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圣山以北两公里的德山岘正被浓浓的夜色包围着。一条通往五圣山的公路越岘而过。公路一侧山谷边的悬崖上被开掘出一串坑道，这些坑道口被山谷里茂密的林木掩蔽着。坑道口外，像修栈道一般用树木修起一条路，再扎紧一道长长的栅栏。这里就是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的前方指挥所。

三十八岁的师长崔建功披着大衣站在坑道口，有些心神不定地向南眺望。南边不远处的五圣山黑黝黝的。而五圣山再往南两公里有个村子名叫上甘岭。上甘岭村子附近有两个山头在四十五师的作战图上，这两个山头一个被标为五九七点九高地，一个被称为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而在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作战图上，这两个高地又有不同的称谓，他们称五九七点九高地为三角形山，称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为狙击兵岭。在中国军队方面，由于这两个高地靠近名为上甘岭的村庄，以后就将那场恶仗称为上甘岭战役。

此刻，崔建功眺望着五圣山方向，的确有些心神不宁。连续一个多星期来，他的师都在按照军里制订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注字洞南山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的阵地组织进攻。师里抽调一三四团担任主攻，为此将几个炮兵营都调到注字洞南山方向，并调运了大批炮弹。按照预定计划，十月十八日，四十五师将攻打注字洞南山。但是，敌人将要发起进攻的征兆越来越明显，攻击的方向很可能是西方山，但也不能排除五圣山方向。特别是十月五日南朝鲜军第二师一个参谋投诚过来，说第二师已经受命，准备配合美军发动攻势。而且自十月十日以后，敌炮火对该师阵地一天天加强了破坏性轰炸……那么，敌人究竟何时进攻？主攻方向在哪里？反击注字洞南山的作战方案能否按时进行？崔建功心里真没有底。

若干年后，崔建功师长回想起上甘岭战役之前自己的心态，稍稍流露出一些懊悔之意。他再三说：“上甘岭开战之前，我们本来想拔敌人注字洞南山的据点，调了很多炮，运上很多弹药，准备很充分，可敌人却先打上甘岭了……你不能说敌人的进攻没有征兆：敌机侦察呀，敌指挥官一次次视察呀，炮火加强呀，兵力调动呀，特别是还过来个投降的，说他们布置好了，要进攻……这时我可以提出建议，放弃进攻准备专搞防御，但我没提，为什么？我一个师指挥员，不能放弃和改变上级交给的既定任务……”

不能说崔建功的做法不对，但他显然为此付出了代价：上甘岭作战第一天，基本上只靠步兵轻武器作战，炮群都调到注字洞南山方向，来不及向上甘岭方向转移。“仓仓皇皇把炮调过来，步兵等着炮火，炮兵却连射击诸元都调整不过来，真他妈活活急死人！”

敌人进攻开始前的那个夜晚，担任防御任务的两个连队最先发现了情况的异常。守卫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是一三五团九连，并配属该团八连一个排。十三日晚上，连长高永祥受命带领四个班到阵地前去侦察，他们刚迈出坑道口，“就感到今晚敌人从南边打过来的探照灯比平日增加了亮度，半个天空映得通亮。”这使高永祥不由得警惕起来。他目送着披着土色大衣的战士一个一个消失在山脚下的黑暗中，然后才带着通信员，猫着腰向敌人阵地方向摸去。

高永祥等人隐蔽在暗处，长时间向敌人阵地观察。“敌人阵地上人声嘈杂，汽车马达声轰响了一夜。”这时他明白了，原来敌人增加探照灯是给汽车照明用的，因为汽车开灯会暴露目标。从前半夜开始，敌人便用密集的炮火封锁着通往前沿的道路，并不断有敌机飞来，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

黎明前，高永祥带着四个班的战士撤离警戒地区，他想回到主阵地了解一下阵地被炮火摧毁的情况，但他们刚刚走到山腰，“就听到东边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我方的机枪响起来了”，高永祥带着人跑回连的最前沿十一号阵地，让二排长把十班留下来，其他几个班由二排长带回主阵地。

