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难题

1949年，中国在经历了8年抗战、3年内战后，经济确实到了“崩溃的边缘”。1949年中国有56147万人口，当年粮食总产11318万吨，人均粮食仅有209公斤，油料产量256万吨，人均0.46公斤。即使全部折算成热量，也只有2000大卡。如果去掉因喂养牲畜和造酒以及工业用粮，人均可摄入热量不足1500大卡。

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总体上非常低。即以民国时期最高年份的产量为标准，也不足以让新中国5亿多人吃饱穿暖。（见表3-7）

表3-7   按民国时期最高产量计算，1949年人均农产品[1]

注：当时的豆类统计在粮食离。油料含油菜籽、花生、芝麻。

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1952年，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剿匪工作基本完成，国内社会安定，经济生活恢复。而且，1952年风调雨顺是个丰收年。但是却并不能让人乐观，离温饱还有很大距离。1952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多数已经超过解放前最高，由于解放后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迅速，大多数人均产量甚至低于解放前最高年份。（见表四）

表3-8   1952年和三十年代中期主要农副产品人均指标[2]

注：粮食和油料内容同表3-7

人口将迅速增长的预期让一些专家担忧。1955年7月，马寅初先生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认为解放后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22‰以上。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提交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讨论。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虽然马寅初的看法在大跃进期间遭受批判，但这个主张在当时得到了毛泽东和政府的赞同，并成为一贯的国策。

“人口众多”、“一穷二白”是当时共产党对中国状况的基本判断。虽然从毛泽东开始各级干部对前途都信心满满，但对实际困难情况是清楚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大农业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最频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侧，气流是从西向东流动的。这就形成中国与欧洲不同的气候特性。

欧洲主要农业区大致分三种气候类型。

包括不列颠群岛、法国和中欧的西部，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比斯开湾沿岸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的气压形势都是南高北低，基本上受大西洋气团控制。冬季温和，夏季凉爽，气温年较差小，大多数地区年降水量在600—1000毫米之间。降水量季节分配较均匀，西部秋、冬两季稍多，东部夏季稍多。

中东欧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主要受极地海洋气团控制。降水量受地形影响较大，平原地区一般为500—600毫米。

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大部，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大部和散布在地中海中的各个岛屿属于地中海气候。地中海地区所处的纬度正好是大气环流的过渡地带；北面是西风带，南面是信风带，夏季时副热带高压北移，地中海地区在亚速尔高压控制下，天气晴燥少雨。而冬季副热带高压带南移，亚速尔高压退缩到大西洋上，地中海地区受西风的影响，气旋活动频繁，降水较多，气候温和。

欧洲总的气候特征是比较稳定：温带海洋气候区主要受大西洋气团控制，地中海沿岸天气环流是规律性的，冬季湿润夏季干燥很稳定。只有中东欧除了受大西洋气团影响外，还受极地气团影响。但是，毕竟这两个大洋距离不远，对降水影响不是很大。

中国与这个地区的差别是，中国属于大陆季风气候。主要由西南暖湿气流和西北冷空气团两个气流控制的。冬季主要受西北冷空气控制，夏季主要受西南气流控制。来自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从中国川藏、云南方向向东北上行，来自大西洋、极地冷气团在受到西北帕米尔高原、天山的阻隔后，从阿拉山口以北涌进中国，沿着河西走廊向东南。在两股气流大约在宝鸡以东、中国最主要的农业区相遇。而潼关以东主要是平原，很少有因地形隆起形成的锋面降水。主要靠这两股气流冷暖交汇形成降水。中国的主要农业区，尤其是华北、华中地区基本是这两个气流所控制的。

问题在于，印度洋、阿拉伯海与大西洋、北冰洋远隔上万公里，由这么远的气流发生地相汇的位置和结果就很不确定。西南暖湿气流强了，降水就会在黄淮流域长期停滞，造成华北华中涝灾，南部中国少雨。西北冷空气强了，降水就会长期压在长江以南地区，形成严重涝灾，同时北方发生旱灾机会就高。我们可以从每天中央台天气的天气形势中看到这种现象：一个自西南向东北的降水带不断在长江中下游南部与河北中北部见徘徊，除了台风偶尔扰乱一下。两股气流推推搡搡，你来我往，有时几十天就发生强弱转换，有时候几个月势均力敌，但连续一年，甚至三五年的情况也有。上个月还在抗洪，这个月就要抗旱还算是幸事，要是连续两年交汇区不在华北，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就会出现持续干旱。这是中国主要农业区频繁发生旱涝灾害的主要气候原因。

另一个问题依然与中国处在欧亚大陆东部有关。大风自西向东刮了数亿年，西北部干旱区的黄土刮向东部，形成颗粒很细，堆积厚度数十甚至上百米的黄土高原。并在太行山以东形成冲击平原。虽然这个原因让中国人拥有了数十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拥有了世界最大的农业区之一，但含沙量世界第一的黄河确实是最容易泛滥的河流。

因此，就中国主要农业区来讲，天上两条龙，地下一条龙，搅得“周天寒彻”，灾害频繁。

正是中国比较特殊的气候特点，使中国农业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所谓“水利事业”，更多的是与如何避免水“害”有关而不是如何获得水“利”。虽然西高东低的地形具备形成自流灌溉系统的条件，但中国古代自秦汉在四川盆地修建了都江堰灌溉系统[3]和关中盆地的郑国渠灌溉系统，整个华中华北再都没有像样的灌溉系统形成。这与古埃及、两河流域的灌溉农业形成鲜明对比。

