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赫尔利在美驻延安观察组门前

　　张素我(张治中长女，已逝)|口述

　　周海滨|撰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1]。早在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蒋介石先生就突然约父亲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你觉得好不好？”

　　父亲后来回忆说：“蒋介石随后就亲笔写一封给毛的信交我。此时，恰逢林彪即将回延安，我在家为其践行，那天晚上就把信交给了林彪。不过，以后并没有听说中共对蒋的邀请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没有向周恩来查问。但是，这却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2]

　　已故外交部长黄华的夫人何理良曾经赠送我两张父亲在延安时被拍摄下的彩色照片，一是与毛泽东、朱德、赫尔利一同乘吉普车前往延安城；一是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赫尔利在美驻延安观察组门前。这两张照片的黑白照很常见，但是彩色照片确实罕见，这与黄华在外交系统工作有关，或许是从美国拿回来的。

　　父亲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但两人并未谋面，他们的第一次相识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他曾说：“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父亲、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毛泽东抵达重庆后，住所问题至关重要，周恩来在权衡比较后认为：张治中位于重庆中山四路上清寺的官邸比较合适。周伯伯一提出这个要求，父亲便立即应允。父亲这时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

　　8月31日至10月11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和国共两党谈判的顺利进行，父亲将我家的住房桂园腾了出来，供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在重庆时会客、办公。

　　毛泽东来重庆前，父亲陪周伯伯到桂园看房子。那时，年幼的一纯非常好奇，跟在他们身边边走边看。在看房过程中，父亲告诉周伯伯：“为了保证毛先生的安全，我决定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担任警卫工作。”

　　周伯伯听后略作沉思，说：“这样一来，发生任何事情，责任都是你张治中的。我建议，你把这个责任推给重庆的警备司令。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

　　正如一纯所回忆的那样，父亲深感这位老朋友的信任和良苦用心，采纳了周伯伯的建议。

　　毛泽东到重庆后，一下飞机，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周至柔说，已经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让其入住，并介绍说地方好、设备全。

　　毛泽东不同意，“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

　　据余湛邦说，周伯伯曾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起居、工作、活动的中心，但一住下来就感到不合适。红岩不仅地方较偏，且路不好走，上下山石阶太多，周围又特务密布，对来客不方便，对毛泽东也不安全。至于曾家岩五十号他自己的住处周公馆，地点较好，但地方狭小局促，且二楼是国民党人居住。唯一比较合适的是上清寺桂园中山四路18号父亲官邸。那里的房舍虽不大，设备也一般，但还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50号和红岩新村都不远，又在马路旁边，地点适中，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周恩来一开口，父亲便答应了。

　　父亲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将自住的桂园腾出来作为毛主席办公会客和休息的地方，由我们家的服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每天上午，毛泽东由红岩来，下午会客，晚上回红岩睡觉。

　　父亲带着秘书、参谋、副官和厨师搬往复兴关(旧称浮图关)的梅园暂住，让母亲迁往山洞乡下。一纯和素久是我们家年纪最小的两个孩子，他们正在桂园附近的德精小学[3]上学，因学校就在桂园附近，所以没有搬走，就让他们与工勤人员一起住在桂园里面的平房里。

　　那时我的妹妹素央、素初都在重庆郊区上学，住在学校的宿舍里。父亲要她们周末也不要进城。

　　父亲在安排了毛泽东、周恩来到桂园当天，让家人去见了面。素初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伯伯，他们和家里人一一握了手。素初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毛泽东的身材高大。素久对毛泽东在桂园的进进出出记得很清楚，还记得理发师傅来给他理发，他在那说着幽默话。

　　毛泽东以浓重的湖南口音问孩子们在哪个学校读书。当素初说刚从南开中学毕业时，周伯伯说：“咱们还是同学呢！”

