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反右 文革 --- 中国 之殇 (转帖)
北大前副校长沈克琦先生于2015年2月17日去世，他被人称道除了因为对北大物理学科的贡献之外，更因为他对反右的态度。
因为自己的父母1952年之前任教清华，之后任教北大，我对清华北大情况有些了解。1957年夏我是12岁的小学生，去北大附小上学经过未名湖边水塔时，看到校卫队把濒死的投湖女学生头朝下搭在高凳上控水，我挤在围观人群中听成年人议论中有“右派言论”一词。回到家发现父亲的挚友因被划右派也去了未名湖自沉，后来又听说父亲欣赏的学生被划右，父亲因此被批重用右派轻视党员。记得父母连续多日面色凝重，家中气氛压抑。1957年秋我上清华附中初中参加课外无线电小组，辅导员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生。小组活动两三个月，我刚刚学得入门，辅导员就不见了，附中宣布他是右派。他可能是躲过了反右在夏季的第一波，却在秋季“反右补课”时被拉去填了无线电系右派指标。为搞臭“右派”和震慑民众，主持清华大学党委的蒋南翔及其助手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动用大会小会，大字报和校刊污蔑丑化受害教师学生。附中校长孔祥瑛老师德高望重，她丈夫钱伟长教授不幸受害。钱因事来附中，被顽皮学生指指点点出言不逊，使孔老师甚为尴尬。这些见闻给我上了中共如何蹂躏知识分子的启蒙一课。
反右以后清华形成了两个群体。一个是清华原有的蒋刘高胡何艾和校系各级权力者，以及在反右中表现出色得以入党升官的各年级在校学生“积极分子”，这个群体可称为权力者；与之相对的群体则是教工学生中的500余右派和其他因“右倾”而被批判打击的人，可称为受害者。蒋南翔自1952年长清华以来在党内外都有不甚驯服的下属，反右让他得以清除异己，真正君临清华，如毛君临中国。就像“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南翔精神”从此游荡清华几十年至今阴魂不散。权力者除了据此加强党化教育管制师生思想之外，也继续打压受害者群体至今。1966年毛为倒刘少奇决定暂时抛弃他自己的党组织和各级党棍，蒋南翔也在其中。清华受害者群体中自1950年代即受压制的教工抓住蒋失宠的时机参加蒯大富一派，批判蒋主政清华的十七年而一吐怨气。但好景不长，毛决定把他的党组织捡回来再用，这些教工自然成为反革命再次被整肃。
权力者刘冰在蒋主持清华时对批评上级的下属打压甚力。在1966年与蒋一同失势8年之后，又坐上清华第二把交椅，不过他的上司由蒋换成了毛派来所谓“军宣队”的头目迟群。对于军宣队用毛更左的一套完全取代“南翔精神”刘心有不甘。此时刘原在河南的老同事纪登奎恰巧被毛宠信，纪的女儿正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两人来往中纪告诉刘毛主席对迟群不像外界看到的那样信任。刘因此决定冒一次险，在1975年向毛状告迟群。岂料毛那时尚不想拿掉迟群，刘赌输了被逐出清华。但毛死后刘这一失招又成了他的资本，被下一代清华权力者在校史中颂扬。
1980年代，我在清华无线电系任助教，那时蒋南翔离开清华已经十多年。在教研组十余人的会议上，有教师回忆蒋南翔时代言必称“南翔精神”的崇拜风气，主持会议的系党书记王xx立即说“南翔精神”不能称为“崇拜”，众人马上缄默。冷场数分钟之后，只有教务科长赵国香老师敢再开腔：“都成了“精神”了嘛”，下面未出口的是“还不是崇拜吗？”蒋虽已不在，清华校系位居要津的仍然是蒋南翔团队的第二代，第三代，继续奉“南翔精神”为圭臬。
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中，“南翔精神”的代表人物走出清华，在国家级政治舞台上亮相。何东昌主持国家教委，频频出镜，在全世界电视观众面前声色俱厉抨击民主运动。邓小平以两大恶行名世：1957年指挥全国反右（曾亲临清华讲演督战）和1989年下令北京屠城。何两次均与其役，而且为邓前驱，与有“荣”焉。艾知生掌管国家广电部，在屠城前拒绝广播退伍将帅呼吁军队不进城的声明，屠城后从严处置反对镇压的电视主播，表现和1957年在蒋麾下残害右派时一样出色，刚去世一年的蒋泉下有知，足堪告慰。
被害者群体中的右派，被开除学籍公职，投入监狱和劳改，许多人被虐待致死。人数不明的幸存者熬到了1979年右派“改正”。他们22年前风华正茂，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或青年教职工，科学技术上正可大有作为，权力者剥夺了他们求学，求偶和求业务发展上进的人权。当他们一贫如洗持一纸“改正通知”到清华索取工资和补偿时，在工字厅党办和人事处遇到的态度和22年前蒋处理他们时一样恶劣，因为占据工字厅的是蒋的徒子徒孙。
