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难岁月的希望寄托

史无前例的“文革”初期，我还在执行外事任务，曾参加以康生为首的代表团重访了阿尔巴尼亚。开始我以为“文革”大体是文化界的事，可是后来不行了，不仅是我所在的中联部，连我和我的全家都被卷入了。我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等会议上，听了毛主席的讲话，看了他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和许多文件材料，一面感到自己有点思想跟不上，一面又认为运动是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必须坚决响应和积极参加。在自己尚未完全投入运动时，常通过家里人和孩子们了解些情况。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我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会议简报上摘发了我的发言，毛主席看到了，针对当时有些干部不敢接触红卫兵的现象，以我为正面例子讲道：“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他认为这是接近和联系群众的一种好方式。不过，当运动搞到自己头上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党内大阴谋家、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一开始就插手和操纵了中联部的“文革”运动。最初他想拉我跟他走。但是我见他平时不务正业，运动一来就特别活跃，从中捞名争权获利，并且一直老谋深算，早就称为“康老”，我就将《愚公移山》中一个反面人物的名字加到他头上，背地里称他为“智叟”。这次运动，他更不择手段了，1966年初，由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和康生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当时文化革命(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经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批准后，由彭真去向正在外地的毛主席汇报。汇报前彭真和五人小组成员一起整理出一个汇报提纲，后来就被称为“二月提纲”，康生不仅参加了讨论，同意提纲的各项内容，还在形成文件时画圈认可，并且和彭真一起去向毛主席汇报。哪知他一察觉毛主席并不赞成这个提纲，立即翻脸不认账，说汇报提纲是背着他搞出的，他根本不同意提纲的内容，把一切问题都推到彭真头上。当有人拿出他画圈表示同意的文件稿时，他又耍赖说那个圈不是他自己画的。他的这些行为令人十分反感，我早就对他避而远之，存有戒心，当然不肯上他的钩。他一见我不跟他走，立即反过手狠整我，抓住我在东北局时曾支持过彭真，在中联部时支持过王稼祥，在外交部时又为南斯拉夫说过好话，他就伙同林彪、叶群等定我为“彭真黑帮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指使造反派揪斗批判我。

我对此当然不服气，认为党和毛主席一直是了解和信任我的，毛主席曾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是个老实人。我家里就有直通中央领导同志的红机子电话，如果我把自己的问题向他反映一下，他只要为我说一句话，就谁也怎么不了我了。但是我几次拿起红机子又放下了，我想到现在运动这么紧张，每时每刻都有许多事情等着他去过问，我不应该将个人的事去干扰他，使他再分心。为了表示自己内心对他的敬爱和体谅，终于没有给他打电话，只向周总理的秘书电话报告了一下我的处境。造反派发现我用红机子打过电话，不仅马上把红机子给拆了，还干脆把我“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别说再打电话，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了。在本单位被关了一阵，又被绑架似的押送到通县乡下的卫戍区部队中被“监护”起来。只是这里是监而不护，根本不被当人看，冬天挨冻，夏天挨蚊子叮，吃的是棒子面加白菜帮或咸菜。成年整月不见天日，还不断忍受专案组的审讯逼供和看守的辱骂训斥，与家里更是音信不通，相互生死不知。那时每天“陪”着我苦度岁月的，只有一部“毛选”，我翻来复去地通读了许多遍，为了保持自己说话和发声能力，常常出声地一篇接一篇的朗读其中文章，读着读着，不由分外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盼望他能拯救我脱离苦海。那时虽然外头什么事都不知道，每天的日子更是难捱，但是只要想到毛主席还健在，我们个人总有重见天日之时，我们的党和国家总会转入正常生活，所以也真诚地随着外头的广播声，默唱着“……他是我们的大救星，”甚至默祝他老人家真能“万寿无疆”。不过尽管我日夜盼望和真诚祝愿，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心脏病、糖尿病和浮肿病一齐出现了。