这个情况不仅中国人知道，艾奇逊也明白。

薄弱的基础，恶劣的条件，复杂的环境，中国人怎样才能迅速摆脱饥饿呢？

第二节  最后一口烧饼

有两句关于农业的话在中国先后流行。一句是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句是改革开放后的“焕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中国从此解决了吃饱问题”。当然现在普遍的看法是前一句是荒唐的，后一句是切实的。不过仔细品味一下应该知道，这两句话实际是一个意思：人的精神作用决定了粮食产量。差别无非是“一心为公”的精神力量没有“一心为私”的精神力量大而已。

种过田的人都知道，精神虽然重要，但对粮食增产起的作用并不大。不是胆子大了，积极性高了，粮食产量就能增加。如果还要找一句类似意义的话，那就是“揠苗助长”了。

真正提高粮食产量的只有以下几个因素：扩大和改良土壤、提高耕地的灌溉和排涝能力、增加肥料尤其是现代肥料的供应、培育和推广良种、适度的密植和兼作，提高复种指数、应用科学技术消灭病虫害影响、加强大田管理、在耕作、播种、收获、储存时应用机械技术。

说透了，就是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不向这八个方面的努力，干劲儿再大，精神头再足，一点粮食也不会多打！

有这样一个老故事：一个人饿了，到街上买烧饼吃。连吃四个还觉得没饱，就买了第五个。等到最后一口烧饼填到嘴里，觉得后悔了：“早知道第五个烧饼就能吃饱，前面四个就不买了！”

现在关于中国人吃饱了的“传说”，基本与这个故事差不多。如果按1982-1983年，也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完成的时期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算是吃饱了，可以把这360公斤分成72公斤一个的5个烧饼。那么：

1949年的人均209公斤相当于还没吃到3个烧饼。

1959年的人均252公斤粮食相当于吃了3个半烧饼。

1970年人均289公斤粮食等于吃到4个烧饼。

1975年的人均306公斤相当于吃到4又四分之一个烧饼。

1979年的人均340公斤粮食相当于吃到4.72个烧饼，也就是差四分之一个烧饼还没填到嘴里。

等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结束的1982-1983年，把最后一口烧饼填到嘴里，我们叹了一口气：

“早知道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么有效，前面的努力不是白干了吗？”

中国人吃饱的道路上有飞跃，有反复，但毕竟是一步一个台阶走过来的。（见图3-10）

图3-4      1952-2008年中国人均粮食[4]

 如果有意识选点，1968-1980年的集体经济时期，人均粮食虽然有所增长，但年均增长只有1.6%。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1981年到1984年，人均粮食从325公斤增长到390公斤，并在1983年一举越过温饱线。年均增长6.3%，这是个超高增长速度。自然让人感觉到是“积极性”在起作用。

但这种划分方法不属于对农业产量分析的合适方法。如果取集体经济时期的1977-1979年数据（也是低点到高点），年均增长6.8%，比承包制推行的那几年速度还高。1969-1971年的年均增速也达到6.0%。

由于气候原因，中国粮食产量大多5年左右经历一次丰年和歉年的波动。两三年中从低点到高点的增长并不说明问题。分析农业数据趋势通常用5年滑动平均（把前后各两年加起来的算术平均）数据。

上图人均粮食增长曲线呈现这样一个特点：50年代迅速从解放初的200公斤左右提高到280公斤左右，但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出现反复，下降到250公斤左右。六十年代中后期恢复到解放初期水平后，开始了一个清晰的持续增长曲线，一直持续到世纪末。新世纪初有反复，并在最近恢复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水平。用五年滑动平均计算这个走向更加明显。其中1968-1987年（与滑动平均线重合）是个基本平直的快速上升曲线，19年人均粮食增加104公斤，年均增长1.75%。1987-1998年增速略有放缓，年均增长0.94%。世纪之交发生一次重大滑坡，2003年只有人均334公斤。此后所谓“七连增”、“八连增”是在2003年谷底上发生的。

客观地而不是因为一时政治需要看待中国人从饥饿走向温饱的过程，就不能不正视这组数字。就必须研究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人均粮食发生了一次跃升。不研究，不正视这次跃升的原因，既不是对历史的负责任态度，也不利于目前中国农村和农业问题的解决。

客观对中国解决温饱的过程进行描述，应该是：

中国在六十年代后期进入了一个持续30年的人均粮食快速增长通道，并在八十年代初突破了温饱线，持续增长到世纪末。其中六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后期速度尤其高。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提高了增长速度，但并不明显。

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人均粮食产量逐年上升，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的粮食总产在不断上升，而且一般情况下人口增长速度会趋于放缓。因为只有粮食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人均粮食才能增长。

第三节  粮食增长靠什么

中国粮食产量从解放初的11318万吨迅速增长到1958年的近20000万吨。1952-1958年（1952年前属于恢复期）年均增长3.2%。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及恢复期后，1965年恢复到1958年水平。此后开始了一轮快速增长。1998年达到51230万吨的高点。1965-1998年年均增长3.0%。在长达30多时间年均增长3%是个很高的数字。1970-1995年，世界粮食产量从12.13亿吨增加到18.84亿吨，年均增长1.8%。[5]

图3-11  1949-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万斤）

能够实现粮食持续增长一定有内在原因。我们肯定不能仅仅从精神角度来探讨，只能按世界粮农组织说的那些：耕地的增加和改善、水利条件的改善、农业技术的投入和应用。用毛泽东总结的话是八个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其中最重要的是耕地的增加和土壤改善，化肥的应用、水利条件的改善和良种的培育和推广。下面我们分别探讨一下这些方面有哪些改变。