十一号阵地由一排驻守着。高永祥走进坑道，从电话上向营长报告情况，得到指示后，他开始向一排长杨振江交代任务。就在这时，“敌炮就向这个山头猛烈轰击了，油灯从箱子上被震得跳起来，翻了一个跟斗掉在地上熄灭了。挂在壁上用木箱做的碗柜，‘嗵’的一声落在地上，小磁碗叮叮当当到处乱滚。从坑道口卷进一阵疾风，把我们几个人的帽子都掀飞了。坑道里变得黑洞洞的，乌烟瘴气。”

在坑道外边担任观察员的战士陈家富跑进来，高永祥急等他报告敌情，却“半天没听他说话”，高永祥急了，喊道：“你他妈是不是吓昏了！连话也不会说了？”陈家富向高永祥跟前跨一大步，放开嗓门儿喊：“我报告完了，连长同志！”这才让高永祥明白，“由于敌人的炮击太猛烈，陈家富刚才的报告我竟没听见。”

陈家富又把报告重述一遍：“发现敌人一个排向我进攻，另一路向七号阵地运动！”

十一号阵地和七号阵地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五九七点九高地一共编成十一个阵地，而十一号阵地和七号阵地都在最前沿，敌人一进攻，必然首当其冲。

高永祥拿起电话，想向营里报告情况，但一摇电话机，机柄特别轻，电话线被炸断了！这时候，观察员又返回坑道报告敌情：“报告，敌人炮火延伸，步兵已接近到五十公尺。”

高永祥与营里断了联络，只得独立作战。他命令二班进入阵地，命令七班准备增援。很快，冲锋枪和手榴弹以及美军的卡宾枪和手雷的射击声、爆炸声便乱响成一团，“战斗从一开始就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到早晨六点钟，一排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这时，高永祥为了查明情况，走出了坑道。阵地上烟雾很浓，太阳只显出一个暗黄色的轮廓。“阵地被打得糟糟的。刚才还是一人多深的交通沟，现在连膝盖都遮不住了。所有的掘开式工事都被炮火摧平。”高永祥看见卫生员在忙着包扎伤员，由于止不住血，司号员也上去帮助包扎。一些战士隐蔽在弹坑里，也有几个在搬动牺牲战友的遗体。再向阵地前方望去，他看见“山前像赶庙会一样，到处是美国兵的钢盔在晃荡，看样子敌人足有三个营。”高永祥让通信员用信号枪给后方指挥所发信号，要求炮火轰击敌人。但信号弹打出去后，“等了半天，也不见我们打过一颗炮弹来”，后来高永祥才醒悟了，“硝烟浓雾笼罩了阵地，后边根本看不到我们发出的信号。”

敌人开始轮番不断地持续进攻。“真像羊群一样，美国人端着机枪连腰都不弯，边走边打着冲上来。子弹吱吱叫着钻进松土里，手榴弹在地上爆炸，掀起一簇簇的烟尘，却听不到响声。”战斗白热化了，一排长杨振江摔掉棉衣，一颗紧接一颗向敌人扔手榴弹，“炸开一堵人墙，但一眨眼又被后边上来的敌人堵上了。”七班长袁在福（绰号愣头青）连衬衣也扒掉，露出一身棕褐色的肌肉，从战壕里探出半截身子朝敌人射击。陈家富打光了子弹，“在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他端起刺刀迎上去，在敌群里和敌人拼开了刺刀。”这样，司号员带着手雷抢先占据了他的战斗位置，而陈家富就再没能回来，“他刺死了两个敌人，又被敌人刺死”，成为上甘岭战役中第一批牺牲的人当中的一个。

到后来，爆破筒和手雷都用完了，战士们已牺牲大半，负伤达到百分之百，只好转入坑道。这时候，高永祥看了看迂回包抄上来的敌人，又向主峰阵地眺望，盼望能得到火力支援，但浓厚的烟雾遮住了视线，使他看不到主阵地的情况。

其实主峰上十号阵地和九号阵地的情况比高永祥那边更糟。副指导员秦庚武在十号阵地上指挥八班战斗，击退敌人七次冲击后，八班仅剩下一个人；又把七班调上来增援，打退敌人三次冲击后，七班又差不多报销了，弹药也消耗几尽。没办法，秦庚武把文书、通信员和电话员组织起来收集弹药上阵地。直到后来团长张信元派七连副连长汪云田带一个排上来增援，才一直守到下午四点多。