就在我情绪十分消极时，忽然情况好转，伙食逐步改善，允许有病吃药，还被安排见了一次家属子女，这是1972年的事。后来知道，这果然是毛主席发了话，当然不是为我一个人说的。原来是铁道部的刘建章同志，忍受不了对自己的迫害，设法上书中央，使毛主席了解到许多干部受摧残折磨的情况，他毕竟还是关怀我们这批跟他几十年的老同志的，立即下令制止这种“法西斯审查方式”，不准继续虐待我们。这才使我们忽然获救，开始重享人的待遇。专案人员对我审查了几年，并未查出我有什么严重问题，从“黑帮”“反革命”依次降为“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犯错误的好人”和“可以悔改的干部”。当时我们已获准看到报纸，又几次看到家属子女，知道了许多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有关方面正在按他的指示，一步一步对我们落实政策。这使我信心倍增，认为自己不久也会和许多受审查同志一起，重见天日并重获工作机会。这一天终于来了!

1974年国庆前夕，我突然被解除监护放回家里。当时我的家早已七零八落了，我一被“监护”全家就从原来宿舍“扫地出门”，后来寄居在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全家人大都天各一方，我90多岁的老母，被赶回武昌老家，子女们多数分散在外地插队劳动或学习，好几个都被当作“黑帮子女”和“小反革命”关押批斗过。我到家时，老伴将家中仅有的两个鸡蛋煎了，算是为我举行了接风盛宴。其情其景十分凄凉。好在当天就得通知，让我参加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我马上理了发刮了胡子，老伴找出我当年从事外事活动的衣服皮鞋等等，整容换装之后，几年来的“囚犯”形象一下改观了。当我按时进入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民大会堂时，不由感慨万千，转瞬间从监护着的“阶下囚”变成赴国宴的“座上客”，这个角色转换得也太快了。正当我思潮纷涌时，只听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一看原来是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和熟人，他们许多也是刚从监护点、下放地和“牛棚”、监狱中出来的，有的同志竟与我关在同一座楼内几年，却从未相见毫不知情。我们都为自己的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人间而庆幸不已，并且都认为，是毛主席使我们获得了“新生”。

招待会开始后，几年来只能梦寐相见的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家祝酒并致词。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形象，专心致志地听着他的声音，只见他消瘦和衰老多了，连声音都显得沙哑和似乎底气不足，但是他的话却使我们止不住热泪盈眶。不只是为我们个人的忽然翻身，更是为了党和国家终于开始恢复正常生活和优良传统而无比兴奋和激动。当时林彪一伙虽已垮台，“四人帮”却还在台上，宴会厅的中心席位上就坐着那帮人，甚至我的邻座就有他们的帮凶爪牙。但是我想，只要毛主席、周总理健在，他们毕竟翻不了天，我们能出席今天的国宴，说明毛主席、周总理忘不了我们这批老战士。按照惯例，毛主席本人没有出席今天的国宴，不过我感到，他的心和我们是相通的，尽管我们从战争年代到“文革”运动，都经受了严峻以至残酷的考验，但我们对他的忠诚热爱，一直没有动摇，他永远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第二天正是国庆之日，套红的报纸上发表了国宴参加者的全部名单，在“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之后，也出现了我的名字，虽然只是3个小号铅字，却是八年来第一次不是作为“黑帮”“反革命”和“打倒对象”出现，标志着我新生活的开始。由于这次名字见报的共有好几千人，光是名单就登了《人民日报》一个多版。这个异乎寻常的做法又是毛主席、周总理的决定，由于党和国家的逐步恢复正常生活，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出来工作，一个一个地解放干部速度太慢，周总理便不顾“四人帮”的阻挠反对，向毛主席建议整批整批地让正受审查和关押的干部迅速重新工作，毛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议，并决定利用国庆节时一齐露面亮相，再在报上公布名单，算是宣布对我们集体解放了。对此，我们永远难忘毛主席、周总理的恩惠。

