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将新加坡建成如自己那般坚定而又理性的国家。年近87岁的他思索着年老力衰及其伴随而来的痛苦的问题。他问道，“最后一片叶子，将在什么时候飘落？”

“我感到活力和精力在慢慢衰退。我是说总体上，每一年，你感到自己不如前一年。但这就是生活。”李光耀说道。他所发展起来的“新加坡模式”，即保持经济增长和实行严格的社会控制，使他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

在上周的专访中，李光耀进行了不同往常的思考，谈及年老体弱带来的各种疼痛，谈到冥想给他带来的宽慰，提到了他如何挣扎奋斗，把资源匮乏的小岛建设成为繁荣的国家，还说到他担忧下一代人可能会把他取得的成就视为理所当然，不加以珍惜。

在他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李光耀穿着随意，上身是风衣，脚上是跑鞋，虽然看上去老了些，背也有点驼，但是思维依旧敏捷。虽然不再管理国家的日常事务，但只要还活着，在他一手成立的国家里，李光耀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他说，在最后的这几年里，陪伴他61年的太太因中风而卧病在床，无法说话，这使他感到黯然。

“我尽量让自己忙着，但闲下来时，总会时不时想起我们一起经历的快乐时光。” 以务实态度对待生活的李光耀认为神是不可知的，但接下来的话，却似乎透着几分他对那些在宗教中找到力量和安慰的人的羡慕。“我怎么安慰自己？”他自问道，“好吧，我只能说，‘生活就是这样’。”

“接下来会怎样，我不知道。没人起死回生过。”他说。

从1965年新加坡成立时开始担任总理，直到1990年引退，李光耀建立起了他所说的“第三世界地区里的第一世界绿洲”。他的治国效率和廉洁执政备受赞誉，可同时也遭到人权组织的指责，批评他限制政治自由，通过起诉反对者诽谤对他们施加恐吓。

李光耀现在是内阁资政，在他的儿子李显龙担任现任总理的政府中，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现在笼罩着新加坡的问题是，一旦李光耀离去，他的模式将会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又会持续多久。

李光耀总是体力充沛，他坚持游泳、骑单车、按摩等养生法对抗衰老，但或许更能使他抗衰的，是满满当当的参加国内外会议和演讲的日程安排。 “我知道，要是我停下来，我会老得很快。”在采访进行了一个小时后，话题从追忆人生转到了地缘政治，这些晚年岁月似乎悄悄溜走了，他又变得活力四射、充满力量，他仍然有着广阔的世界观，明察秋毫、居高临下。

但是，他说，他有时回头看这些为抗老防衰所做的努力，觉得很“荒谬”。

“我快87了，尽量保持健康，表现出精力充沛的样子，这得下功夫，但这功夫下得值不值呢？”他说。“我嘲笑自己总努力地保持勇敢的样子。但这成了习惯。我就让它习惯下去。”

每到入夜，坐在太太的病榻前，是他最难捱的时候，李光耀说。他的太太柯玉芝现年89岁，两年多来无法动弹，也无法开口讲话。从他们一起在伦敦学习法律时开始，柯玉芝一直是李光耀的红粉知己，在他身边，支持他，给他建议。

“每天晚上，我跟她说话时，她都知道。她为我保持清醒；我跟她聊我白天的工作，给她读她最爱的诗歌。”李光耀打开一个大表格，上面记着他的阅读书目，有简•奥斯汀（Jane Austen）、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刘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的小说，也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李光耀说他最近一直在读基督教的婚誓，为这句话所打动：“无论生病或健康，无论境遇好坏，相亲相爱，相互扶持、相互珍惜，至死不渝。”

“我告诉她，‘只要我能，我会尽量陪伴着你。’生死由命。她明白的。”不过他也说：“我不知道谁会先走，是她？还是我？”

晚上听到隔壁房里传来太太的呻吟声时，他说，他会冥想20分钟，念诵一位基督教朋友教给他的祷告语“Ma-Ra-Na-Tha”。

“Ma-Ra-Na-Tha”是阿拉姆语，出自《圣保罗致哥林多前书》（St. Paul’s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的结尾处，有几种译法。李先生说他所知道的意思是，“到我这里来，主耶稣。”(帮助我，主耶稣) 虽然他不是基督教信徒，但他觉得这祷告语的发音让人听着觉得安慰。

“问题是要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心猿意马。”他说，“（读了祷告语后，）你会慢慢平静下来。白天的压力和焦虑得以释放。这样也就比较容易入睡。”

新加坡著名的作家兼社会批评家林宝音这样描述李光耀，“专制独裁、务实、少动情”，但他不加理会。

“她是个小说家！”李光耀说道，“所以，她把一个人的性格简单化，”炮制出李光耀口中的“我的漫画形象”。“可会有人是那么简单、那么单纯的吗？”

太太的病给他带来持续不断的压力，这比他这些年在政治舞台上所面对的压力更沉重。但在回顾他过去的人生时，李光耀不止一次提到了他最苦不堪言的时刻，在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宣布独立时，他当着众人的面怆然泪下。

这巨大的痛苦给李光耀带来了决定他一生的挑战，即创造和发展一个繁荣稳定的国家，还有防止其多元种族——中国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之间的冲突。

“我们不具备一个国家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我们是多元民族，缺乏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命运。”三年前在接受《国际先驱报》的采访时李光耀说道。

安稳地享有现代新加坡提供的福利的年轻一代要求更加开放的政治，要求自由的思想交流，这使李光耀感到担忧。“他们认为一切本来就是这样子，可以肆意对待。”他说，“他们以为这一切会自动运转。但我知道从来都不是如此。”

他们要求政治开放，这必然会走向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治，他说，那“我们的社会将会分裂”。

李光耀称自己是政治街头霸王，他常通过控诉对手诽谤来打压他们。

他认为有必要通过诉讼来维护他的好名声，他也无视西方记者的批评，认为他们不过是在新加坡“进进出出”的“十足的废物”。

不管怎样，这些记者或是他们可能会写的讣告都无法对他的所作所为下定论，李光耀说，能够下定论的，是以后的学者，那些将会依据事件的历史背景来加以研究的学者。

“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是对的，”他说，“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一个光荣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得不未经审判把同僚关起来。”

虽然叶子开始从树上飘落，但是李光耀的故事尚未结束，他说道。

李光耀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盖棺定论。

“等到棺材盖盖下时，再判断，再去做评估。在双眼闭上之前，我说不定还会做些荒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