刘凤麟是受害者的一个典型案例。他被划为右派开除劳教前是工程物理系原子能物理实验室二十三岁的实验员。（注1 ）一九七六年他开始向清华党委申诉冤情索取补偿。清华人事处答“当年你大肆向党进攻，属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极右派分子，学校不保留公职，如你不听劝阻要来北京，不予接待，后果自负。”一九七九年，中共开明派胡耀邦上台，清华500余右派分子全被改正。权力者把持的清华党委通知刘：“你原划右派予以改正，工作由辽宁省彰武县就地安排，即日起发给原工资五十三元，以前的不补发，主要着眼在政治上卸掉二十多年的包袱，要向前看。”（当时刘是在原籍本县西六乡五家村监督劳动的农民，就地安排在本县电机厂当工人。）1986年，刘和老伴饥寒交迫，继续索赔，党委答复“你在劳教期间的工资不能补发，因国家在经济上有很大困难，希望你要体谅国家的困难。”2000年，人事处回复：“你提到三百九十元退休金无法维持正常生活，要求按清华的标准，补退休金及劳教期间工资和精神补偿，这是不可能的。”刘在清华求告无门，只得向北京市和海淀区两级的公安和法院申诉，这四个机关分别回复：“你的问题归清华解决”，又把皮球踢回清华。2005年，清华人事处回复：“你要求落实的问题，没有政策或法律依据，无法解决。”清华就这样毁了刘一生。
2007年全国受害右派和各界知名人士向中共中央要求全面否定反右。当时党魁胡锦涛是“南翔精神”调教出来的清华学生政治辅导员，当然拒不接受。又给蒋南翔露脸一次。
在人类社会中，如果某个社区有一户强人，加害他人致伤致死，多年后在周围舆论压力下被迫认了错，那么下一步理所当然的是理赔，即使加害者倾家荡产也必须合理补偿受害者。正如中国俗话所言“杀人抵命”“欠债还钱”，拒不理赔的加害者只能被称为恶霸和无赖。如果加害和受害规模扩大到一座大学或一个国家，同样的行为规范继续有效，这应是跨越文化、民族和国界的普世价值起码的内容。中共自诩“与世界接轨”，那它就不妨看看其他国家：1941年美日开战后，美国政府作为加害者曾把大量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因延误对受害者道歉赔偿几十年而饱受责难。1988年里根总统任内，美国政府终于公开道歉，称这一错误的原因是“种族歧视，战争中举止失常和政治领导的败笔”，并向在世被受害者和去世受害者后人共82,219人每人赔偿20,000美元，共约16亿美元。
希特勒德国在二战中加害犹太人犯下大罪，战败时德国已成废墟一片，哀鸿遍野。接过这个烂摊子的联邦德国阿登纳总理曾因反希特勒坐牢，他并不对被害者犹太人说“希望你要体谅我们的困难”，而是在1952年与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组织成立的“索赔委员会”（注2）签约，由联邦德国出钱赔偿被害犹太人及其后人。到1978年，也就是胡耀邦决定改正右派时，联邦德国已经付出530亿德国马克，以后继续付款到今天也未停止。按当年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兑换率（注3），530亿德国马克折合当时中国人民币428亿元。如果中共承认的55万右派每人平均月工资50元，每人22年赔偿额仅13,200元， 55万人仅需约人民币73亿元。这些钱比起右派及其家属几百万人的血泪和生命微不足道，但胡耀邦恐怕没想参照国外先例作何补偿，而是认为只需一纸“改正”右派就该感激涕零了。
清华权力者半世纪以来对反右受害者作恶多端，其中全国大形势的因素应由毛和中共高层负责，但权力者本人良知欠缺也不容推诿。很多权力者今天的地位发轫于反右打倒了他们的前任，给他们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彻底恢复受害者原有地位和待遇势必危及现在权力者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选择利益高于是非。
我于1963到1983年间在清华就学就业约10年，耳闻目睹了权力者如何党化教育和管制思想。但是反右受害者群体的悲惨遭遇鲜有人提，没有亲历反右者漠不关心，曾经亲历反右者讳莫如深。我的篮球老师曹宝源先生1957年被体育教研组党支部缺席定为右派，我多次试图了解详情，他都欲言又止。权力者在清华营造的文化和气氛使受害者始终处于恐惧之中。我定居美国以后，谋生之余开始留意清华反右的历史记录，从国外媒体和在美清华学长回忆得到国内看不见的资讯，显示官方包办的清华校史和教育入学新生的“反右展览”对反右的记述有明显遗漏和歪曲。因此我注意收集，希望为保存和传播反右真相出一份力。
在我所知反右受害者中，最近发现的邢镇宣可能是最惨烈的一例。邢是山西人，1954年以调干生考入清华土建系，曾任房九一二班班长。学习优良，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俱佳。邢在体育项目中喜爱短跑，在几次校运会上代表本系参加男子百米比赛。邢父在三反中被指贪污，受监禁逼供，在关押中自杀，他因此在鸣放发言时较为谨慎，安然度过1957年夏季的第一阶段反右，但秋季反右补课时土建系有新指标要完成，他的厄运就此来临。权力者对他在清华的女友威胁劝诱，得到了他写给女友的信，以他信中的牢骚为罪证划右，对他在本班和全年级各班开会批判。他不服右派帽子，遂以“态度恶劣”升级为“极右”。邢的遭遇囊括中共整人的主要步骤：上级随意下达指标，压迫亲友罗织“罪证”，裹胁群众围攻斗争，不服“罪证”从重惩处；可作为经典案例列入中共“整人手册”。
