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7日

谈论国人讲英文不容易。讲浅了，落俗套。讲身边的事，得罪人。讲多了，一不小心，可能失手。前不久，我非常喜爱的一位论家写文回忆一位父辈。主人公是语言大家，横跨英文中文。文章写得潇洒，流畅，读了两三遍才释手。紧接着一篇谈国人讲英文。心里咯噔一下。果然就引起争论。所幸论者都是读书人，心平气和，点到为止，学了不少东西。但在人家的国家里谋生，讲英文渗透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儿女教育，职场竞争，邻里相处，甚至买东西讨价还价，进餐馆点菜点酒。不免感想多多。不揣浅陋，写出来听听大家的看法。

先讲几个笑话。虽是老生常谈，但都是真实的故事。

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河南乡下上中学，英文学得好。同学慕名来请教“unknown”是什么意思，父亲随口说”不知道“。把同学就得罪了。好几天不理他。

八十年代末在Syracuse念书时，楼上是化工系。中国学生里一位朋友姓米，另一位姓艾。指导教授不时地到实验室转。有一天不满意什么事，问是谁经手。米同学指着艾推脱说是“I”。艾同学不服气，指着米说是“me”。教授懵了。在摩托罗拉工作时有个同事姓何（He）。幸亏不在场，不然更乱。

两年后，转学到了西北。选修Zdeněk P. Bazant教授的结构力学课。他是捷克人。直到博士都是在捷克念的。学问好，没有美国学位照样当三院院士，拜讲座教授。开课时用捷克味的英文叽里咕噜讲考试的安排。因为不习惯他的口音，就斗胆请他重复一遍。他看着我，象看天外来客，当着全班的面说你要去补好英文再来上课。我不服气，心里说还不知道谁应该补补英文呢。期末在系里碰到他。他已走进办公室，眼睛余光看到我，又跑出来冲着我喊了一句：You did great on the final！说完掉头又走了。直爽人，英文的事早忘了。

在西北时的导师是Jan Achenbach，名气比Bazant还大。我们背后不叫他老师，叫老板。手下一堆学生，大部分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有位好友，Mike，是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一。阿教授是荷兰人。有一天，Mike气鼓鼓地回到办公室，说老板今天有病，居然在讨论会上纠正我的英文发音，不想想他才是个半路出家的半吊子！

现在想想，身份显赫的大教授者如上两位，仍不能摆脱英文非母语的阴影，下意识中耿耿于怀，不小心露出心虚的马脚。

再说两件不那么好笑的事情或说观察。一大一小，但都有实用价值。

大事：美国大公司里两大拨外国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平日客客气气，工作上来来往往，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隔阂。但扎堆吃饭从来水油不融，下班后朋友同事往来也分得像小葱豆腐，一清二白。到一个单位时间长了，就能发现印度同事坐单间，坐大格子的远比中国人多。换句话，升得快。数数印度人当500强CEO的有一打，中国人没有。朋友们分析来分析去，优势无非文化，语言两条。西方殖民印度几百年，文化相通可以理解。但依我个人管见，语言是第一位的。开会需要表现时，讲话不能连珠，谁还有耐心听你的？功劳被别人掠美时，找不出犀利的英文词儿争辩，或者像茶壶里倒不出来的饺子，成绩就很难记到你的头上。联想我曾奉调回中国做过外资公司的经理。经年观察员工的升迁，得出来的结论是：英文好的不一定都受赏识，但受赏识的一定是英文好的！用数学语言就是：英文好是升迁的必要条件。这一条在美国也适用。

小事：九十年代初岳父母来美国看我们。他们都在大学教书，但是文艺圈的。英文没下过功夫。泰山大人八十多岁时还说儿时英文考试的情景偶尔入梦，能紧张地醒了。我有一天到芝加哥城里办事，顺便带上他们。初夏的季节，阳光明媚，柳暖花香。把他们安顿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后面的山坡上，叮嘱他们别走开，我就去办事了。两小时后回来傻眼了：老人们没了。沿着街到处找，最后截住一位骑着大马的警察。我说您帮帮忙，两位中国老人走丢了，而且They CAN NOT speak English（他们不能讲英文）。警察威风凛凛但不慌不忙，掏出对讲机与邻近的同僚联系：Please look around. Two Asian seniors are missing. They do not speak English. Need your support. OVER。过了一会儿，老人找到了。原来遥看一里多远外的芝加哥市大喷泉的景致好，按捺不住，自己走过去，支起画板，作起画来。我忙不迭地谢过警察。福兮祸所伏。那天有两个收获：一是得了一张美轮美奂的建筑水彩；二是从此打定主意再也不说某某can not speak English，一律改口为谁谁DOES NOT speak English (不讲英文)！的确，“不能”透着没本事，“不讲”则是我的Choice！

