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女、名媛星云际会，她们中或热烈奔放如霞、或高贵冷艳似莲，才貌俱佳、情趣盎然的绝色佳丽不乏其人，所以，那时候才子佳人的故事也盛产不衰。杨绛女士便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才女，但我独爱她平和、恬淡、温润如玉，于无声处透着一种低调的奢华。

她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因为翻译《堂吉诃德》的贡献而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她的散文《干校六记》、小说《洗澡》抚慰、疗伤了一批人；尤其让人叹服的是，她 93岁时创作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一版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直到102岁高龄时，还整理出版了250万字的《杨绛文集》。

她是作家、戏剧家、翻译家，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她还是著名作家、大学者钱钟书的夫人。集如此多的荣誉、光环于一身，人们却几乎看不到她活跃于人前的璀璨光芒，她一直简简单单、默默无闻。只有读她的文字，品她的为人，才深感这是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女人。

 在那个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年代，杨绛女士年届六十，一个做了一辈子学问的花甲老人要下放到偏远荒僻之地劳动改造，此前，钱钟书先生早她一年接受改造去了，临行前，爱婿又被迫含恨自杀……这种生离死别的经历，她是这样描述的：

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

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决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断……

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极尽平和的文字里，没有口诛笔伐的犀利，没有撕心裂肺的痛斥，甚至，看不到怨怒。我读到的是：作为妻子，对病弱丈夫的离情；作为母亲，对爱女遭遇的难安；同时，还作为有良知的读书人，对更长者、更弱者悲天悯人的同情…….这样平实朴素的语言，怎能不令“人之初”的灵魂为之一颤呢？怎会不令人陡生“大悲隐于心而忧患行于外”的反思呢？对于普天下柔软的肉做的心，又怎能不为之动容呢？

读《围城》，我常常为书里诙谐俏皮的语言捧腹，也为故事里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经典人物而陶醉。小说、电视剧让钱钟书先生和《围城》家喻户晓。

再读杨绛女士写的“钱钟书与《围城》 ”，里面有这样的描述：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读到这里，忍不住痴想，世间夫妻若都能有这般高山流水、心有灵犀的情爱，如何不让人生出“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感叹呢！

如今身处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信息大爆炸年代，人欲膨胀、物欲横流，人们可以随处嗅到玫瑰的芬芳而感受不到真爱的气息。爱情从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被快速生产、高速消费的商品，甚至可以拿到名利场上被估价、被交易；越来越多的人情愿躲在虚幻的言情片里，做一个爱情的长梦不醒者，对着偶像言情片哭得稀里哗啦、大掬同情之泪。

像杨绛和钱钟书这样的神仙眷侣世上少之又少，但不是没有，譬如李清照和赵明诚。能拥有“……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断肠蚀骨的离愁别恨，即便“春蚕到死丝方尽”也是一种极致的幸福，更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啊。

再看，下面的文字：

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 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也不另觅女佣，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 ，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无怪乎，钱先生在《围城》不到250个字的简短序言里，如是说：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今天，我们能享受《围城》这样的精神盛宴，感谢有杨绛女士这样的第一读者为其一，更欣慰钱先生有一位风雨同舟、琴瑟和鸣的好拍档。这样的旷世知音、灵魂伴侣，如果真能用千年的修炼可以得到，我想说，我愿意用两千年、三千年、地老天荒、重辟鸿蒙……

在杨绛女士下放的回忆里 还有这样的记述：

　……入冬，我们全连搬进自己盖的新屋，军宣队要让我们好好过个年，吃一餐丰盛的年夜饭，免得我们苦苦思家。我们连里同意把几位“老头儿”请来同吃年夜饭。默存就是我的“老头儿”——不管老不老，丈夫就叫“老头儿”……

……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投”。默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见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请人代洗，便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

“老头儿”，普通得无法再普通的日常称谓，可在杨绛女士的字里行间，却是如此温暖俏皮、饱含深情！ “只愁他跌落水塘”多么平常的一个担心，可就是这轻轻一个“愁”字，道尽心中万千挂念！

在《我们仨》里写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事实上，杨绛女士把一生中的点点滴滴也都当作美酒、香茗品尝了。正是这样，她才能如此朴素单纯，与世无求，与人无争。 读她的文字，犹如饮一杯清茶，总有一缕淡淡的清香萦绕心间，又或者像一家人的围炉夜话，总有一种平实温暖的亲切，触手可及。即便是记述一家人生离死别的文革十年，那种云淡风轻的笔触、那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心态，还有那份苦中作乐的诙谐幽默，总能让人找到活下去的勇气，并让人变得豁达乐观、平和坦然。

人生长河里，目送、远离是亘古不变的主旋律。正如作家龙应台所说：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仿佛看到满头银丝、清癯孤独的杨绛老人，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张常年伏笔的书桌旁，一遍遍重温着他们共同生活的岁月，笔下流淌的是无尽的眷恋和思念……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剩下我一个，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