1958年1月份全校期末考试前一周的星期六晚间，邢两次要求与主持批斗他的党员干部谈话被拒。星期天早晨，清华荒岛旁冰面上几个冰球队员正在练习。他们看到邢在岸上以短跑撞线的速度冲向岩石，以头部触石后倒地。他们把邢送校医院急救时已伤重不治（注4）。邢选择的方式在我所知的清华自杀案例中独一无二，耐人寻味。房九一二班宿舍在学生宿舍1号楼1层，他上到本楼5层阳台就有约16米的高度供他跳楼，自由落体到达地面垂直速度每秒17米多，如头部着地有足够致死的撞击力。此法缺点是自杀者下落过程中需有足够心理素质和体操（或跳水）技能保持身体与地面垂直，头在下脚在上以便头部先着地，如果是其他部位例如腰部先着地，可能造成截瘫而不致死，对自己和家人都更不利。再者楼下水泥制散水向外延伸不多，自杀者起跳时如果水平速度较大就会落在散水之外较松软的泥土地上。文革中我住在与1号楼比邻而且结构相同的2号楼，经历过至少两次学生跳楼，全都落在泥土地上。一个是校男子体操队员张怀贻，我将他送医时已经昏迷，校医院王钟惠大夫诊断说颅内重伤，可以推测是头先着地。另一个大概没有体操技能，下落时身体取向错了90度所以与地面平行，因而腰背部先着地，我看见他在送医时仍未昏迷。失宠将军罗瑞卿水准尚不如这两位清华学生，错了180度所以脚先着地，自杀未遂双腿骨折，遭同僚写诗讥讽之外还被箩筐抬去继续批斗。
邢是系级短跑运动员，百米成绩在13秒以内，因此水平速度应该不低于每秒8米。我推测邢是踏勘了1号楼和荒岛之后选择了荒岛，因为在荒岛能确保头部撞击的是岩石而非泥土，而且相信他自己每秒8米的水平速度能产生足够致死的撞击力。再者，短跑运动员以短跑冲刺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给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下圆满的句号。一个优秀青年学生被清华权力者逼上绝路，赴死之前没有六神无主，而是静下心来像工程师搞项目一样确定自杀方案，在开始向岩石冲刺之后有足够定力把方案执行到底，没有因为贪恋生命而临“石”退缩，这些都是与众不同的禀赋。邢如果不死于清华，以后应有大作为。邢的镇定和决绝把自己的不幸演化成了一个悲壮而凄美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该记入清华学生体育史，更应该记入清华反右史。荒岛是清华历次政治整肃中受害者的自杀热点，尽管现在权力者在荒岛投巨资建了楼堂馆所，终日歌舞升平，清华老年人都知道那里冤魂密度甚高。为了让年轻一代不忘历史教训， 2012年有德国人发起“夏洛腾堡绊脚石计划”。（注5）他们在自己城市寻找每一个70多年前死于纳粹的人，用黄铜制成铺路砖头形状尺寸的铭牌，铭牌上镌刻着受害者姓名和死亡日期，然后把黄铜砖头嵌入受害者故居门口人行道路面。每个过路行人都不能避免脚踏铭牌，每踏过一个铭牌就被提醒记住一个受害者。清华荒岛是安装这种“绊脚石”的恰当地点。后世清华学子不论到这里运动，歌舞或者幽会都应该被提醒这里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整肃中发生了什么。
1999年是我所在年级毕业30年，我计划借参加校庆活动之便做些有关反右的事。为保存反右真相，需要借重治史必读的档案和媒体。但中国尚无信息自由，尽管三十年时限已过，清华校方档案也不对我这种平头百姓开放。我退而求其次，希望能翻阅1957年的校刊“新清华”，因为有学长讲当时这张小报充斥加害者对受害者的攻击污蔑和受害者夫妻离异男女朋友断交的声明。为传播反右真相，我写了清华反右迫害简况和思想管制概要，在4月份校庆之前数月作为发言提纲寄给校友会校庆筹备组负责人金xx，要求校庆时在大礼堂发言；同时复制多份，寄给教诲过我的右派教师和熟悉的同年级学友。
校庆筹备组负责人金xx拒绝允许我发言。我和本年级学友商议把发言稿制成传单届时在大礼堂散发，学友说那你以后就别想回国探望父母了。想到父母年过八旬，我退缩了。大礼堂开会我当然无心参加，就去图书馆借阅1957年校刊。馆员要看校友证，我遂去同方部的校友会办公室办理。但办校友证要凭国内身份证，这就排除了所有持外国证件的校友。我再去图书馆说明情况要求通融，被告知去校友会通融。在图书馆和校友会之间往返几次之后，我认输放弃。由于清华权力者的管控，也由于我自己的怯懦，我准备了数月的校庆之行无功而返。此后我只能继续在网上和图书馆中搜罗清华反右有关材料，但我感到自己势单力薄，自认无法给清华校史提供一个反右始末的详实版本了。
沮丧之中，我得到从北大传来的好消息。2003年北大物理系纪念成立90年，编篡了90年系史，其中没有回避1957年反右。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的英名对我如雷贯耳：物理系是右派“大系”，北大全校十几个系800余右派中，物理系独占约150人。1950年代北大物理系学生无愧为全国考生中的佼佼者，不但数学和物理基础深厚，写作的逻辑和行文也很出色。时任历史系支部书记的田余庆先生曾告诉我，物理系学生写的大字报，文科各系师生看了都认为文章很漂亮。这部系史令人钦佩的是不但记述反右真相，而且列出全体右派名单。当年划右时张榜公布名单以打击本人，震慑公众，几十年后列出名单则对本人是恢复名誉，对公众是承认当年的罪错。这不啻21世纪的太史简和董狐笔，我在清华的未竞之功在北大实现了。我打听何人出此壮举，获悉编篡者之一是沈克琦先生。1957年沈任北大物理系主任助理和党委委员，当时海归教授任系主任必有年轻党员任主任助理，代表党监督和协助主任。沈不认同反右，但被裹胁进加害者群体，只能违心批判和处理物理系右派师生。但是在处理手续结束之后，全系都对右派横眉冷对时，他敢于对走向劳改的右派说几句鼓励的话，给予一丝温暖，这是需要勇气的。此后沈勤奋耕耘物理系教学与管理，职务从系级领导擢升至负责理科各系的副校长。虽然在中共体制内一帆风顺，他对反右的危害始终耿耿于怀。退休之后他卸去约束在任官员言行的枷锁，却保有前副校长的影响力，他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从北大官方档案中得到右派名单，用于自己参与编篡的物理系史，了却了自己几十年的夙愿。我敬佩他虽被裹胁而不失良知，曾于2007年12月到北大清华两校蓝旗营小区9号楼沈府谒见，向他当面致敬，表示清华正需要他这种资历身份而又有良知的人士来还清华校史以真相。