土：

土对增产来讲包含两层内容，一是耕地面积的扩大，二是土壤条件的改良。

朝鲜战争结束后，共产党立即着手“铸剑为犁”，将大批部队转为建设兵团，对东北和西北进行了大面积垦荒。随后在60年代又组织大批城镇知识青年到东北插队。到改革前，仅这两个地区新增耕地达到500-600万公顷[6]。农业学大寨时期，开荒造田达到高峰。围湖造田和开垦荒地也进行的轰轰烈烈。虽然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有影响，但在人尚未肚子发愁的时候，不会在意别的选项。

1953年全国查田定产，测出全国耕地面积为10853万公顷，1957年统计为11183万公顷。“六五”期间国家组织多个部门核查土地，综合数据为八十年代初我国耕地面积为13250-13790万公顷。

美国国际环境及发展研究所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合著的《世界资源：1987》估计：中国耕地面积1950年为10800万公顷，1960年为11700万公顷（年均增长0.80%），1970年为12700万公顷（年均增长0.82%），1980年为13400万公顷（年均增长0.54%）。这些数据与中国普查数据接近。也就是说，前30年是一次中国规模最大的垦田运动，耕地面积从解放初的16.2亿亩增加到1980年的20.1-21.0亿亩，净增3.9-4.8亿亩，增长24-31%。净增加的这些耕地不仅为中国实现比较高的粮食总量奠定了基础，也为九十年代以来大规模建设用地提供了空间（目前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

中国有大面积的盐碱、沙荒田，而且大量耕地在山区和浅山区。解放后，国家对黄淮海、宁夏等地区通过灌淤方式对上亿亩耕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长期低产田变为中产甚至高产田。1964年后，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这场运动中也有一些“无用功”和浪费[7]，但是，大寨人的做法就是现在的“小流域治理”的基本模式。大规模的学大寨运动也是一次全国性的小流域治理运动和低产田改造运动。大量山区坡地被改造为梯田后，抵抗水旱灾害能力大幅上升。“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经过多年、多点的观测统计，发现对于10年一遇的洪水，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1.82倍，是草地的3.51倍；对于20年一遇的洪水，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2.16倍，是草地的3.77倍。[8]

耕地面积扩大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大量低产田被改造为中产、高产田，这是实现粮食持续增长的基础。这个成就至今为中国人享用。

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多旱多涝的中国农业区，长期缺少灌溉和排涝条件是农业单产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缺少水或者庄稼被浸泡，再好的良种，再多的肥料也白搭。

解放后，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就开始了。在当时，水库是抗旱排涝主要手段。解放前解中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大中小水库1223座，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左右。到1976年底，我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多座，水库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是解放初期的21倍。这些水库至今是中国农业抗旱排涝的基础（八十年代后兴建的主要是以发电、防洪为目的的巨型水库）。

同时，以水库为中心的灌区体系开始建立。从七十年代开始，一些没有灌区体系的平原地区开始通过打机井方式实现灌溉。据当时的水利部长钱正英回忆，文革时期，中央投资水利建设，每年打三十多万眼机井。七十年代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年七八百亿元，而每年水利总投资就达一百多亿元人民币。[9]中国灌溉面积在这一时期迅速增加。（见图3-12）

图3-12   解放以来有效灌溉面积及机灌面积[10]

注：九十年代开始统计中没有了“机灌”口径。

到1978年，我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497万公顷，接近世界总灌溉面积的四分之一。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灌溉密度为13%）。从1952-1980年的28年，灌溉面积年均增长2.94%，此后28年年均增长0.95%。我国农业灌溉条件基本是在前三十年奠定的。

水利史学者，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徐海亮所著《《“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对1966年-1980年期间的中国水利建设成就，有很专业的描述：
　 “统计说明，从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无论是全国还是水利建设大省，对于水旱灾害的成灾率而言，1966年到1979年相对是最低的。西北以干旱为主的几省区成灾率变化趋势也完全一致。这一变化规律，显示了水利建设的起伏变化趋势，也从另一角度佐证了本文研究时期（1966-1980）水利建设对稳定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突出贡献。”

徐海亮教授的研究与江西樟树市芗溪村村民胡细珍的看法一致：现在我们“用的还是大跃进的水，种的还是学大寨的田。”（人民日报）

肥：

“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对数千年实施精耕细作的中国人来讲，土肥的使用已经到了极限。粮食实现大幅度增产，关键在于化肥的施用量和使用的科学性。“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曾公布过一个数字：全球化肥施用的增产作用达到40%”。[11]中国农业大学王兴仁教授认为目前化肥对粮食增产的作用达到50%。[12]有农业专家推测的每吨化肥科学施用可增产粮食8.84吨。[13]

化肥施用量取决于化肥生产能力和进口能力。五十年代中国基本没有化肥生产能力。文革开始后，我国大力发展小化肥产业。到文革后期，几乎各县都建立了小化肥厂，10年间化肥产量增长70%。一直到几座大化肥投产后的1978年，小化肥还能占到全部化肥产量的40%。尼克松访华后第二年，我国就进口化肥大型成套设备8套。1978年中美建交接后着引进13套大型化肥设备。这些设备先后在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先后建成投产。同时，中国在文革后期开始进口化肥。（见图3-13）

图3-13    中国化肥产量及施用量[14]

注：施用量高于产量主要是通过进口。

可以看出，中国化肥生产和施用量的显著跃升期是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也是中国人均粮食大幅跃升的阶段。两者之间显然有高度关联。

种：

良种的培育和推广是在土、水、肥条件确定后对粮食产量，尤其是单产影响最大的因素。良种应用需要两个环节，一个是培育，一个是推广，缺一不可。我国小麦、水稻、玉米良种的培育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60年代取得突破性成果，70年代形成品质好产量高的两种体系。此后这些良种虽然继续改进，但对粮食单产增长影响已经减弱。