距五九七点九高地东边一公里左右的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被敌人从凌晨四点半开始的炮击“打得像开了锅”。守卫在这个山头的是一三五团一连，连长名叫王福新。王福新这个名字他用了不长时间。一年以前他的正式名字是王二。这个河南林县的贫苦农民在家排行第二，一九四六年入伍的时候便在花名册上添了王二这两个很容易书写的字。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次战役后，他来参加师里召集的连长集训，师长崔建功对他说：“王二，都当连长了，还没个像样的名字？改改吧。”王二说：“师长，那你就给我起个名字吧，我又没文化。”崔建功想了一会儿，说：“咱们当兵打仗，为的是建立一个幸福的新中国。一个福字，一个新字，就叫王福新，你看可好？”于是，王二便成了王福新。

十三日夜晚，王福新与五九七点九高地上的连长高永祥一样也是一夜没合眼。各个阵地上的警戒班不断报告异常情况，使王福新觉得激战已然临近。十四日凌晨，阵地上飘浮着一层浓重的雾气。从四点半钟，敌人各种火炮猛轰阵地。王福新记得，他“从坑道口向外看，到处是曳光弹的弹道，到处是轰隆轰隆的爆炸，爆炸掀起的气浪迎面扑到你脸上，像有人狠狠地扇你耳光一样。”爆炸声过于强烈，震动也极大。“炮声大得就跟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一样”，不少人被震聋了耳朵，“从耳朵眼儿向外流血”，一些战士被震得上下牙像老虎钳一样不由自主地合到一起，却咬破了自己的舌头。“七号坑道里，有一个刚满十七岁的小卫生员，靠着坑道壁上死了，身上没有伤，是活活给震死的。”他应该算是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上的第一个牺牲者。

太阳露头以后，敌人开始进攻，兵力分为四路。敌人的阵地距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很近，最近的只有五十多米。因此，从敌人阵地上响起的广播声“就像喇叭安在坑道口”。“伪二师找了一个会说汉话的人，在广播喇叭里嚷嚷，说，为什么要进攻？因为这是狙击兵岭，因为你们的狙击手杀死我们很多人，我们一定要拿下狙击兵岭……”敌人广播的倒是事实。王福新记得，他的连队是从那年四月十六号进入阵地，到上甘岭战斗开始时正好够半年。他们连是接的二十六军一个连的阵地，刚上阵地时，敌人很嚣张，“敢在阵地上跳舞、晒太阳。你开枪打他，他不知要还你多少炮弹。”后来，上级指示要开展冷枪冷炮运动。在长期的阵地对峙中这是消耗对方有生力量的一个好办法。王福新指挥他的连队在这方面干得很出色。“敌人在下雨后，要出来晒太阳，他一出来，我们狙击手的枪就响了。不管白天黑夜都打，黑夜里听声音打，用六○炮和八二炮打冷炮。有一回，夜里，从六号阵地前边，敌人从工事里出来一个班。听见响动，我们给他拍了三发六○炮。天亮后，看见敌人用绳子往回拽尸体……”

也许双方“积怨”已久，因此，十四号这天战斗从一开始就极为残酷。敌人从对面阵地冲上来很快，一拨接一拨，双方很快打红了眼。“八班有个兵叫孙子明，身上负伤四处，带着一身血，拉响了三颗手榴弹，冲入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在七、八号阵地上，战况更为激烈，这里靠敌人阵地最近，工事被敌人炮火几乎摧垮。副连长初盈江看到在半坡一个洼地里有敌人一挺重机枪，占据的地势很好，一阵阵机枪子弹在战士们头前雨点般落下，激起一股一股的土，压得前沿班的战士抬不起头。“如果不立即把这挺机枪干掉，敌人真有可能爬上我们的阵地。”初盈江命令轻机枪手陈治国，“干掉那挺重机枪！”陈治国打了几个点射没有射中，急得跳了起来，他把打得滚烫的机枪端在胸前，朝敌人射击，左打右打，还是打不着。初盈江急眼了，“就接过机枪自己打，又打了一阵还是打不着”，而敌人的重机枪又打倒了我们几个战士。这时，“陈治国看出了机枪打不准的原因是因为射击台被摧垮，使机枪没有稳固的依托……他就突然跳到被打垮的射击台上蹲下，抓起机枪腿放在自己的两个肩膀上，用自己的身体当射击台……”初盈江愣了，敌人的子弹刮风似的打来，陈治国却把自己完全暴露在外……初盈江犹豫了，想让陈治国下来。但陈治国急着喊：“副连长，快打呀！”离这里不远的二号阵地上的王福新看见了这悲壮的一幕：“开始，陈治国是把机枪架到肩膀上让副连长射击，后来可能是负伤坐不住了，陈治国又趴下，用背驮住机枪架，再往后的情况就看不清了……”