还有两点，其实是写此文的原动。都和在美国的华人孩子讲英文有关。

在纽约的时候，有个朋友，学养了得，人极能干。唯出国这件事没有小几岁的我辈悟性好，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四十出头了。但因为能干，心想事成，不但如愿出来了也凭一身的真功在美国顶尖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唯一遗憾的是处处受到英文的狙击。明枪暗箭的，从老板到同事到房地产商到政府机关等等，防不胜防。来美国时孩子一起来了，十几岁的孩子不消一两年英文说得利利索索。不得已，朋友有时就把孩子推到前台，或当翻译，或直接把事情办了。一次两次，孩子不说什么。时间长了，孩子反感。大概觉得没有安全感，在同学面前也没有面子。逆反心理愈来愈重，好长一段时间父子几乎反目。老朋友和我讲了他的难处，不由得人不同情。我从此特别注意，所有对外的交道一概由父母出面，不要孩子代劳。有时也很难，有时甚至难堪。但坚持下来，英语得到锻炼，孩子感到父母的庇护，对父母不那么流利的英文非但没有不安，反而增加了敬重。故而建议第一辈华人咬牙守住这一关，自己堵枪眼，别让孩子上。

即便如此，人都好面子。英文老是磕磕绊绊，也让人窝火。就想改善的办法。曾试着高声念报纸，让舌头按英文的路数练长跑。有效果，但太费时间。后来经朋友提醒，每天上下班开车的时候跟着电台播音讲。有时候道远，一天能嘟嘟囔囔地念一个多小时。坚持了十年。英文勉强能上台面了。很感谢NPR（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跟着念的这许多年，既长了知识，又练了英文。有时走火入魔，大街上听路人讲话，都习惯性地跟着大声重复。就有一次儿子恰跟在身边，目瞪口呆，窘迫极了。事后成了儿女们的笑谈。

另外一件事也和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有关。不过是关于和他们讲还是不讲英文有关。在美国的华人父母肯定都被问过你在家里和孩子讲英文还是中文。大多回答是大人讲中文，孩子回英文。只要有心观察，这也是随处可见的现象。问的人或是国内的朋友或是美国人中的熟人。得到答案后常惊奇不已，我们自己反倒觉得别人少见多怪。但后来我注意到，例外的情形不少。不少朋友或不少场合中的路人，跟孩子只讲英文，而且能听出来是努力一个中文字都不用。说来，这由不得人非议。听说王安早年在家里就不准孩子们讲中文。为的是孩子长大后在美国打拼，接家族企业的香火。但我观察到好些讲英文的家长并没有这么长远的打算。孩子甚至还在上中文学校。当孩子在人前偶尔冒出一两句中文时也大加赞赏。但自己讲话时却严守成规，只讲英文（交谈中不经意地讲讲英文或随意用几个英文字当然不在此例）。事实上，无论从词汇量和流利的角度，比较英文和中文，英文对他们来讲实在不应该是与孩子沟通的首选。我不看好这样做的结果。除了徒设交流障碍，留给孩子和在场他人的印象也殊难完美，孩子的英文绝不会因此而长进。于孩子于自己于达到沟通之目的，说有百害无一利不能算过分。

于是我仔细替这些朋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溺爱所致。孩子上幼儿园后，英文渐渐成了主流。中文对他们多少有些隔阂。为人父母，不免就下意识地为孩子处处提供方便，道理和回家时热饭恭候，衣服永远洗净叠好，冬天出门先预热车等等一样。说话时自然就想让孩子少费些心机。于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克服困难讲英文。心里觉得对孩子做了好事。久而久之，习惯养成了，不说英文便无法沟通，孩子甚至听不懂中文了。其实，溺爱无益的道理放之四海都准，语言亦不例外。我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有一段时间也几乎只跟孩子，特别是老幺，讲英文。虽然踉踉跄跄地，但自我感觉很好，潜意识里真觉得是对孩子施爱。后来太太不断棒喝，这才下决心改弦易辙。孩子们不但没有意见，反而非常支持。当然，有时要多费些口舌。比如刚刚的一个例子。孩子不懂“重复”是什么意思，只好停下来解释。但时间花得值。

话又说回来，在美国呆久了，要想说话时一个英文字不带，不容易。特别是专业术语，大都是来美之后接触的。能准确地用中文表达，必须下功夫。有位好友，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是那一行的权威。常受邀回国讲学（不属被方舟子钉住打假的那类）。有一次跟我说：“我实在看不惯在国内装洋腔唬人的事。我在中国讲课，一个英文字不用。”我相信他做到了。这是真功夫。我们这些家长，若都有这样的心态和决心，相信孩子们会体谅我们的一片苦心，就象从小鼓励他们自己洗衣服，做早餐，整理房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