60年代河南省偃师县几个高产小麦系列开发成功并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全国小麦单产迅速从1965年的亩产68公斤增产道1979年的143公斤，年均增长5.45%。1979年李振声的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培育出的“小偃55-6”小麦获得成功，并迅速推广1.5亿亩。小麦单产从1979年的143公斤增长到1986年的203公斤，年均增长5.13%。（此后到2009年小麦单产年均增长2.04%）[15]。

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水稻良种在六十年代就发挥了作用。中国水稻单产从1949年的126公斤增加到1979年的283公斤，年均增长2.73%。七十年代中期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培育成功，并迅速得到推广。到1986年，我国水稻单产继续攀升到356公斤，年均增长3.33%（此后到2009年亩产432公斤，年均增长0.84%）。[16]

解放初玉米不是我国主粮，良种玉米培育较晚。1979年，山东李登海成功研制出紧凑型玉米"掖单2号"，亩产高达776.6公斤，创造了我国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很快又破了世界记录。1965-1986年，我国玉米单产从101公斤增长到247公斤。年均增长4.82%。李登海先生80年代后期成立种子公司推广他的良种玉米。我国玉米亩产2009年亩产达到327公斤，年均增长1.22%[17]。

由于良种的培育和推广，中国各类谷物单产到七十年代就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比多数发达国家还要高。

密、保、工、管：

八字宪法中的“密”开始主要指密植。因为此前中国谷物种植下种量偏低，小麦每亩下种不足10斤（现在为15-20斤）。后来，“密”所包含的兼作、套种等内容开始重要起来了。60年代开始，农村大面积推广兼作、套种技术。加上后来农膜的应用，中国耕地的复种指数大幅提高。1952年我国农业复种指数为131%，1978年继续提高到151%，这接近让耕地面积增加15%（2000年我国复种指数达到158%，提高4%）。

防止病虫害是大田保护的主要内容。中国化学农药产量从1949年接近零的生产量，到1966年就达到19.3万吨，多数病虫害都得到防止。1979年达到53.7万吨的历史最高点。（见图8）

图3-14   1952-2000年化学农药产量[18]

保墒是北方农业大田保护的另一重要内容。中国通过中耕锄地来保墒有3000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最早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任地》论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锄头自有三寸泽”的农谚流传已久。尤其是人均耕地缩减为三四亩的近代以来发挥得更精细。中国有句农谚：“锄三省一”——锄三遍可少浇一水。有人做过实验，放弃“松土保墒”可加大“1/2的棵间土壤蒸发”，或者“1/4的田间总腾发”。在九十年代前，频繁锄地是保墒的基本措施。（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后锄地基本消失。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今年来北方频繁发生干旱的重要原因。）[19]

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城市化程度一直很低，所以农业机械化推广一直比较慢。尤其在改革开放前，所谓农业机械化主要体现在耕地和机灌上。利用畜力的比例还很大。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52年的18万千瓦发展到1980年才有14746万千瓦。改革开放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业机械应用水平大幅提升，2008年达到82190万千瓦，基本摆脱了畜力。

通过垦荒、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大量应用化肥、培育和推广良种等方面的努力，中国农业从资源条件、生产条件、工业品支援和农业技术应用等各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中国粮食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平均增长速度。

第四节  有比较才有鉴别

八十年代以前多数中国人有饥饿感是个事实，因为当时中国人均粮食不足以让全国人民吃饱。但对此有无限抱怨是没有意义的，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起点非常低，而农业不可能取得像工业那样的增长速度，以至于让艾奇逊都对共产党解决这个问题感到担忧。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讲，需要担忧的不是今天能否吃饱，而是按照当时政府的做法，几十年后能不能吃饱，甚至是自己的儿孙能不能吃饱。因此，需要关注的是粮食增长速度。

速度是比较出来的。

中国1969-1979年粮食总产从2.11亿吨增加到3.32亿吨，年均增长4.27%。世界同期粮食总产从12.13亿吨增加到15.61亿吨，年均增长2.55%。[20]中国是全球增速的167.5%。中国政府实现了一个超高增长速度。至于他们做了什么，比较一下这个时期中国在农业方面的努力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

世界1978-1993年耕地面积从13.26亿公顷增加到13.43亿公顷，年均增长0.08%。中国1960-1980年耕地面积从1.17亿公顷增加到1.34亿公顷，年均增加0.68%。中国是世界垦荒进度的8倍。[21]

世界1970-1980化肥施用量从6909万吨增加到11609万吨，年均增长5.33%，中国化肥施用量从1965年的194万吨增加到1979年的1086万吨，年均增长13.09%，是世界的2.5倍。世界1980-1990化肥产量从12475万吨增加到14416万吨，年均增长1.46%；中国1970-1980年从244万吨增加到1232万吨，年均增长17.58%，是世界的12倍。

化肥的大量使用，良种的培育和推广，使中国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把世界甩在了后面，挤进世界农业先进大国。中国1984年的数字大部分已经超过了世界1994年的数字（见表五）：

表3-9   中国1984年与世界1994年主要农作物单产（公斤/公顷）[22]

耕地面积的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中国农产品增长速度超过世界水平是必然的。

除了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找一个与中国条件最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

任何比较都要有所谓“可比性”。说一个13岁的男孩儿个子高不高不能用13岁的女孩比，因为女孩这时期发育快。也不能与18岁的男孩儿比。只能与同样年龄的男孩儿相比。发达国家、人口很少的国家或者人均耕地面积很大的国家，与中国不具备“可比性”。