当时，初盈江“一连几梭子，敌人那挺机枪哑了”，他又掉转枪口，向冲上来的敌人猛扫……敌人退下去后，初盈江“低头去看陈治国，他的胸前好几处弹洞，汩汩向外冒血……”

在战斗中顾不上为烈士收尸，很快，“爆炸的尘土便把他的尸体埋住了。”从此，王福新再没见过这位“长着一副黑红的四方脸”的战士……

打到中午十二点左右，已经击退敌人十六次进攻。这时，表面阵地已被敌人一次次的炮火轰炸全部摧平，已经站不住人了。王福新只好命令部队进入坑道。那时候，“全连加配属的三个排（八二炮排、机枪排，火箭筒排）共二百八十多人，已经所剩无几……”

王福新的连队牺牲了两个指导员，但死了多少排长，他也无法搞清。“那时候，战斗中连长有权指定排长。一个排长牺牲了，战士来报告，我说，你就是排长！不一会儿这个刚被指定的排长又牺牲了，就赶快再指定一下。后来上级问我，到底指定了多少排长，我说我也记不清。”至于战士们牺牲得就更多了，谁什么时候牺牲的、怎么牺牲的，谁也说不清。“说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你也下不来火线，你哭也顾不上哭……刚才是轻伤，再过一会儿成了重伤，再一眨眼牺牲了，再打一阵尸体就炸碎和土混在一块了。”

王福新本人是这个连幸存下来的几个人中的一个，而他也是被爆炸“给埋进了土里，后来又一阵炮，把我从土里给掀出来了，我给震昏了，后来下了点雨把我给淋醒了……我爬起来进了坑道，通信员一见我就哭了，他以为我死了……”

崔建功从来没有经历过像十四号这天如此紧张的时候。从早晨四点多钟他被爆炸声惊醒一直到下午阵地上两个加强连被打残进入坑道，他的心就一直提在嗓子眼儿。通往上甘岭连队的电话线和联络全部中断，“搞得一点消息也得不到。过去打再残酷的仗，从前边也能下来人，至少也有送伤员回来的，可十四号这一天就没见从上甘岭回来人。派人上去吧，一去就不回头，大概是上去一看，打成那个样子，干脆不回了，端起枪就干上了……”

崔建功当然不会忘记，一个月前，军长秦基伟曾来四十五师视察阵地，他对崔建功说，“去年秋季攻势，敌人动用两个师，战役持续时间两周，最激烈的战斗有一周。今年秋季攻势，你们四十五师要顶住敌人两个师的进攻，准备打一个月……”现在敌人的进攻开始了，还不到一天就报销了两个连队，怎么守一个月？一三五团团长张信元记得，那天他在师部领受任务，和崔建功一起从师指挥所用望远镜观察上甘岭方向，发现“师长看得发愣了，半张着嘴死盯着两公里外阵地上的炮火，突然连声说，你们看你们看，那炮弹多得，就跟朝锅里下饺子，他妈的，真像下饺子……”当天，崔建功就确定加强两个高地防御力量，让一三三团团长孙加贵负责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而五九七点九高地则交给一三五团。一个团守一个山头，加大纵深，增加机动力量。

傍晚，崔建功给秦基伟军长打电话，说要反击两个高地，把表面阵地夺回来。“我对军长说，看来敌人不是小进攻，而是大进攻，五圣山恐怕是主攻方向……”这时候，崔建功提出，“打注字洞南山的任务执行不了了，应该把炮火调到上甘岭来，集中力量防御。”崔建功的建议得到秦基伟的批准。“当时，军长的话也不多，我只记准了一句：坚决守住阵地，一步也不后退！”