国庆以后，我先后拜望了一些老领导和老同志，在看望叶剑英元帅时，他关切地问我对今后的工作怎么考虑的。我说我正为这事作难，我在的中联部，早已被康生及其一伙人把持，我将难以和他们一道工作。当时叶帅正主持军委工作，就说：“这样吧，你回军队来，总参谋部正需要你这样的干部。你回去给毛主席写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愿望，对自己的问题也作一点自我批评，写好交给我，我去送给毛主席，同时向他推荐你，要你来总参工作。”我听了简直喜出望外，马上回去以最真诚的心愿和恳切的语言，写了给毛主席的信，送给叶帅的几天后，他就给了我答复，说毛主席看了我的信，表示满意，接受叶帅的建议，同意我回军队到总参工作。不久，经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正式批准，任命我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二部部长。叶帅亲自领我去总参报了到，他向总参党委介绍我时，一再强调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并任命我回总参工作的，我心里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了我重新工作并重回军队的大好机会，我又可以跟他“继续革命”了。

好事一件接一件，我又被通知参加了于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这次会议的全部议程及其文件，都是在毛主席的指示授意下进行和制订的，周总理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经他反复审改定稿的。正是在周总理的报告中，我们听到了毛主席、党中央通过周总理发出的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我们多次为周总理的报告兴奋得大鼓其掌。后来分组讨论时，周总理又亲自参加了我所在的天津代表团的小组会，他亲切地一一问候我们之后，坦然而又沉重地说，他已经得了癌症，工作时间不太多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他正在同疾病作斗争，还要继续和大家一同奋斗。他说这话时，我的心里酸痛无比，才几年功夫，他因操劳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脸上手上都出现了很深的皱纹和寿斑，动作和声音都显得苍老了，但是他还是鼓励我们特别是年轻同志，努力工作，要求大家遵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把我国早日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令人痛心的是这次会后仅过一年，周总理就猝然辞世，当年7月，朱德老帅也因年高逝去；唐山大地震后，我国又发生了更强烈的政治地震，我们追随几十年的毛泽东主席，也忽然离开了我们!几个月内，我们连续失去了三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当时真有“天柱折，地维绝”之感。当我获准在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并向其告别时，许多年过花甲甚至古稀的老同志，都孩子似的痛哭起来。几十年来，不论什么危难情况和险恶环境，只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甚至仅仅想到他，我们就有了战胜一切的力量和勇气，有他在，我们就有胜利，就有希望，就有光明。现在一下失去了他，我们真像忽然都成了“孤儿”……与此同时，更使我们焦心的是，“四人帮”正打着他的旗号妄图抢班夺权，他们已经把全党全国搞得乱了套，一旦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全国人民特别是我们这些人，必将真的“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甚至“永远不得翻身”了。

但是，毛主席培养教育出来的革命者，终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将党和国家的权力重新牢牢地掌握在真正忠于毛主席的新老战士手中。这时我们又由衷地欢欣鼓舞，1976年10月，我们和广大群众在一起，欢庆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并且很有信心地认为，毛主席本人虽然不在了，他的思想言论和精神品德，将永远引导、帮助和鼓励我们前进，他的形象永远矗立在我们心里，他的声音永远响彻在我们耳际，他永远和我们战斗在一起!

我国古往今来，一个人对整个国家历史直至亿万人个人命运，能造成如此巨大影响和深刻烙印的，毛泽东如果不是绝无仅有和空前绝后的，也将是屈指可数和别无几人的。我作为毛泽东的老兵之一，将永远为此骄傲自豪，当他百岁诞辰将临时，我仅将自己的回忆和感想，奉献给广大读者，同时算是给他老人家的一份微薄寿礼。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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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四人帮”审判现场

1980年审判四人帮现场。前排右二为伍修权。

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特别的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任命黄火青为特别检察厅厅长,江华为特别法庭庭长,同时任命伍修权和曾汉周、黄玉昆三人为特别法庭副庭长,还有一批审判员连庭长、副庭长在内,共35人,其中有8名是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如著名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等。

    特别法庭分为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

第一审判庭负责审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五名“文职”人员。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五名原军人主犯。

前排中 为  伍修权

伍修权受命任第二审判庭(即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长,黄玉昆为副审判长,还有15名审判员。当时参与这一工作的人员共有400余名,各省、市的公安厅长、检察院长和法院院长都来了,部队里也抽调了有关部门的得力干部来担任审判员等工作,集中了强大的力量来完成这一重大任务。

江青被宣布判处 “死刑”后 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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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笔者注）

这张图很有意思。张春桥心曰 ： 傻娘们儿，书呆子，饭桶 （从右向左依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