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裴多非俱乐部"，而是一个无头案，发生在30多年前的内蒙兵团2师12团2连。
我在的连有4个排，大车班，后勤排以及连部。1，2 排为男生排，3，4排位女生排。当时,连里应上级要求，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天晚点名会上，连长宣布，有人举报，我连一排有几个人搞小集团，晚上偷偷到沟口开会，他们想干事麽，是不是有外逃的可能，要求知情人举报，不知情人提高警惕，注意身边的阶级斗争动向。几个连领导人中，连长算是比较有文化的，讲话时常用一些修饰词，还知道用"裴多非俱乐部"一词来描述那次的开会活动。
尽管连长在晚点名时没有具体提出搞小集团的人的名字，但从私下的流传中，我得知是一排1班的几个人，班长为首，还有2,3个其他人。此后的几天，不仅1排的而且其他排的人都要查原因，找线索，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
1班长是全团知名人士，从外连调入的。据说原来是刺头，打架大王，因为其他连队对他没办法才调入我连。结果连长还真有办法，令他心服口服，不仅不打架，工作上还是一把好手，并成为1班长，但这次是栽了。 我猜不出为何他们在晚上要到沟口外开会或聚会，对于外逃的结论我一直不信，因为没有足够的论据来支持他们外逃的动机。但外逃的结论却吓坏了其中的一个人，并导致其精神失常。
说来，我和他有点拐弯得熟。他妹妹和我不仅是中学同学还是很好的朋友，他父母和我父母在一个部里工作，不是同部门的同事。文革前，我们同住一楼，经常结伴上学。即使在文革中，他父母和我父母分属不同派别，但并不影响我和他妹妹之间的友情，我们照旧往来，有时还一同为各自的父母派别散发传单，可见我和他妹妹的友谊已经不受其他事件的影响了。分配时，因为父母的问题，他没能留在北京而去了内蒙兵团，他妹妹则去了云南农场{后来改称云南兵团}。
听人说，他们几个人确实到沟口外了，但干什麽去了却说不清。由于连里反复要求他揭发，作检查，他心理承受不了，终于有一天，人们发现他穿着内衣向沟口外狂奔， 被抓回来后，又嘀嘀咕咕的自言自语，精神不正常。后来被送到团部医院作检查，结论是精神分裂症。连里将他病退回北京，通知他家里来人办手续。当时他父母的问题还没有结论，无法来，还是他妹妹从云南来连队替他办理的各项手续。
多少年之后，我又见到他一面，看起来还正常，结了婚，有一个小孩。听他妹妹说，他的病经过治疗基本好转，但没有去病根，不能受刺激，曾经犯过1,2次。他本来就寡言，那次见面问他话，反映也是木木的，缺少了以前的灵光劲。
对那个小集团活动的追究，最后也不了了之了，因为实在搞不出东西来，成了无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