十四日晚七点，按照崔建功的部署，调用四个连队反击。由一三五团二连和三连反击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由一三五团七连和一三四团五连反击五九七点九高地。

一三五团七连指导员林文贵也是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他回忆说，上甘岭战斗之前他们连正在七○○高地下砍鹿砦，准备反击注字洞南山。十四号晚上七点，接到反击五九七点九高地的任务。连长李世锁和我分头对部队进行简短的动员，便带领部队向五九七点九高地运动。“九点钟左右，我们摸黑下了一道沟，从这道沟再上去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这时，营里派通信员来让我们原地待命。我们在这里等了半个钟头，看到沟里大树都炸倒了，气氛很紧张……后来，营里命令我们到五九七点九阵地的二号坑道集结。二号坑道只有十多米深，跨度也窄，一连人只挤进去一多半，剩一些人只好在坑道外待命……一直到十点钟以后，营里才明确任务，叫我们反击十一号阵地。”反击开始前，连长李世锁和指导员林文贵清查了一下全连人数，只有三排一个战士负了轻伤。“当时，李世锁挺高兴，炮火封锁这么厉害，一个连拉到阵地上只伤一个就是个胜利。”林文贵回忆道，“我和连长都挺高兴，然后分工带部队上去，他带一、二排，我带三、四排，我们匆匆出发了，好像以往打仗一样，谁也没料到一天以后，我们带上去的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就死了九成，而李世锁连长也永远留在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上……”

当夜的反击作战中，林文贵觉得夜幕并没有给擅长夜战的士兵们帮多大忙，因为“美国人时常打起照明弹，把阵地照得通亮”。作战科长宋新安一再强调，上甘岭战斗“最大的特点就是白天变黑夜，黑夜变白天——白天敌人炮火密集，最激烈时平均每秒钟落下六发炮弹，烟雾遮蔽了天空，使白天变得像夜间一样昏暗，而夜晚，敌人则打出照明弹，阵地如同白昼。”

七连五班战士易才学在当夜爆破敌人的地堡时，就遇到了敌人的照明弹，使得“阵地顿时像白昼一样”，他的行动“又被敌人发觉了”，他伏在炮弹炸松的土地上，尽量压低身体向前爬进。从敌人地堡里射出的子弹，“一排一排地从他的头上飞过去，或者射进他身边的松土里。他满头满脸都溅上子弹射起来的灰尘。”幸亏，他身后二排长孙占元掩护他，用机枪向敌人地堡猛烈射击，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去，使他终于爬到了敌人两个地堡之间。他发现其中一个地堡“是用钢板垒成的露天工事，里面有五个敌人正在抱着机枪扫射，另有两个人握着两具火焰喷射器在寻找喷射目标”，也幸亏这一阵敌人的照明弹熄了，使这些手持火焰喷射器的美国兵没有捕捉到活的目标。不然，易才学“肯定会就地被火葬”。几公尺外的另一个敌人地堡是用麻袋装土垒成的工事，里面有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正在不停地扫射。易才学没有迟疑，迅速想好了同时炸毁两个地堡的方法：他把两根爆破筒捆在一起，又把腰里的手榴弹和手雷也取下来放在身边。接着，易才学“滚向一个地堡，把两根爆破筒扔进去，又迅速转过身来，把一颗手雷和三颗手榴弹扔进另一个地堡”，随即便爆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敌人的两个地堡和机枪都飞起来了，敌人零乱的四肢也飞到工事外面”，易才学本人也被震昏过去。

这时，掩护易才学的二排长孙占元看见两个地堡被炸毁了，便提着机枪向上冲，可是敌人最后的一个火力点开火了，突如其来的一排机枪子弹打断了他的双腿，他挣扎着从血泊里向易才学昏倒的地方爬。孙占元爬过去后，易才学刚刚清醒过来。一见孙占元断了双腿还坚持爬过来，易才学流泪了，他掏出急救包要给孙占元包扎伤腿，但孙占元看敌人的机枪打得很凶，此地不能多停留，就命令易才学再去爆破敌人最后一个火力点，由他来掩护。