印度是中国最好的参照国。印度人口数量一直仅次于中国排世界第二，两国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时间接近，1949年前后印度各项经济指标都比中国水平略高。1978年，印度耕地面积16459万公顷（24.7亿亩），人均耕地3.72亩，分别比中国同期高出22.8%和82.4%。印度气候湿润，农业条件优于中国。

1950年前后，印度除了人均粮食，各项经济指标均优于中国。（图3-13、3-14）[23]

图3-13 1950年前后中国与印度几项指标比较（印度为100）

图3-14  1950年前后中国与印度人均主要工业品产量比较（印度为100）

1970-1980年，中国大部分农业数据发展速度都优于印度。到1980年，中国大部分人均农产品指标把印度拉在了后面（见图3-15）。

图3-15  1970-1980年几项农产品产量年均增长率（%）[24]

印度农业发展速度低于中国的原因也很清楚：印度这30年在农业生产条件改善方面比中国落后很多。到1980年，印度化肥产量是中国的四分之一，拖拉机拥有量只有中国的一半。印度雨量充沛，河流丰富，但是灌溉面积在七八十年代远低于中国。良种的培育和推广也落后与中国，由此造成印度农作物单产比中国低得多（因没有印度1980年数据，因此用中国1985年数据与印度1995年相比）（见表3-10）。

表3-10  印度1995年，中国1985年主要农作物单产（公斤/公顷）[25]

虽然中国农业资源条件比印度差，但是从1950年的起点发展到30年以后的1980年，印度与温饱有关的农产品产量除了牛奶外均低于中国（见表3-11）。

表3-11    1980年中印与温饱有关农产品产量对比（万吨）[26]

对比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数据我们就会对中国在解放后对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成就有多大了。没有中国政府和中国工人、农民的这些努力，没有前30年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的积累和投入，中国粮食不可能保持30多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

妄自菲薄没有道理。

第五节  人口增长速度怎样降低了

如果看到上面资料显示印度人均粮食28年反而减少了5公斤，就说印度农业没有发展，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印度粮食总产从1980年的14015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23493万吨，年均增长1.9%，高于同期全球年均1.7%的速度，应该是很有成绩的。问题在于同期印度人口从6.64亿增加到11.40亿，年均增加1.95%。人口比粮食增长快，人均粮食自然减少。

中国也曾面临这样的问题。1964-1969年，中国粮食总产从18750万吨增加到21097万吨，年均增长2.39%，但人均粮食从266公斤降到262公斤，反而少了2公斤。道理与印度一样：同期中国人口从7个亿5年增加到8个亿，年均增长2.73%。

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保持在60年代2.73%的水平，恐怕到现在与印度一样，依然吃不饱，甚至肚子更瘪——1970-2010年的粮食年均增长只有2.08%！

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那时候毛泽东说“人多力量大，干劲儿高”不主张搞计划生育，大跃进批判了马寅初，造成“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这个看法现在也是主流认识。

不过这不是历史事实。

首先一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中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初解决吃饱问题。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就清楚了（我们首先按照第二编的分析对年末人口数进行调整。把1965-1982年每年年末人口增加44万瞒报死亡人口。取1988年年末人数为结尾，因为1989-1990年明显存在出生漏报情况。这样调整只会增加这一时期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并不形成对本文主张的支持）（见图3-16）。

图3-16    1965-1988年中国人口增长率（‰）

显然，中国人口增速下降的起点在上世纪70年年代初而不是计划生育开始的80年代。相反，自1979年政府在城市实行一胎制以后，人口增长率甚至有反弹。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唯一应该做的是搞清楚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突降发生在七十年代的原因，而不是听信谣诼。

国家实施鼓励或限制性计划生育政策能否能对人口增长起到主导作用？人口专家通过对世界各国人口增减情况的观察得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个国家实施的人口鼓励或限制政策曾经明显影响人口增长幅度。实际上，中国的实践也在证明了这一判断。

目前人口学主流看法是人口增长与“人文发展指数”（HDI）的关联度最大。也就是人口增长受人均GDP、初高中和大学综合入学率（含成人识字率）、婴幼儿死亡率（或出生预期寿命）影响最大。这些数值构成一个0-1的区间，越接近1，HDI越高。HDI越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越低。这个看法有较多的证据支持。欧洲国家现在的HDI在0.9左右，平均生育率为1.5，也就是平均一个妇女一生只生1.5个孩子。非洲穷国家HDI在0.3左右（中国60年代初水平），生育率达到7.0左右。同一个国家生活质量提高过程中，生育率会随着HDI的上升而下降。这是人口增长的基本规律。人口学家还发现，HDI在0.5左右是个关键值。在0.5以前，生育率虽然也随着HDI指数降低，但幅度很小。而到了0.5以后，生育率明显下降。1950年，中国HDI为0.159，这时中国的生育率为6.2-6.4。

那么，收入水平、教育、婴幼儿死亡率与生育率究竟怎么发生关系呢？

简单讲，人口增长率取决于两个变量：出生率和死亡率。出生率越高增长率越高，死亡率越高增长率越低。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差决定人口是增长还是减少。

什么决定出生率呢？显然是妇女生育意愿，当然这个意愿除了孕妇本人还包括家庭的意愿。这种意愿表现在“妇女生育率”，也就是妇女平均生几个孩子上。

影响妇女和家庭的生育意愿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收入水平。我们常说“越穷越生”。