从那以后8年过去，北大的沈克琦先生已归道山，留下身后美名；清华的良知人士仍无踪影。这种不同引人思考。两校都是重点大学，文革中两校都由毛的御林军亲信统治，毛死后近40年中两校都由中共教育部直辖，但两校文化和气氛确有区别。
北大权力者从未给傅斯年和胡适全面恢复名誉，但校内师生全面认同这两位民国校长的仍有人在，因此民国时代老北大学术独立民主自由理念得以薪尽火存。自1989年以来，北大权力者在校级曾有许多逢迎当道的拙劣表现遭人诟病，但在师生中却不乏谔谔之士隔三差五公开发声，指斥中共劣迹，呼吁维护人权，凸显了人文学者的社会关怀，以致每逢“敏感”时日，北大几个校门都有明显增加的武警站岗。党对北大是不放心的。而几百米以外的清华，权力者虽然允许民国校长梅贻琦照片继续留在校史陈列中，但梅的学术自由，大学独立于政治的办学理念，却已铲除殆尽，换成了“南翔思想”。而多数师生也相对乖巧，不“给党添乱”，因为“南翔精神”的真谛就是你当驯服工具，听话出活儿，自有你的个人利益。党对清华是放心的，也就不必向清华加派军队。
两校中同是右派和右派后人，对于重评反右，追讨赔偿的态度也有区别。右派中后来受招安入党做官的如清华朱镕基者略去不谈，1979年胡耀邦改正右派之后仍然贫寒潦倒者，清华人发声维护自己权益的力度不如北大。博讯网（boxun.com）的“反右50年”栏目刊载了约435篇右派及后人的回忆，公开信，采访记录等材料。以一个人在一篇中出现算作一人次，我粗略统计结果是清华8人次，北大36人次。这个样本抽样量小，发表时间是2007年1月至2014年2月的7年之间，因此不够准确全面，但能看出北大的力度比清华大几倍，而且北大参与的个人有十几个，清华只有学生冯国将，职工刘凤麟和黄万里教授后人黄肖路3人，相信清华500余右派尚有许多幸存者在沉默中。北大右派学生不但动笔动口，而且坐言起行。他们在多种场合集会举牌，向权力者施压，向社会喊冤。每年北大校友会，他们总有十余人到场，前胸后背佩戴诉求标语，在场内默默游行，不为周围小人的嘲讽讥笑所动。主席台上北大当今权力者至今尚未敢对他们大举动粗。北大数学系学生受害者闫桂勋先生年过八旬，每周定期到北大办公楼（北大权力机关所在，相当清华工字厅）内外举牌或静坐，让来北大公干的校外人士一览北大反右罪孽，成为北大一景。北大保安奉命把闫拖出办公楼，闫抱住楼内大盆景的枝干不放，致使树枝折断。对比闫的勇气，我为自己在清华大礼堂临阵脱逃汗颜。
当今清华文化之下，太多的反右受害者还没抬头，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太多的旁观者像我这样，不敢站出来说话，致使反右是非莫辨，历史真相不明。权力者在清华依然得意，全校师生甚至历届校友的价值取向也唯权力者马首是瞻。蒯大富是毛在文革中先用后弃的打手，文革中的若干命案他有责任。然而他在清华文化氛围中行情不低，到校被称为“文革名人”，校园集体合影他占“首长”位置；校友按不同年级系别组合的餐聚，旅游请他为“贵宾”，餐桌上他居首席……。他本人固然善用曾为毛宠的身份，身怀与毛合影随时示人，但清华文化中毛还没有被拉下神坛也是重要原因。北大聂元梓与蒯有相似资历，在北大却远不如蒯在清华风光。清华文化也远播美国。定居纽约附近的清华教职工子弟在新年集会，权力者和受害者儿女聚集一堂。两位高谈阔论的，一位是何东昌后人，另一位是和黄万里教授争论三门峡/三峡的张xx教授的后人，其他与会者则洗耳恭听。在中国民间，何东昌的六四表现已经令多数人不齿，张xx的水利主张则不被大坝的现实所支持，何与张的后人如在国内公众场合如此张扬就不太明智，但在清华文化占优势的场合他们无需顾忌，因为清华文化中占上风的还是权力而不是是非。黄于2001年病逝于级别很低的清华校医院，公众因此为黄不平。张入住顶级医院，在医疗资源匮乏的中国容易让公众联想是当局对他多年为党服务的酬劳。病人家属对此原应以低调为宜，张的后人却巨细无遗地抱怨医院警卫如何森严，使听众感觉是在炫耀医院级别之高，如果换成清华以外的听众而且熟悉黄王争论始末，恐怕要当场提出质疑。我曾向一位清华受害者教授的后人批评此事，他反驳说我的主张是“让怨恨影响下一代”。我以为“一笑泯恩仇”应该是分辨是非搞清真相之后的事。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是先搞清真相然后才有和解。清华反右真相未明，权力者对自己一方所欠旧账不还，而且利用权势再造新孽，要让受害者真正与他们和解也难。
我期待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清华的沈克琦先生出现。 2015-03-24