敌人最后一个火力点设在一块乌龟形的巨石上，四挺机枪突突地喷出四道火舌。易才学在孙占元和敌人对射的掩护下向敌堡接近。就在这时，易才学偶一回头，“发现有群敌人在向排长的位置摸进，可又不见排长射击”，他以为排长牺牲了，却突然听见从排长隐蔽的洼地里传出一声闷雷似的响声……后来，易才学把最后一个火力点炸毁后，连忙跑回去看排长，只见“排长身子炸烂了，身下还压着一个美国兵，周围计有敌人七具尸体”。

十四日夜到十五日凌晨，两个高地又被夺回到四十五师之手。之后，几个反击上去的连队在十五日白天开始坚守阵地，一直打到当天深夜。至此，四十五师已损失了六个连的兵力。

在残酷的激战中，像孙占元这样有撼天动地之壮举的牺牲，由于宣传和鼓动，在以后漫长的日日夜夜的厮杀中，几乎成为普遍的现象。不过更多的人还是默默无闻地死掉，连名字都无法留下。

三兵团的作战参谋吴安良曾经在去师指挥所的路上，看见四十五师后勤部一个炊事班在往阵地上送炮弹，“一共五个人，每人背六发炮弹从我们跟前走过。敌人炮击封锁很厉害，这五个人拉开距离，差不多间隔五米多……正巧一发炮弹落到中间那个人身上，前后五个人都炸死了，中间那个人连尸首都找不着，当然也就留不下名字了。”十二军文工团的一位创作员甘跃稷在战斗中曾到守卫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一○六团采访。他和另一个文工团员去一个营的指挥所，路过獐谷的时候，发现“一路上躺着很多被炸死的骡马”。他们在上一个山坡时，看见“一个刚上阵地的新兵在地上捡了一颗美式手榴弹，拿在手里玩儿，拉了手榴弹的插销，却没扔，就在手里爆炸了，胸膛都炸烂了，也不知叫什么……”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一营副教导员于金岭为了向一三三团交防，和该团的保卫股长一同从阵地上“下来开会”，路过敌炮火封锁线，“我们刚跑过来，他在后边跟着，一发炮弹下来，炸成花了，棉袄都飞上天了……只比我们慢跑了几步，生死是一分一秒之差……”

夜色正浓。在西方山通往五圣山的崎岖道路上，有三个人在蹒跚奔走着。已是后半夜了，三个人疲劳不堪，却不敢放慢脚步。领头的一位志愿军干部是三兵团作战参谋吴安良。八九天以前，吴安良按照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的指示，带领另外两名年轻的参谋人员前往西方山一带驻防的四十四师，为的是将西方山阵地的敌情我情随时向兵团报告。然而今天下午，吴安良等人正在四十四师一个连的阵地上调查部队防御工事的坚固程度，就接到命令，说兵团通知他们迅速赶往四十五师师部。这天晚些时候，吴安良从连队前沿阵地赶回团部，给兵团部挂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兵团参谋长王蕴瑞。据王参谋长说，首长（指王近山）让吴安良几人马上去四十五师五圣山方向，说那边打了两天了，很激烈，要求他们最迟明天上午赶到四十五师，以便随时和兵团联络。王蕴瑞正向吴安良交代任务，“大概是王近山正好走进作战室，就听王蕴瑞说，你等等，王司令跟你讲话。王近山要我们立即出发去四十五师，给我交代去四十五师的任务：一、看看部队弹药供应情况；二、部队伤亡究竟有多大；三、防御工事被摧毁的情况。王司令员还说，到了四十五师，不要到处乱跑，要保证随时能找到你，每天最少要与兵团联络一次……”

对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晚上发生的这件事，吴安良记得很清楚。“与兵团通过电话后，我们匆匆与团里交代了一下，就要走。团长（名字忘了）说，师长向守志来电话，为了我们的安全，要我们回到十五军军部，再由军部去四十五师。但我觉得那么走路程远，有六七十公里，只有从西方山阵地直接去四十五师距离最近，只有二十公里。团里给我们派了一辆美式吉普，要一个通信员和一个司机送我们上路。”