第二个因素是出生预期寿命或婴幼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出生预期寿命主要不是成年人能活到多大岁数决定的，而是婴幼儿死亡率决定的。刚解放中国人预期寿命30多岁，到60年代达到60多岁，就是人多活了20多岁。解放到那时候总计还不到20年，怎么多活20多岁？原因是这样的：出生预期寿命是各个年龄段死亡率算数平均数，5岁以下死亡率越高，摊到所有人身上平均活的岁数少了。因此所谓预期寿命指标高低，关键在婴幼儿死亡率高低。婴幼儿死亡率越高，妇女生育意愿越高。道理很简单：

比如解放初中国婴儿死亡率高于200‰，4岁前婴幼儿死亡率达到300‰，生三个成两个。一个家庭如果想有一个男孩儿，只生两个肯定不行。生3个死一个剩了两个。两个中2男、2女、1男1女概率相等，一半家庭会没有男孩儿。生4个虽然保险点，但由于300‰的婴幼儿死亡率要去掉1.2个，实际只有2.8个，没有男孩儿的概率依然很高。因此，生5个甚至6个才比较保险。如果婴幼儿死亡率只有50‰，这种担忧一下子就小很多。

第三个因素是年轻人受教育程度：父母动员一对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夫妇生七八个孩子的难度，要比动员一对文盲大得多。

当然，妇女生育率与养老体系、男女同工同酬情况关系也很大。老无所养，自然希望多子。妇女收入低，会加强生男孩的愿望。还有一点，小农经济需要有“生意继承人”，生男孩儿是媳妇的“任务”。农村集体经济（包括西方中世纪的庄园经济）中农民家庭没有私有生产资料，不需要继承“生意”，是否一定生男孩就缺少了重要动力。

对中国来讲，无论收入还是卫生、教育，关键是占人口近90%的农民。

下面我们分别分析一下中国这几方面发展情况。

医疗：

解放后，尤其是人民公社化后，中国农村医疗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全国有2600个医院，基本集中在大中城市（相当多的县城没有医院），县以下没有医院。直到1957年，医院总数只达到4179个，但仍然全部设在县及县以上城市中。公社化的1958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当年医院总数猛增到34379个，其中县以下医院从零增加到29079个。到1970年，医院总数增加到64822个，县以下医院达到58792个。[27]这个时期，中国乡镇级单位不足4万个，近6万个县以下医院，意味着每个乡都有一个以上的“公社卫生院”。同时，到文革前，所有大队都设立了“卫生所”，有专门医生负责卫生防疫、卫生知识普及和初步医疗。文革期间各生产队都设立了类似部队卫生员水平、拿工分的“赤脚医生”，具体实施卫生防疫、卫生知识普及和简单治疗。也就是说，到1970年前后，我国农村建立了小队（数十到一百多人）、大队（千人左右）和公社（万人到两三万人）三级医疗体系。配合所有县城都有县医院，一个完整的农村医疗体系建成了。

同时，“预防为主”是当时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大大降低了相对简陋的农村医疗条件的压力。

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中国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见表3-12）

表3-12   中国解放后几个时期中国婴儿死亡率[28]

注：将原资料中分别列举的男女婴死亡率合并为婴儿死亡率。

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80%的巨型人口国家，能在人均GDP还处于低收入国家阶段使婴儿死亡率降低到40‰以下是非常了不起的。1980年印度婴儿死亡率为115‰，孟加拉为132‰，印尼为90% ，巴西为70‰，分别相当于中国50、60年代水平。

教育：

中国的教育问题的核心依然是农村教育。解放前中国农村文盲率接近95%，基本没有现代教育。对发展中国家来讲，中等教育是关键。中国中等教育高速发展时期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如果考虑到2008年人口是1978年的138%，初中在校生数是1978年的112%，七十年代末期我国初中入学率应该最高水平。（见图3-17）

图3-17  中国几个时期初高中在校人数[29]

到1975年，我国初中毛入学率（初中生/适龄青少年）达到87.7%，高中毛入学率达到53.0%。同期印度中学入学率为26%，印尼为20%，韩国为56%，阿根廷为54%，巴西为26%。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多数国家的两三倍。[30]

人均GDP：

虽然几乎所有40多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市民都对改革前的票证制度深恶痛绝，抱怨不已。但是，正像前面对《短缺经济学》分析的，在食品总量不足以满足所有人吃饱吃好的情况下，按照供给制平均分配的降低饥饿水平的最有效措施。而且正是统购统销过程中对农民留粮基数进行了控制，低于留粮基数的生产队国家给予返销粮，才使这个时期农民避免了饥饿。并且这种平衡方法也让中国低收入群体的人均GDP比基尼系数大而且没有实行票证制度的同等水平国家高得多。由于贫穷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低收入群体，这使中国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的人均国民收入比名义上对人文发展指数的影响要大得多。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始终存在。但由于农民的收入中，粮食、食用油、蔬菜、肉蛋禽是平价实物折算的，农民又可以将自留地产品高价出售，因此这种差距被削弱。实际上，70年代农村留粮基数接近400斤原粮，折合320-350斤粮食，大部分农民实际消耗热量不低于市民。当时流行一句话是：“一个三级工，抵不上老乡一沟葱”。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城乡居民以现金折算的消费水平在2.3比1到2.5比1之间，考虑到这些因素，实际应该在2比1左右。中国的知识分子、解放前资产拥有者和旧官吏以及富裕市民们对票证的抱怨是可以想象到的。但不值得大惊小怪。

因此，虽然1970年初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300元人民币，只相当100美元左右（当时汇率在3左右），相当于低收入国家水平。但中国低收入群体与其他基尼系数在0.35-0.5之间的发展中国家低收入群体相比，实际收入要高得多。

