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红灯牌收音机
对许多人来说，收音机是最老的物件，估计一出生就见到，听到。
对收音机印象的是，早饭时，我家收音机—不记得牌子，总是播着什莫大鼓书，家人在一起啃着烤窝头，就着高粱米粥或大米粥—感谢上天，那地方产大米，要不然也吃不到。小孩子对广播节目没概念，跟着大人胡听。我家雇了个当地的保姆，是个老太太，估计是她喜欢的节目。老妈是四川人，肯定不喜欢，老爸不常在家。我家进京时，父母曾想将她带来，那阵子不像现在--有进京机会绝对不放弃。她年纪大了，好像是60多岁，舍不得孩子和故土，拒绝了。现在很惭愧，我小时候不懂事，淘的像男孩子，没少给她找麻烦。
长大后，有了自己喜欢的收音机节目，那时的孩子，无一例外地崇拜，由著名的孙敬修爷爷主持的小喇叭广播节目，我也喜欢听候宝林，刘宝瑞等人的相声。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是在老爸回家前，马上打开收音机，听一段这些节目。等老爸一回来，他立马转播到京剧节目。
老爸喜听京剧，收音机里的京剧节目一个不拉，他曾花大价钱买了唱机和很多黑色的唱片，没事就放放，即使文革中下放到干校也舍不得丢。老爸还喜欢拉京胡，周日常自拉自乐。一些不懂国粹的小朋友，在我家窗跟下听到后，总对我说，你爸又踩鸡脖子了。我和弟弟为了抢收音机，没少和老爸生气，最后总是老妈劝走我们，让老爸得胜。气的我大弟，等他自学焊电子管后，自己做了个简易晶体收音机，听自己喜欢的节目。
我有自己的收音机，是去兵团2年后探家时买的，由于是自己的第一个大件，很珍惜地勾了个外套包上。那阵子，全国生产收音机的厂家不多，就那几个牌子，红灯牌算是名牌，那里出的没记性了。收音机有砖头大小，有中短波，中波都是中央地方台，短波就乱了，美国之音，外语都能收到。我在的地方是山沟里，后转到平原。每天生活很枯燥，下工后也没有什莫娱乐活动，连队的大喇叭除了播放一些简单新闻外，就是播通知，其它时间哑着。我们除了聊天，只能看书或听收音机。熄灯后，如还想听收音机，只能带上耳机，躺在被子里听，以免影响他人。
因在文革期间，广播节目比较单调，但也让身居穷乡僻壤的我，了解外面的一些动向。一天晚上，也是好奇，想知道短波都有什莫。躺在床上播到短波，里面叽啦呱啦一片外语声，不小心耳机拉脱了，声音很大。临床那位室友还没睡，问你听什莫呢。那年月，偷听敌台都可以判刑，吓得我冷汗都出来了，赶快拨走。临床那位的父母，和我父母是同一工作单位的，从小一起玩大。我真感谢她，她事后没说什莫。不然，虽说不至于进监狱，但一个处分是逃不了的，以后的人生轨迹肯定不一样。
上学后，为了学外语，换了个更好的收音机，有2个短波，那时，收音机可选择的牌子多起来，但我还是有名牌情节，仍选择了红灯牌。外语学院有2位老师在广播里每天教英语，主要是英式英语，有位女士的声音非常好听，我总听她的课。美式英语也开始流行，还有什莫跟我学之类的节目。对我来说，收音机的功能主要是学语言和听新闻，听相声的功能已退居其次。
后来， 收音机品种繁多，样式各异，袖珍型，台式，外带音箱等，频道也多起来，中短波，调频都有，其中，便于携带的袖珍型很受欢迎。早上公园里，常见许多老人，人手一台袖珍收音机，许多路人，也带着耳塞，便走边听。收音机的功能也多样化，除了听广播，还有录放音的功能。我为了听外语磁带，除仍用那台老式的红灯牌收音机外，又托同学买了台原装的松下袖珍型随身听--那时还算小件指标，用的美元。
工作后，忽然喜欢上音乐，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年代久远，坏了。正赶上收音机，收录机的繁荣时代，各类品牌多的数不过来，样子也很花哨。不好意思，我也随大流地买了其它品牌的袖珍型收音机，便于外出时用，还买了台中外合资，带调频，收录功能，外带音箱的收录机放家里。
国际台经常有个音乐频道，追踪国际音乐大潮，常播放一些国际流行乐曲。我每天下班后，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拨到调频音乐频道，让屋里流淌着音乐。出国后才发现，许多歌曲，我早已听过。
现在，收音机的功能已被许多其它物品所取代，汽车，音响，手机，计算机，笔记本等，都带有收音机的播放功能。但现代都市中，仍能看到，带着耳机听MP3的衣着时髦的年轻人身边，也有许多手拿袖珍收音机的老人，便走边听，在那狭小的天地中，倾听着历史的沉积。
虽然我家现在使用着各式新技术的音响设备，但我仍忘不了，在精神生活贫乏的时代，只有2个波段，节目简单的红灯牌收音机，所带来的精神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