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在其长篇纪事文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给海外读者展示了长春围城与苏军的“解放”纪念碑的历史真相。

       她说现在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这个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她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着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

　　苏联红军在1945年8月9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1945年8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14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

　　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苏联红军致敬的同时，苏联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那一年冬天，21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5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而1945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长春围城，应该从1948年四平街被共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3月15日算起。到5月23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10月19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50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80到120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17万人。饿死的人数从10万到65万，取其中，就是30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龙应台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记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30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

　　于是她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30万到60万人的长春围城史，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她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

　　她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龙应台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30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她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但是他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伯，以前是共军，好像听他说过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不过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说不定他知道一点？”

　　“那你马上跟大伯通电话吧，”龙应台说，“当年包围长春的东北共军，很多人其实就是东北的子弟，问问你大伯他有没有参与包围长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拨了电话，而且一拨就通了。电话筒里大伯声音很大，大到龙应台坐在一旁也能听得清楚。他果真是东北联军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参与了围城。“你问他守在哪个卡子上？”

　　小王问，“大伯你守在哪个卡子上？”

　　“洪熙街。”大伯用东北口音说，“就是现在的红旗街，那儿人死得最多。”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40分钟，司机小王一手挟菜，一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卡在国军守城线和共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槛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林彪当年5月中旬就成立围城指挥所，5月30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人。（六）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共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10万个共军围于城外，10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

　　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

　　到了炎热的七月，城内街上有弃尸。眼楮发出血红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围过来撕烂了尸体，然后这些野狗再被饥饿的人吃掉。

　　于祺元是《长春地方志》的编撰委员，围城的时候只有16岁，每天走路穿过地质宫的一片野地到学校去。野地上长了很高的杂草。夏天了，他开始闻到气味。忍不住跟着气味走进草堆里，拨开一看，很多尸体，正在腐烂中。有一天，也是在这片市中心的野地里，远远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动。走近了，他所看见的，令他此生难忘。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不会哭了。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着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吃。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沥青给铇掉，设法种地，八月种下去，也来不及等收成啊。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曲的，造酒用的曲，一块一块就像砖似的。酒曲也没了，就吃酒糟，干酱似的，红红的。”

　　龙应台问：“酒糟怎么吃？”

　　“你把糟拿来，用水反复冲洗，把黏乎乎那些东西都冲洗掉，就剩一点干物质，到太阳底晒，晒干了以后，就像荞麦皮似的，然后把它磨碎了，加点水，就这么吃。”有一片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使房间突然笼罩在一种暖色里，于老先生不管说什么，都有一个平静的语调，好像，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龙应台问他，“那么──人吃人吗？”

　　他说，“那还用说吗？”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这个老婆婆，就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

　　1948年9月9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不让饥民出城，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但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

　　这个“伟大胜利”，也就此走进中共建政后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