　　虽然毛周两位伯伯的身份特殊，但是他们与随从人员的衣着是完全一样的，一身蓝布制服、一双黑布鞋。与国民党将领一身笔挺的呢子军服和一双黑油擦亮、走路叮当响的皮鞋形成鲜明的对比。

　　除调来一名厨师外，其余都是桂园原有人员。毛泽东从机场来到桂园，先在客厅休息。当时四川的习惯，待客饮茶用的是黄铜托底的盖碗茶，服务员何守源向毛泽东敬茶时，由于紧张，不慎将茶杯碰倒，把地毯弄湿了。

　　何守源慌忙道歉，毛泽东微笑着说没事。

　　毛泽东在桂园期间和周恩来住在楼上，王炳南则住在楼下客厅后面一小间里，外人进楼、上楼，都需经王炳南安排和陪同。

　　在我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去世了，只有一个人在世，他叫张立钧，今年(2011年)95岁，是我的亲表妹夫，已经90多岁了。他先是当副官，后来当参谋。

　　张立钧回忆说：“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多次，曾亲临桂园拜访毛泽东并在楼前合影。这期间，各界知名人士来访频繁，有时要临时加客饭，桂园的工勤人员就去附近餐馆购买，附近餐馆、商店都知道桂园是张治中的官邸，都不敢怠慢。……桂园也是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地，除了白天谈，更多的是在晚间谈，还经常谈到午夜。到了深夜，就需要吃一些夜宵充饥。我们虽然偶尔有所准备，但更多的是措手不及，只得临时上街追赶卖夜宵的小担，买些汤圆或是江米煮藕之类的甜食给代表们吃……”桂园也是国民党特务猖獗活动的场所。他们在桂园盯梢，有的化装成小贩、有的打扮成人力车夫、有的在桂园传达室打听来见毛泽东的人士。

　　重庆谈判历时43天，多次濒于破裂边缘。国民党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四代表中，父亲最为积极、活跃，每到关键时刻尤为卖力。他在整个谈判中，时而在办公室内彷徨行走，时而沉思不语，显得忧心忡忡，以至于饮食无心、坐立不安，父亲的真诚为国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

　　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而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民主人士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等相劝，周恩来伯伯与父亲商量，请求提前签署协定，并暗示如让毛泽东一人独返，放心不下。

　　“双十协定”签订后，基于毛泽东回延安的空中安全，父亲又亲自伴送毛泽东做专机回到延安。

　　素初曾回忆说，“后来听说路上曾出现险情。(我)来美后，80年代任职于纽约《中报》，该报社长傅朝枢先生告诉我，他曾当过山西省军阀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见到一份机密文件，计划在毛回程路上经过西安时，对他下手，后因父亲陪同未能执行。”

　　这是父亲第二次到延安，此后他每次到延安时，毛泽东都亲往迎送，并为他举办盛大的欢迎晚会。父亲回忆说：“1945年10月11日，我坐专机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领袖的最大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看了真叫人感动！其后，我还常常和朋友们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

　　第二天，父亲等飞返重庆时，毛泽东亲临机场送行并送上延安特产：皮筒、精毛线、粗呢、红枣等。毛泽东风趣地对父亲说：“我在重庆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三青团能做到民主领导，干部都表示愿意接受你的领导。”

　　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和张治中同乘一辆汽车，毛泽东说：“你对和平的奔走是有诚意的。”

　　父亲问：“怎见得？”

　　毛泽东说：“有几件事情可以证明：第一件是你把《扫荡日报》改为《和平日报》；第二件是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被你撤销了。”

　　[1]在毛泽东应邀到重庆之前，国共双方实际上早有接触。1944年5月，国民党方面派张治中、王世杰为代表与中共方面派出的代表林伯渠、林彪等，相约到西安谈判，这是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前奏。

　　[2]张治中著，《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425页。

　　[3] 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张素久小学毕业成绩全校第一，得到“受洗”的奖励，她回忆说，接受学生“受洗”就像后来接受优秀青年人团入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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