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源于一次偶遇

     1969年，我们将去延安插队了。公社接人的张主任住在东四一家小旅馆。

       我那天晚上去找张主任，聊几句即将前往的公社。聊得挺晚，告辞回家时已经半夜12点多了。时间太晚，已经没有公共汽车。我就决心走着回家，半夜步行，另有一番情调。那一晚，天气寒冷，北风呼啸。但从东单，沿长安街，顶风走了几站地。到西单的时候，忽然饥肠辘辘，才想起来今晚还没吃晚饭呢。路边，庆丰包子铺人群熙攘，热气哄哄，推门进去，一看，排队的人还不少，赶快排在队尾，随队缓慢移动。快到柜台了，拿出钱包，却发现没准备太多钱，再说，也没带粮票。不由感到尴尬。舍弃排队？已经快排到了，真不想放弃，继续往前排？没钱，没粮票，马上要被人轰出去。正在为难，一个高个子出现在眼前。

      大个子很高，必须仰头看他的脸，戴着一顶高干子女最爱戴的那种水獭毛将军帽。一看就不是平常人。

       那人直接走到我面前，直接问我一句。

       “没带钱？粮票不够？”

         我点点头，但又感到必须拒绝。因为，我跟他素昧平生，凭什么要他帮忙啊？将来也没法还人家呀？我摇摇头。

         他已经掏出钱包，数出几毛钱，几张粮票，递给我，我还在犹豫，他却说，“不认识啦？咱俩是发小啊。  ”

           我彻底傻了。明明素昧平生，明明不认识，怎么成发小了？

          “西单，手帕胡同，你家住北屋，我家住后套院。”

            我还是毫无印象。住手帕胡同的时候，我还在幼儿园呢。不但幼小，而且，幼儿园是住宿，每周才回家一次，对院里的小朋友，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看到我迷茫的神情，他彻底放弃了。把钱和粮票往我手里一塞，甩了一句“我是张某，这钱你别还了，去买吧。”

         几毛钱，几两粮票，今晚救了我。边吃边使劲回忆。脑子里对这个人真的毫无印象。连点影子都没有。

        小时候住在手帕胡同，由于在部机关的幼儿园，成天住在幼儿园，脑子里多数印象都是幼儿园的老师，小朋友，加上小时候太内向，对手帕胡同的唯一印象，反倒是家里的保姆。

      手帕胡同是爸爸的私房，过去，爸爸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这家公司是中共北京市委地下工作的掩护机关，部机关成立以后，共产党员身份公开，爸爸也自觉将私产交给国家。部机关正没有宿舍，就特许把这套私房作为机关宿舍，我家继续住北房，院里其他房子分给其他干部居住。但印象里，住在这个四合院里的都是普通干部，后套院住的似乎也就是处级干部。院里，反而爸爸的官职还是最高的。没过几年，部里建了宿舍楼，我家立刻搬到机关干部宿舍。

     这个宿舍大院一共四栋楼，楼层四层，所以，每栋楼住几十户人家。这个大院形成了我几乎全部少年的记忆。

       过了几个月，我再次见到张某。他全家也搬到这个宿舍大院了。再次见到他，我们两人倒没有亲切感。因为，那时候爸爸正挨斗被整，因为爸爸的所谓历史问题，刚一建国，爸爸就成了运动员。挨整的原因居然是，爸爸年轻时，参加了一个人秘密组织的抗日军队。被任命为上校参谋长。队伍还没出发，那个人已经被日本宪兵队抓住，拷问了一夜，第二天被枪毙了。

         这个人是谁？共产党？国民党？无党派？甚至是有几个钱的私人，因为恨日本人，异想天开地想拉起一只抗日武装？

        这个人已经被日本人枪毙了，无处去调查，爸爸这段历史，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被爸爸扛了一辈子。也由于这个历史问题，爸爸几十年没获得提升。

        张某搬到我们大院后，一直低调。除了几个高官的孩子，他几乎凡人不理。对我当然也不屑一顾。

       这时，忽然明白了。小时候，爸爸级别还算比较高。只是后来发现历史问题了，才被贬低。张某跟幼小的我有点交情，感情是因为爸爸当时官阶还够高的缘故？

      文革大院孩子混闹，闯出不少祸事。多数故事，被我纳入长篇小说“黄歌时代”，张某很快和大院孩子头的高干子弟密切交往，他们好像共同语言挺多。再次见识张某，是在他家，大院孩子听他讲《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略问题》。平时，了解院里几个孩子跟国级高干过从甚密。张某告诉我们，这是他们正在研究的题目。

      但我觉得这个题目，离我们的生活太远，文革初年，我们确实喜欢那句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世界者，我们的世界

        但我们从骨子里不喜欢战争，厌恶战争。所以，听得三心二意。张某一伙反倒津津有味，乐此不疲。

     这时，我已经充分了解到了。野心，是需要从小培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