北大前副校长沈克琦先生于2015年2月17日去世，他被人称道除了因为对北大物理学科的贡献之外，更因为他对反右的态度。
因为自己的父母1952年之前任教清华，之后任教北大，我对清华北大情况有些了解。1957年夏我是12岁的小学生，去北大附小上学经过未名湖边水塔时，看到校卫队把濒死的投湖女学生头朝下搭在高凳上控水，我挤在围观人群中听成年人议论中有“右派言论”一词。回到家发现父亲的挚友因被划右派也去了未名湖自沉，后来又听说父亲欣赏的学生被划右，父亲因此被批重用右派轻视党员。记得父母连续多日面色凝重，家中气氛压抑。1957年秋我上清华附中初中参加课外无线电小组，辅导员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生。小组活动两三个月，我刚刚学得入门，辅导员就不见了，附中宣布他是右派。他可能是躲过了反右在夏季的第一波，却在秋季“反右补课”时被拉去填了无线电系右派指标。为搞臭“右派”和震慑民众，主持清华大学党委的蒋南翔及其助手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动用大会小会，大字报和校刊污蔑丑化受害教师学生。附中校长孔祥瑛老师德高望重，她丈夫钱伟长教授不幸受害。钱因事来附中，被顽皮学生指指点点出言不逊，使孔老师甚为尴尬。这些见闻给我上了中共如何蹂躏知识分子的启蒙一课。
反右以后清华形成了两个群体。一个是清华原有的蒋刘高胡何艾和校系各级权力者，以及在反右中表现出色得以入党升官的各年级在校学生“积极分子”，这个群体可称为权力者；与之相对的群体则是教工学生中的500余右派和其他因“右倾”而被批判打击的人，可称为受害者。蒋南翔自1952年长清华以来在党内外都有不甚驯服的下属，反右让他得以清除异己，真正君临清华，如毛君临中国。就像“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南翔精神”从此游荡清华几十年至今阴魂不散。权力者除了据此加强党化教育管制师生思想之外，也继续打压受害者群体至今。1966年毛为倒刘少奇决定暂时抛弃他自己的党组织和各级党棍，蒋南翔也在其中。清华受害者群体中自1950年代即受压制的教工抓住蒋失宠的时机参加蒯大富一派，批判蒋主政清华的十七年而一吐怨气。但好景不长，毛决定把他的党组织捡回来再用，这些教工自然成为反革命再次被整肃。
权力者刘冰在蒋主持清华时对批评上级的下属打压甚力。在1966年与蒋一同失势8年之后，又坐上清华第二把交椅，不过他的上司由蒋换成了毛派来所谓“军宣队”的头目迟群。对于军宣队用毛更左的一套完全取代“南翔精神”刘心有不甘。此时刘原在河南的老同事纪登奎恰巧被毛宠信，纪的女儿正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两人来往中纪告诉刘毛主席对迟群不像外界看到的那样信任。刘因此决定冒一次险，在1975年向毛状告迟群。岂料毛那时尚不想拿掉迟群，刘赌输了被逐出清华。但毛死后刘这一失招又成了他的资本，被下一代清华权力者在校史中颂扬。
1980年代，我在清华无线电系任助教，那时蒋南翔离开清华已经十多年。在教研组十余人的会议上，有教师回忆蒋南翔时代言必称“南翔精神”的崇拜风气，主持会议的系党书记王xx立即说“南翔精神”不能称为“崇拜”，众人马上缄默。冷场数分钟之后，只有教务科长赵国香老师敢再开腔：“都成了“精神”了嘛”，下面未出口的是“还不是崇拜吗？”蒋虽已不在，清华校系位居要津的仍然是蒋南翔团队的第二代，第三代，继续奉“南翔精神”为圭臬。
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中，“南翔精神”的代表人物走出清华，在国家级政治舞台上亮相。何东昌主持国家教委，频频出镜，在全世界电视观众面前声色俱厉抨击民主运动。邓小平以两大恶行名世：1957年指挥全国反右（曾亲临清华讲演督战）和1989年下令北京屠城。何两次均与其役，而且为邓前驱，与有“荣”焉。艾知生掌管国家广电部，在屠城前拒绝广播退伍将帅呼吁军队不进城的声明，屠城后从严处置反对镇压的电视主播，表现和1957年在蒋麾下残害右派时一样出色，刚去世一年的蒋泉下有知，足堪告慰。
被害者群体中的右派，被开除学籍公职，投入监狱和劳改，许多人被虐待致死。人数不明的幸存者熬到了1979年右派“改正”。他们22年前风华正茂，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或青年教职工，科学技术上正可大有作为，权力者剥夺了他们求学，求偶和求业务发展上进的人权。当他们一贫如洗持一纸“改正通知”到清华索取工资和补偿时，在工字厅党办和人事处遇到的态度和22年前蒋处理他们时一样恶劣，因为占据工字厅的是蒋的徒子徒孙。