其他因素：

同时，还有一些因素对妇女生育意愿是有影响的。比如农村五保户制度。六十年代初五保户制度已经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孤寡老人除了可以分配到必要的生活物资外，生产队会派专人定期料理他们的生活。这种制度坚持到七十年代末，稳定实施了十几年后，“老有所养”的概念基本可以形成。这对必须多生多养的观念会有冲击。男女同工同酬也起到重要作用。当时男劳力与女劳力的工分比大约为10比8。考虑到收获物分配通常是人六劳四，实际差距还要小。在失去家庭为经营单位后，男婴对家庭生活的作用明显降低。这两点因素的作用都可以从实行家庭经营后人口增长率上升中得到证实。

以上这些变化促成了一个结果：按世界银行数据，1971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超过0.5。果然，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明显下降。（见图3-18）

图3-18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生育和增长情况[31]

表六数字清楚表明随着人文发展指数超过0.5，妇女生育意愿降低，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68年的6.45下降到10年后的2.72，年均下降9.0%！妇女生育率的降低导致出生率从1968年的3.51%下降到1979年的1.78%，年均下降6.4%。出生率的下降使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从1968年的2.74%下降到1978年的1.16%，年均下降9.0%。

上面的分析不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流行的说法是“错批一个人，多生3个亿”。认为毛泽东说“人多力量大，干劲儿高”是反对实行计划生育，最终造成改革前中国人口暴增。即使看了本文的数字，也会有“也许是共产党大跃进期间批了马寅初，让中国人口在六十年代暴增。如果早早实施计划生育，七十年代前就不会有那么高的增长率”的抱怨。

这种看法必须得到这样的事实支持：存在计划生育政策促进中国人口增长率下降的事实。

首先，说当时的中央政府不主张，没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事实。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确实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被批判。但从五十年代开始，卫生部门就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195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63年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都明确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实施办法。而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就是在1964年1月设立的。同年四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预算科目中增设“计划生育支出”一款，列在卫生部卫生事业费项目中，专款专用。自解放始，毛泽东和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宣传过“鼓励生育”政策。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干劲儿高”是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对一些地方跨区县合作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表示赞赏的话，根本不是说人口问题。

最主要的是，1979年后中国无论妇女生育率、出生率还是自然增长率都没有下降，反而在八十到九十年代初有小幅上升。换句话说，就是事实不能证明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对妇女生育意愿、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有影响。这也证明了人口学家的论断。（见图3-19）

图3-19   1978-1988年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32]

甚至可以这样说：五六十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较快的原因与其说是“生的多了”，倒不如说是“死得少”了。人口自然增长率大致等于出生率减去死亡率。死得少一样能造成人口增长加快。（见图3-20）

图3-20   1949-1979年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33]

死亡率急剧下降，显然与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高度相关。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死亡对人口总数影响远没有婴幼儿大。因为成年、老年人不再生育了，到一定年龄今年没死明后年也要死。而婴儿活下来往往要在世几十年，长大要结婚生子。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会使人口死亡率下降，同时支撑自然增长率难以下降。即使出生率维持不变，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会上升。到1979年，我国人口死亡率达到历史最低点。这就是为什么说前三十年人口增长较快“与其说是生的多了，不如说是死的少了”。

婴幼儿死亡率是个双刃剑

婴幼儿死亡率低了，死亡率就低，会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但也会降低妇女生育意愿。

婴幼儿死亡率高了，死亡率就高，会减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但也会提高妇女生育意愿。

这实际是个目标抉择：

图一时之利，婴儿死了就死了，只要眼下增长率降低。

为了人口增长放慢的长远目标，必须减少婴儿死亡，哪怕一时人口增长太多。

当然，当时的共产党并没那么冷血，只会选择后者。正是这种选择，让解放前20年人口自然增长速度特别高。但也正是这种选择，让70年代人口增长急剧下降。

说句公道话：毛泽东和当时的共产党政府“背了黑锅”——不过这确实是他们自己选择背的。

如果我们把前面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的线性趋势放在一起比较：粮食线性增长方向往上，人口线性增长方向往下，中国人解决吃饭问题的过程就清晰了。（见图3-21）[34]

第六节  制度创新是关键

对于老百姓吃饱问题，毛泽东说的“革命”与“生产”之间，世界粮农组织说的“制度创新”与“增加产量”之间，究竟哪一个更起作用呢？我们认为“革命”和“制度创新”对解决吃饱问题作用更大。

这个看法会让很多人厌恶：这不就是当年的“抓革命促生产”嘛！可是你看到“以改革促发展”这样的口号时也同样反感了吗？其实是一个意思。

今天我们赞美改革，也很习惯“制度创新”这个词。其实“革命”、“制度创新”和“改革”也是一个意思，都是指调整经济政治关系来影响生产发展。

首先经验上就能证明合适的制度会起关键作用。印度第一个30年没有解决印度人吃饱问题，第二个30年依然做得不够好。是印度政府不抓生产或者不会抓生产吗？显然缺少事实依据。印度政府同样把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作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印度人也不缺乏聪明才智。这三十年中印度与中国的唯一差别是：中国农村进行过土地改革，实行了集体经济制度。而印度没经过土地改革，也无法搞集体经济。我们似乎找不到更重大的区别。

我们用不着从理论上证明什么，只用从几个具体问题上看就行了。

前面介绍过，中国在六七十年代进行过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农田水利建设。

解放初到1957年，中国耕地面积从16.28亿亩增加到16.77亿亩，增加了4900万亩，年均增长0.4%。此后到1980年，耕地面积增加到20.69亿亩，增加3.91亿亩，年鉴增长0.9%。人民公社期间新增耕地占解放后新开垦耕地的88.7%。集体经济时期是小农经济时期耕地增长速度的2.25倍。

