是一个月前来看我们的一个自称亲戚的张叔叔。

就这样，大多数时间我带着我的三个妹妹，她们9岁、7岁、5岁，我们很安静地在这小屋子里活着，从来不惹麻烦。我们每天吃玉米面生活，已经好几个月了。我已经28天没有去学校了。

最近，我觉得我已经无法扛起这个家了，我看着我的这些兄妹们特别可怜。她们没有吃的，也没有人再照顾他们了。或许我们在这里结束生命也没有人在乎，也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所以，要不我们就明天不要再起床了。

我宁愿相信，朴婧代写这封信有所依据。

 

国内有一定数量的“留守儿童”，有的境况比张家四兄妹还不如。造成“留守儿童”现象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家长的责任。同样的，那些小小年纪就到国外念书的小留学生，由于心智不成熟而犯案，其中也有家长的责任。少年犯各国都有，除了社会的诱因，家庭因素不可忽略。“小留学生”有点像“放养”的小动物，如果没有适当的引导，成长的过程难免有偏差。

 

在这里，我想讲述一个真实的个案，希望有助那些想要把孩子“放养”到国外的家长参考。

 

五年前，我们刚买下现在住的这幢房子，由于房子比较大，平常只有我们俩口子，于是决定招收住读生。正好有两个广东来的男孩在找房子，到我们家一看就很喜欢，马上决定从北岸搬过来。据他们说，他们住到北岸是由中介安排的，两人一间房，收费还不便宜。由于我们的院子不小，两个孩子各买了一辆车。他们俩出生在同一个地方，从小就是好朋友，两家的父母都认识，所以一起过来留学。在我们家住下来之后，其中一个男孩和妈妈视频通话的时候，还特意叫上我太太和他妈妈对话，叫他妈妈放心。刚开始，吃过晚饭，他们要出去都会向我们解释要去干什么，譬如把书还给同学啦，找同学一起做功课啦等等，后来就不再解释了。因为两个孩子都过了二十岁，我们也不好说什么。有一天，我发现他们俩没去上学，就问他们，他们说睡过头了。我叫他们把上课时间表贴在门上，以便我们叫他们起床，他们说不用，他们自己会调整。后来有一次在饭桌上我问起他们的学习情况，其中一个很直白地叫我们不用操心，说他的父母对他并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他开心就好。这两个孩子都是独生子，父亲都是办厂的，他们也不打算在新西兰留下来，所以过得很随意，学习也不上心。后来，每天吃了晚饭就出去，天亮才回来，也不去上课。我们过问了几次，他们都满不在乎，我们也就不问了。两个孩子里，Tim 的嘴巴比较甜，很会哄人，在我们家住了一年多，女朋友换了好几个，叫我想起四川散打名家李伯清先生说的“十五六岁，女朋友耍了好几个！”

另一个叫 Ben ，比较腼腆，话不多，一直和国内的女朋友保持良好关系。一年多之后，他们两个都搬走了。Ben 后来还来过我们家，告诉我们，Tim 因为上课课时不足，被拒签了。

 

说起来，Tim 和 Ben 这两个孩子还算是比较单纯，除了学习上没有追求，开快车被警察罚过款之外，并没有捅什么漏子。此地也还是发生过“留学生”绑架案、凶杀案， 给这些家庭带来永不磨灭的伤害。所以，把孩子“放养”到海外，是祸是福，实在不可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