刘凤麟是受害者的一个典型案例。他被划为右派开除劳教前是工程物理系原子能物理实验室二十三岁的实验员。（注1 ）一九七六年他开始向清华党委申诉冤情索取补偿。清华人事处答“当年你大肆向党进攻，属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极右派分子，学校不保留公职，如你不听劝阻要来北京，不予接待，后果自负。”一九七九年，中共开明派胡耀邦上台，清华500余右派分子全被改正。权力者把持的清华党委通知刘：“你原划右派予以改正，工作由辽宁省彰武县就地安排，即日起发给原工资五十三元，以前的不补发，主要着眼在政治上卸掉二十多年的包袱，要向前看。”（当时刘是在原籍本县西六乡五家村监督劳动的农民，就地安排在本县电机厂当工人。）1986年，刘和老伴饥寒交迫，继续索赔，党委答复“你在劳教期间的工资不能补发，因国家在经济上有很大困难，希望你要体谅国家的困难。”2000年，人事处回复：“你提到三百九十元退休金无法维持正常生活，要求按清华的标准，补退休金及劳教期间工资和精神补偿，这是不可能的。”刘在清华求告无门，只得向北京市和海淀区两级的公安和法院申诉，这四个机关分别回复：“你的问题归清华解决”，又把皮球踢回清华。2005年，清华人事处回复：“你要求落实的问题，没有政策或法律依据，无法解决。”清华就这样毁了刘一生。
2007年全国受害右派和各界知名人士向中共中央要求全面否定反右。当时党魁胡锦涛是“南翔精神”调教出来的清华学生政治辅导员，当然拒不接受。又给蒋南翔露脸一次。
在人类社会中，如果某个社区有一户强人，加害他人致伤致死，多年后在周围舆论压力下被迫认了错，那么下一步理所当然的是理赔，即使加害者倾家荡产也必须合理补偿受害者。正如中国俗话所言“杀人抵命”“欠债还钱”，拒不理赔的加害者只能被称为恶霸和无赖。如果加害和受害规模扩大到一座大学或一个国家，同样的行为规范继续有效，这应是跨越文化、民族和国界的普世价值起码的内容。中共自诩“与世界接轨”，那它就不妨看看其他国家：1941年美日开战后，美国政府作为加害者曾把大量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因延误对受害者道歉赔偿几十年而饱受责难。1988年里根总统任内，美国政府终于公开道歉，称这一错误的原因是“种族歧视，战争中举止失常和政治领导的败笔”，并向在世被受害者和去世受害者后人共82,219人每人赔偿20,000美元，共约16亿美元。
希特勒德国在二战中加害犹太人犯下大罪，战败时德国已成废墟一片，哀鸿遍野。接过这个烂摊子的联邦德国阿登纳总理曾因反希特勒坐牢，他并不对被害者犹太人说“希望你要体谅我们的困难”，而是在1952年与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组织成立的“索赔委员会”（注2）签约，由联邦德国出钱赔偿被害犹太人及其后人。到1978年，也就是胡耀邦决定改正右派时，联邦德国已经付出530亿德国马克，以后继续付款到今天也未停止。按当年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兑换率（注3），530亿德国马克折合当时中国人民币428亿元。如果中共承认的55万右派每人平均月工资50元，每人22年赔偿额仅13,200元， 55万人仅需约人民币73亿元。这些钱比起右派及其家属几百万人的血泪和生命微不足道，但胡耀邦恐怕没想参照国外先例作何补偿，而是认为只需一纸“改正”右派就该感激涕零了。
清华权力者半世纪以来对反右受害者作恶多端，其中全国大形势的因素应由毛和中共高层负责，但权力者本人良知欠缺也不容推诿。很多权力者今天的地位发轫于反右打倒了他们的前任，给他们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彻底恢复受害者原有地位和待遇势必危及现在权力者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选择利益高于是非。
我于1963到1983年间在清华就学就业约10年，耳闻目睹了权力者如何党化教育和管制思想。但是反右受害者群体的悲惨遭遇鲜有人提，没有亲历反右者漠不关心，曾经亲历反右者讳莫如深。我的篮球老师曹宝源先生1957年被体育教研组党支部缺席定为右派，我多次试图了解详情，他都欲言又止。权力者在清华营造的文化和气氛使受害者始终处于恐惧之中。我定居美国以后，谋生之余开始留意清华反右的历史记录，从国外媒体和在美清华学长回忆得到国内看不见的资讯，显示官方包办的清华校史和教育入学新生的“反右展览”对反右的记述有明显遗漏和歪曲。因此我注意收集，希望为保存和传播反右真相出一份力。
在我所知反右受害者中，最近发现的邢镇宣可能是最惨烈的一例。邢是山西人，1954年以调干生考入清华土建系，曾任房九一二班班长。学习优良，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俱佳。邢在体育项目中喜爱短跑，在几次校运会上代表本系参加男子百米比赛。邢父在三反中被指贪污，受监禁逼供，在关押中自杀，他因此在鸣放发言时较为谨慎，安然度过1957年夏季的第一阶段反右，但秋季反右补课时土建系有新指标要完成，他的厄运就此来临。权力者对他在清华的女友威胁劝诱，得到了他写给女友的信，以他信中的牢骚为罪证划右，对他在本班和全年级各班开会批判。他不服右派帽子，遂以“态度恶劣”升级为“极右”。邢的遭遇囊括中共整人的主要步骤：上级随意下达指标，压迫亲友罗织“罪证”，裹胁群众围攻斗争，不服“罪证”从重惩处；可作为经典案例列入中共“整人手册”。