建国到七十年代末总计新建84000座水库中，1949-1957年总计建设1079座，年均增加135座。1958-1965年新建45410座，1965-1976年新建37923座。人民公社时期新建水库83300座，年均4230座。占改革前新建水库的98%，年均水库建设速度是小农经济时期的34倍。

4亿亩耕地，8万多座水库（尚未统计数百万座10万立方米以下的塘坝），300万公里人工河渠，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在500亿立方米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呢？万里长城土石方量总计2亿立方米，三峡工程土石方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在缺少必要机械，主要靠铁锨挖，肩挑筐抬，怎么可能完成呢？

这显然取决于制度因素。《河南省志》（1994）记载：在1971-1975的“四五”期间，河南省大规模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运动。每年冬春4个月，最高上工人数达到800-1600万人，占全部农业整、半劳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亿立方米。25.79亿立方米，接近10座三峡大坝的工程量。这还仅仅是一个省的一半农业劳力、在5年内用每年4个月冬春农闲时间干的活！

阿什瓦尼-塞思教授在一篇比较中印农村经济发展的文章中说：“仔细观察1962年至1978年高度集体主义时期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是十分有益的。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意识形态智慧，提出了劳动积累的概念，来愈资本积累相对应。从根本上说，他提出在一个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中，通过以农民向积累性项目投资——劳动积累（LA），就有机会建立于土地相关的农村基础设施。”[35]

农民所参与的大部分农田水利建设都是他们可以受益的长期投资。这只有在集体经济条件下才能实现。

今天完成500亿土石方需要多少钱？西部网一则批评文章透露：“拿西营镇的小流域治理项目来说，总共投资了上千万资金，县水利局包给包工头是85元/方，而包工头给工人是35元/天……”。1立方85元，500亿立方就是4.3万亿！六七十年代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每年不过几百亿，如果没有集体经济制度，没有农民通过这种制度进行“劳动积累”，这件事儿就要留给今天政府去做了。[36]

第二个事例是关于良种推广。

中国无论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良种培育都很重视。中国各类谷物产量到七十年代就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就良种推广来讲，计划经济时期的事业单位编制的农村“三站”（种子站、农机站、农技站）推广能力显然要高于1986年以后的公司模式。

我国主粮水稻和小麦良种培育开展得最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培育出高产良种。这一时期良种推广主要依靠国家设立的种子站和农技站对农村集体经济无偿服务。1965-1986年，我国小麦单产从68公斤提高到203公斤，年均增长5.35%。袁隆平先生1974年杂交水稻实验单产511公斤，10年后的1984年全国单产就达到358公斤，为实验田水平的70%，年均增长6.20%。[37]

1986年农村“三站”转公司化经营。到1995年，中国小麦单产236公斤，年均增长1.69%。水稻单产403公斤，年均增长1.08%。此后到2011年，我国水稻单产443公斤，年均增长仅0.59%。2000年袁隆平试验田突破700公斤，2004年突破800公斤。2011年中国水稻单产443公斤，为11年前实验水平的63%，7年前实验水平的55%。虽然单产越高提高越困难，但实验成果转化为应用的能力，显然是提供无偿服务的农村三站成绩更大。

以良种培育比较晚的玉米为例。1979年李登海创造出玉米亩产777公斤的记录。通过种子站推广，5年内我国玉米平均亩产达到就这个指标的34%。2005年李登海先生的玉米单产已经突破1400公斤，4年过后中国玉米亩产只达到这个指标的23%。1989年李登海试验田玉米就达到亩产1096公斤，而20年过去了，全国玉米亩产只达到这个指标的30%。

2000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单产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出65%，24%、15%。从八十年代就获得世界单产冠军的玉米排行最后是很耐人寻味的。[38]

在某种意义上说，良种的推广能力比良种的开发水平更重要。

没有土地改革，就无法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

没有人民公社三级组织，就没有在资源极度贫乏，国家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组织农民完成山河整治。

没有计划经济不计利润的农村种子站、畜牧站、农技站和农机站，包括没有集体经济有时候有点强制性的手段，培育的良种就不可能推广的那么快，农业技术知识也不可能迅速普及。

制度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来。

第三说说农村教育和卫生。

集体经济时期，中国农村普及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称赞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而农村教育和卫生的改善对降低妇女生育意愿，降低人口增长率的作用是明显的。这直接决定了中国人在八十年代初肚子的感觉。

可以说没有“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在农村”的激进主张，不指责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就不可能短期建立6万个乡级卫生院。没有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和集体积累，拿工分看病的赤脚医生就无法存在，农村合作医疗就没人补贴。

办教育有两点不可或缺，一是投资主体，二是投资主体手中有点钱。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在那个时期是教育的投资主体，国家财政出钱很少。没有农村集体经济，每个村就不可能办起小学和“带帽初中”，每个公社也办不起高中。正是因为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利用制度创新解决了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婴儿死亡率过高问题和教育普及问题，才使中国妇女生育率在70年代迅速下降。

这都可以归到“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里。

对农业、农村的支持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进行的。印度与中国前后脚独立，起点接近，除了印度农业生产条件优于中国外，唯一差别就是中国有“革命”有“生产”，印度只有“生产”没有“革命”。在“革命加生产”与“民主加生产”的竞争中，显然前者胜利了。（图3-22、3-23）

图3-22    1980年中国与印度主要农产品人均产量比较（中国为100）[39]

注：鸡蛋两国均为1985年，因无1980年数据。

图3-23     1980年中国与印度农村发展部分数据对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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