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兄弟姐妹四人,大姐居长,我则最小。“长姐如母”,她对弟、妹,尤其是我这个小弟,真是呵护有加。有一件事一直记忆深刻∶上中学时喜欢看篮球比赛,有一次国家队耒比赛,我准备次日一早天不亮即去排队买票,怕睡过头,让大姐到时叫醒我(她睡眠不好,醒得很早)。不料次日醒来天已大亮,而大姐并未叫我,我赶紧穿好衣服出门,打开大门,却见大姐站在门口,见了我向我霎着眼睛,笑吟吟地递过两张票来∶原来大姐不忍心叫醒我,自己去把票买来了。由于匆忙出门,忘了带钥匙,那天是星期天,大家起得迟,大姐怕惊动大家,一直站在门外。这使我十分感动。
大姐不但在生活上关心我,对我的品德、学习也要求很严。我初中上的学校校风不好,我也沾染了不好的习气,成绩下降,大姐力促我初中毕业后换一个中学,并督促我在暑假里埋头温课,终于考上了名校上海中学。我离开上海后,大姐也经常来信勉励,使我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敢懈怠,不敢游戏人生。
大姐这样一个善良勤奋的人,却偏偏命运多舛。她在中学时成绩突出,且弹得一手好钢琴,写得一笔好字, 人又漂亮。亲友们都预期她将来会前程似锦。在大学里她结识了一位女同学是地下党员,受其影响加入了地下党,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上海解放后,她被调到中共华东局工作,穿起了“列宁装”,一心一意地“跟党干革命”。但她的上级,一个老干部,看上了大姐,明明乡下有老婆,却死缠着大姐,遭拒绝后恼羞成怒,污蔑大姐贪污公款,一时领导谈话、“小组帮助”……,大姐这种学生出身,没多少社会经历的人,那里抗得住这种阵势,得了精神分裂症,退了党,被打发回家养病。
过了几年,大姐的病渐渐好了,在一个单位当职员。“是金子总会闪光”,一次全国职工业余文艺会演,她的钢琴独奏获得优秀奖,她也被调刭工人文化宫任专职演员,不久又和一位唱男高音的同事结婚,并喜得一位麟儿。记得当时我暑假回沪,饭后必拉他们“来一个”,于是由姐夫独唱、大姐伴奏的“连斯基咏叹调”,便响彻我们这个小小的客厅,使我们陶醉在音乐的海洋中。这是大姐生命中最幸福的几年。可惜命运之神并没有放过她。文革中姐夫由于会组装收音机,被诬为“偷听敌台”,连遭拼斗,一时想不开而自尽。收到大姐的信时我正在北大干校,自己前途未卜,闻此噩耗,心绪难平,记得那天夜里一个人在外面坐了半夜。那晚月亮很好,月光似水,洒遍我身, 却难抚我心。
屡遭不幸,大姐心情更加抑郁。后来经人介绍与我现在的姐夫结婚。他是个好人,但为人木讷,又口吃,大姐的儿子同他常有矛盾,大姐夹在中间,心力交瘁。有一个时期发现便血,大姐是离休干部,医疗关系在华东医院。这个医院号称高干医院,医生眼界很高,见多了大干部,像大姐这样的小干部哪里放在眼里,连指检也不做, 就说是痔疮,开点药打发。等到确诊是肠癌,已经晚了。大姐只活了63岁就结束了生命。当时我正在美国工作,想到一辈子受大姐这么多照顾,却无法见大姐最后一面,真似万箭钻心,欲哭无泪。
有人说命运是公平的,一个人的一生是会平衡的∶前半生很不顺利,后半生往往会转运;前半生很顺利的,后半生倒很可能会遇到倒霉的事。然而命运为何对大姐这样不公平?为什么这样一个善良、温柔,乐于助人, 对别人连一句恶言也没有的大好人,却叠遇灾难? 她到底得罪了何方神圣?
大姐的骨灰,遵照她的遗愿撒在了大海。她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墓地,只留下一片空白---一片清白。想念大姐时,我会放一曲她爱弹奏的“牧童短笛”,静静地坐一会。
我相信天堂是存在的,大姐一定在天堂里,天空中无数繁星中有一颗就是她。她还在像以前那样注视着我,向我霎着眼睛,使我即使走到了人生的边缘,仍然不敢懈怠,不敢游戏人生………
能告诉我这熟习的插曲来自哪里?
谢谢大家的安慰和鼓励!我感到很温暖。
现代中国人接受了这教训,加上六四,所以大家就只认小家了。只要自己家人过得好,管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