1958年1月份全校期末考试前一周的星期六晚间，邢两次要求与主持批斗他的党员干部谈话被拒。星期天早晨，清华荒岛旁冰面上几个冰球队员正在练习。他们看到邢在岸上以短跑撞线的速度冲向岩石，以头部触石后倒地。他们把邢送校医院急救时已伤重不治（注4）。邢选择的方式在我所知的清华自杀案例中独一无二，耐人寻味。房九一二班宿舍在学生宿舍1号楼1层，他上到本楼5层阳台就有约16米的高度供他跳楼，自由落体到达地面垂直速度每秒17米多，如头部着地有足够致死的撞击力。此法缺点是自杀者下落过程中需有足够心理素质和体操（或跳水）技能保持身体与地面垂直，头在下脚在上以便头部先着地，如果是其他部位例如腰部先着地，可能造成截瘫而不致死，对自己和家人都更不利。再者楼下水泥制散水向外延伸不多，自杀者起跳时如果水平速度较大就会落在散水之外较松软的泥土地上。文革中我住在与1号楼比邻而且结构相同的2号楼，经历过至少两次学生跳楼，全都落在泥土地上。一个是校男子体操队员张怀贻，我将他送医时已经昏迷，校医院王钟惠大夫诊断说颅内重伤，可以推测是头先着地。另一个大概没有体操技能，下落时身体取向错了90度所以与地面平行，因而腰背部先着地，我看见他在送医时仍未昏迷。失宠将军罗瑞卿水准尚不如这两位清华学生，错了180度所以脚先着地，自杀未遂双腿骨折，遭同僚写诗讥讽之外还被箩筐抬去继续批斗。
邢是系级短跑运动员，百米成绩在13秒以内，因此水平速度应该不低于每秒8米。我推测邢是踏勘了1号楼和荒岛之后选择了荒岛，因为在荒岛能确保头部撞击的是岩石而非泥土，而且相信他自己每秒8米的水平速度能产生足够致死的撞击力。再者，短跑运动员以短跑冲刺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给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下圆满的句号。一个优秀青年学生被清华权力者逼上绝路，赴死之前没有六神无主，而是静下心来像工程师搞项目一样确定自杀方案，在开始向岩石冲刺之后有足够定力把方案执行到底，没有因为贪恋生命而临“石”退缩，这些都是与众不同的禀赋。邢如果不死于清华，以后应有大作为。邢的镇定和决绝把自己的不幸演化成了一个悲壮而凄美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该记入清华学生体育史，更应该记入清华反右史。荒岛是清华历次政治整肃中受害者的自杀热点，尽管现在权力者在荒岛投巨资建了楼堂馆所，终日歌舞升平，清华老年人都知道那里冤魂密度甚高。为了让年轻一代不忘历史教训， 2012年有德国人发起“夏洛腾堡绊脚石计划”。（注5）他们在自己城市寻找每一个70多年前死于纳粹的人，用黄铜制成铺路砖头形状尺寸的铭牌，铭牌上镌刻着受害者姓名和死亡日期，然后把黄铜砖头嵌入受害者故居门口人行道路面。每个过路行人都不能避免脚踏铭牌，每踏过一个铭牌就被提醒记住一个受害者。清华荒岛是安装这种“绊脚石”的恰当地点。后世清华学子不论到这里运动，歌舞或者幽会都应该被提醒这里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整肃中发生了什么。
1999年是我所在年级毕业30年，我计划借参加校庆活动之便做些有关反右的事。为保存反右真相，需要借重治史必读的档案和媒体。但中国尚无信息自由，尽管三十年时限已过，清华校方档案也不对我这种平头百姓开放。我退而求其次，希望能翻阅1957年的校刊“新清华”，因为有学长讲当时这张小报充斥加害者对受害者的攻击污蔑和受害者夫妻离异男女朋友断交的声明。为传播反右真相，我写了清华反右迫害简况和思想管制概要，在4月份校庆之前数月作为发言提纲寄给校友会校庆筹备组负责人金xx，要求校庆时在大礼堂发言；同时复制多份，寄给教诲过我的右派教师和熟悉的同年级学友。
校庆筹备组负责人金xx拒绝允许我发言。我和本年级学友商议把发言稿制成传单届时在大礼堂散发，学友说那你以后就别想回国探望父母了。想到父母年过八旬，我退缩了。大礼堂开会我当然无心参加，就去图书馆借阅1957年校刊。馆员要看校友证，我遂去同方部的校友会办公室办理。但办校友证要凭国内身份证，这就排除了所有持外国证件的校友。我再去图书馆说明情况要求通融，被告知去校友会通融。在图书馆和校友会之间往返几次之后，我认输放弃。由于清华权力者的管控，也由于我自己的怯懦，我准备了数月的校庆之行无功而返。此后我只能继续在网上和图书馆中搜罗清华反右有关材料，但我感到自己势单力薄，自认无法给清华校史提供一个反右始末的详实版本了。
沮丧之中，我得到从北大传来的好消息。2003年北大物理系纪念成立90年，编篡了90年系史，其中没有回避1957年反右。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的英名对我如雷贯耳：物理系是右派“大系”，北大全校十几个系800余右派中，物理系独占约150人。1950年代北大物理系学生无愧为全国考生中的佼佼者，不但数学和物理基础深厚，写作的逻辑和行文也很出色。时任历史系支部书记的田余庆先生曾告诉我，物理系学生写的大字报，文科各系师生看了都认为文章很漂亮。这部系史令人钦佩的是不但记述反右真相，而且列出全体右派名单。当年划右时张榜公布名单以打击本人，震慑公众，几十年后列出名单则对本人是恢复名誉，对公众是承认当年的罪错。这不啻21世纪的太史简和董狐笔，我在清华的未竞之功在北大实现了。我打听何人出此壮举，获悉编篡者之一是沈克琦先生。1957年沈任北大物理系主任助理和党委委员，当时海归教授任系主任必有年轻党员任主任助理，代表党监督和协助主任。沈不认同反右，但被裹胁进加害者群体，只能违心批判和处理物理系右派师生。但是在处理手续结束之后，全系都对右派横眉冷对时，他敢于对走向劳改的右派说几句鼓励的话，给予一丝温暖，这是需要勇气的。此后沈勤奋耕耘物理系教学与管理，职务从系级领导擢升至负责理科各系的副校长。虽然在中共体制内一帆风顺，他对反右的危害始终耿耿于怀。退休之后他卸去约束在任官员言行的枷锁，却保有前副校长的影响力，他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从北大官方档案中得到右派名单，用于自己参与编篡的物理系史，了却了自己几十年的夙愿。我敬佩他虽被裹胁而不失良知，曾于2007年12月到北大清华两校蓝旗营小区9号楼沈府谒见，向他当面致敬，表示清华正需要他这种资历身份而又有良知的人士来还清华校史以真相。