美式吉普在山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遇到一个大炮弹坑，是敌人重炮炸的坑，有四米多深。车子过不去，司机便犹豫了。“我看司机害怕了，四周炮弹不停地爆炸，不知道哪一颗会落到头上……我就干脆让司机和通信员返回他们团去了，我们觉得这里离四十五师不太远了，干脆动用‘十一号’算了。”

三个人摸黑走夜路，爬沟越梁，深一脚浅一脚，有时炮弹在近处爆炸，“炸药味儿呛得你肺都疼”，更多的炮弹不停地从头上嗖嗖掠过，尖厉的啸声把人的神经崩得紧紧的。一上到山坡高处就看到“敌人阵地上贼亮的探照灯和照明弹，晃得你睁不开眼”，从南边传来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吴安良等人没有向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炮二师的炮群阵地，炮团派了一个认路的通信员送他们去四十五师。“等我们赶到德山岘四十五师师部，天都快亮了，我们每人衣裳挂得一条一缕的，满身泥泞汗水，四十五师的值班参谋要让人给我们做饭吃，我们说算了，还是先睡觉吧，钻进一个洞里就睡下了……”

就在吴安良等人连夜从四十四师向四十五师赶路之际，上甘岭的两个山头上，更多的战士们正经历着比吴安良等人更危险的遭遇。一三三团新战士王仕佑这天夜里参加反击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战斗。他们连的任务是拿下八号阵地。王仕佑是第一次参加战斗，紧张得“心禁不住怦怦跳”，为了压住心跳，“用力咽了几口唾沫也压不住神”。他跟着其他战士，战战兢兢向敌人阵地方向摸去，“突然打过来几排炮弹，就在离我几公尺的地方爆炸了。”王仕佑卧倒后，炮弹掀起的尘土石块纷纷落在他身上，将他埋起，过了半晌，他才爬出来，知道自己没有负伤。可是，“爬起来一看，战友们都不见了。”王仕佑赶紧向前去找部队，他顺着漆黑的山沟摸到了七号、八号阵地的结合部，忽然听到山顶上有人说话，搞不清是自己人还是敌人。他又悄悄向前爬了几公尺，定神一看，惊得他险些喊出声！是一大群南朝鲜的“李伪军”，“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密密麻麻在洼部挤成一大堆。”王仕佑稍稍犹豫了一会儿，便下决心偷袭这些南朝鲜人。他向人群里投去两颗手榴弹，只听轰隆轰隆两声爆炸，他的紧张劲儿立时就给炸没了。几个敌人被炸倒，成为死在王仕佑手下的第一批敌人。那时候，王仕佑觉得杀死几个敌人是很容易的事。他自豪了，壮着胆子喊起来：“同志们冲呀！”一边就向逃跑的敌人放枪，撵着敌人屁股追，“像是赶一群羊。”

与王仕佑相比，二连的新战士杨金玉就没这么幸运了。杨金玉夹在战友中间，“刚接近山脚，就被敌人发现了”，密集的弹雨横扫过来。杨金玉向前跳着跃进。突然，一块弹片打中他的臀部。“他一声没哼掏出个救急包，迅速包扎好，又向前追赶战友们。”

部队向主峰前进时，战士何思勤发现，“杨金玉忽然停下不动了”，片刻，听见杨金玉大喊：“我踩上地雷了，你们从我两边快冲吧！”谁都明白，他只要一抬脚，地雷就会爆炸。偏偏有一发炮弹在他身旁爆炸了，他右臂又被炸伤。等部队过完后，他强忍伤痛蹲下来要挖地雷，却没有支撑住身体，“稍微一斜就昏迷倒下了，接着就是一声巨响——地雷终于爆炸了。”

五九七点九高地同样经历着残酷的争夺战。班长崔含弼带着战士们反击，炮火准备过后，他第一个跃出坑道，刚跑没几步，敌人的火力点便开火了。紧接着，他的右手被敌人子弹击中负伤，跟在他后边的一个组长也牺牲了，另一个战士吴新绪也不见了。他硬着头皮一个人向上冲，因为他是突击班长。

崔含弼迂回到敌人一个地堡后边，距离只有七八公尺。地堡里的机枪疯狂地扫射着。忽然，“从地堡里走出六七个美国鬼子，背对着我朝山下打枪。我端起冲锋枪照准这几个鬼子扫了三个来回，狗日的们全完了蛋。”接着，崔含弼又朝地堡投去一颗手雷，一声沉闷的爆炸，这个地堡便成为埋葬死人的坟墓。崔含弼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做完。他又向前跃进几步，“把手雷朝第二个火力点投去，手雷正好落在掩盖地堡的钢板上，硬碰硬威力更大，一声巨响，鬼子血肉横飞。”这时候烟雾渐渐稀薄，照明弹亮得很，崔含弼被三号阵地上的敌人发现了，“哗”的一片机枪子弹盖过来，击中他的两条胳膊和左腿。崔含弼负重伤倒下时，看见离他十几公尺处还有个地堡，从掩体的射孔里，子弹呼呼地往外飞，“跟下雨似的密”，阻止了战友们的冲锋。

崔含弼咬牙硬撑着向敌人地堡那里爬。由于他两只小臂负伤，“两只手不能沾地，光靠两个胳膊肘支撑着。臂上的伤更是疼。”他耗尽力气，终于爬到地堡跟前，可是两手却一点劲儿也没有了，连手榴弹盖子也揭不开。只好用牙咬着一扭，盖子开了，牙齿也带下来一个。崔含弼将手榴弹投向地堡，也不知炸了没有，自己就昏倒了。“迷迷糊糊听见同志们在呼喊着冲锋。好一会儿我才清醒过来……”

醒过来后，崔含弼又向三号阵地爬。路上，他遇见了吴新绪、陈光海和王芳明。这三个人也都负了伤。吴新绪右腿上挨了一枪，也没包扎就那么流着血，一步一拐地摸上来；王芳明的伤在脸上，“炮弹片掀起了他半张脸，尘土和血混在一起，整个脸成了褐红色……”

几个伤员协助一排攻上三号阵地，之后，为守卫阵地，他们又用转盘枪和手榴弹杀死了百名敌人……

另一位班长王彦林经历的战斗则显得轻松得多。王彦林带着他的班向一号阵地冲击。由于有炮火的掩护，他们进展很顺利。“我知道离敌人越近越安全，因为敌人的炮总是要在离他自己步兵很远的地方才敢打，所以我就带着全班一个劲儿往前冲。这样，敌人的炮弹都落在我们后边了。”王彦林回忆说，冲击时，“敌人的炮弹在后边炸，我们的炮弹在前边和左右两边炸。我们就在这个炮弹圈里前进。似乎离我们自己的炮弹更近些。无数块弹片带着呼啸声从头上飞过去……我们跳过一些冒着烟、闪着火、热乎乎的黑弹坑，火药味儿呛得喘不上气来，可是还是紧跟着炮弹向前发展……”王彦林带领全班人，把敌人占领的五个阵地、十八个地堡，一个一个地拿下来，“全班一个人都不少，”而王彦林自己则“一根毫毛都没伤着”。

当然，像王彦林这样的幸运者，最多只有百分之一，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他说，“最紧张的几天争夺战，两个山头上每天都得各打掉一个连。”

相比起夜间的反击，白天的防守更为残酷。

在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四号阵地上，一三四团六连一位名叫葛洪臣的排长在子弹打光后，和冲上阵地的敌人肉搏——一个敌人扑上来抱他，他一闪，“趁势举起枪托狠狠砸下去，那敌人怪叫一声倒下了”，接着，他又抡起枪托，“另一个敌人打了个寒战，还没站稳脚，枪托下去，脑浆迸裂倒下了……”在这个小小的山头上，战争就表现为敌对双方士兵个人间的相互杀戮。

葛洪臣杀死两个敌兵，又用手榴弹向敌人投去。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腹部，“子弹自右而左划过肚皮”，肚腹被齐齐割开，肠子和着鲜血一起流出来，垂在肚皮外边。葛洪臣“立即把一团一团流出来的肠子捧起来塞回肚里，撩起衣襟一裹，用左手紧紧按住……”他腾出右手，拿起手榴弹，用牙咬去铁盖，用舌尖勾出导火索，甩向敌群……葛洪臣历经盘肠大战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