从那以后8年过去，北大的沈克琦先生已归道山，留下身后美名；清华的良知人士仍无踪影。这种不同引人思考。两校都是重点大学，文革中两校都由毛的御林军亲信统治，毛死后近40年中两校都由中共教育部直辖，但两校文化和气氛确有区别。
北大权力者从未给傅斯年和胡适全面恢复名誉，但校内师生全面认同这两位民国校长的仍有人在，因此民国时代老北大学术独立民主自由理念得以薪尽火存。自1989年以来，北大权力者在校级曾有许多逢迎当道的拙劣表现遭人诟病，但在师生中却不乏谔谔之士隔三差五公开发声，指斥中共劣迹，呼吁维护人权，凸显了人文学者的社会关怀，以致每逢“敏感”时日，北大几个校门都有明显增加的武警站岗。党对北大是不放心的。而几百米以外的清华，权力者虽然允许民国校长梅贻琦照片继续留在校史陈列中，但梅的学术自由，大学独立于政治的办学理念，却已铲除殆尽，换成了“南翔思想”。而多数师生也相对乖巧，不“给党添乱”，因为“南翔精神”的真谛就是你当驯服工具，听话出活儿，自有你的个人利益。党对清华是放心的，也就不必向清华加派军队。
两校中同是右派和右派后人，对于重评反右，追讨赔偿的态度也有区别。右派中后来受招安入党做官的如清华朱镕基者略去不谈，1979年胡耀邦改正右派之后仍然贫寒潦倒者，清华人发声维护自己权益的力度不如北大。博讯网（boxun.com）的“反右50年”栏目刊载了约435篇右派及后人的回忆，公开信，采访记录等材料。以一个人在一篇中出现算作一人次，我粗略统计结果是清华8人次，北大36人次。这个样本抽样量小，发表时间是2007年1月至2014年2月的7年之间，因此不够准确全面，但能看出北大的力度比清华大几倍，而且北大参与的个人有十几个，清华只有学生冯国将，职工刘凤麟和黄万里教授后人黄肖路3人，相信清华500余右派尚有许多幸存者在沉默中。北大右派学生不但动笔动口，而且坐言起行。他们在多种场合集会举牌，向权力者施压，向社会喊冤。每年北大校友会，他们总有十余人到场，前胸后背佩戴诉求标语，在场内默默游行，不为周围小人的嘲讽讥笑所动。主席台上北大当今权力者至今尚未敢对他们大举动粗。北大数学系学生受害者闫桂勋先生年过八旬，每周定期到北大办公楼（北大权力机关所在，相当清华工字厅）内外举牌或静坐，让来北大公干的校外人士一览北大反右罪孽，成为北大一景。北大保安奉命把闫拖出办公楼，闫抱住楼内大盆景的枝干不放，致使树枝折断。对比闫的勇气，我为自己在清华大礼堂临阵脱逃汗颜。
当今清华文化之下，太多的反右受害者还没抬头，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太多的旁观者像我这样，不敢站出来说话，致使反右是非莫辨，历史真相不明。权力者在清华依然得意，全校师生甚至历届校友的价值取向也唯权力者马首是瞻。蒯大富是毛在文革中先用后弃的打手，文革中的若干命案他有责任。然而他在清华文化氛围中行情不低，到校被称为“文革名人”，校园集体合影他占“首长”位置；校友按不同年级系别组合的餐聚，旅游请他为“贵宾”，餐桌上他居首席……。他本人固然善用曾为毛宠的身份，身怀与毛合影随时示人，但清华文化中毛还没有被拉下神坛也是重要原因。北大聂元梓与蒯有相似资历，在北大却远不如蒯在清华风光。清华文化也远播美国。定居纽约附近的清华教职工子弟在新年集会，权力者和受害者儿女聚集一堂。两位高谈阔论的，一位是何东昌后人，另一位是和黄万里教授争论三门峡/三峡的张xx教授的后人，其他与会者则洗耳恭听。在中国民间，何东昌的六四表现已经令多数人不齿，张xx的水利主张则不被大坝的现实所支持，何与张的后人如在国内公众场合如此张扬就不太明智，但在清华文化占优势的场合他们无需顾忌，因为清华文化中占上风的还是权力而不是是非。黄于2001年病逝于级别很低的清华校医院，公众因此为黄不平。张入住顶级医院，在医疗资源匮乏的中国容易让公众联想是当局对他多年为党服务的酬劳。病人家属对此原应以低调为宜，张的后人却巨细无遗地抱怨医院警卫如何森严，使听众感觉是在炫耀医院级别之高，如果换成清华以外的听众而且熟悉黄王争论始末，恐怕要当场提出质疑。我曾向一位清华受害者教授的后人批评此事，他反驳说我的主张是“让怨恨影响下一代”。我以为“一笑泯恩仇”应该是分辨是非搞清真相之后的事。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是先搞清真相然后才有和解。清华反右真相未明，权力者对自己一方所欠旧账不还，而且利用权势再造新孽，要让受害者真正与他们和解也难。
我期待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清华的沈克琦先生出现。 2015-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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