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他1928出生于布达佩斯，曾任匈牙利科学院计算中心部主任，世界计量学会理事和会长，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对中国八十年代改革亦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他的一次演讲成稿，FT中文网后续会邀请不同观点的意见领袖对此进行评论，敬请期待。
引言
我其实很想做一番开心乐观的演讲。1989年我在写《自由经济之路》（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的时候，还充满信心。后来，我对后社会主义转型进行了综合评估，尽管我在各种场合以及在所有文章中都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但最后我总是以乐观的调子结束讨论。即使在今天可能取得了一些令人满意的进展（在不少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地区，民主取代了独裁，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但有两个令人失望的情况让我沮丧。
我是个几乎片刻都停止不了思考源源不断的负面信息的匈牙利人。匈牙利在民主发展的道路上前行了20多年。但是，人们被各种困境折磨着，还期盼终有一天我们会成功克服它们。然而，当2010年政治势力引导国家上演180度大转变后，形势开始恶化。我们看到的不是民主加强了，而是诸多基本的民主制度被取消或受到大幅限制；私人财产得不到巩固，其安全反而受到了攻击；国家不再继续下放权力，而是倾向于复兴中央集权。
四年来这里发生了什么，以及在未来四年极可能发生什么，是一个很独特的景观：在1989—1990年选择民主道路的国家中，匈牙利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发生了U型大转变的国家。不过，这个唯一的例子也足以证明这样的转变并非不可能。我们在1989年开启的路径并不必然是一条单行道；那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变化并非不可逆转。而这恰恰也是匈牙利事态糟糕的一面——大逆转后的形势也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可逆的。民主可能无法保护自己，特别是在民主尚未深深扎根的国家。如果它受到肆无忌惮和不择手段的攻击，可能会一败涂地。
另一个萦绕在我们周围的阴影是乌克兰局势。没人能确切知道未来数月会发生什么。但有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是俄罗斯事实上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现状的神圣不可侵犯，即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当时有效的国家边界。赫尔辛基协议签订的20年前，克里米亚半岛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但协议的一项基本原则于2014年3月被推翻，全世界都注意到了，却只是摇摇手指表示反对，做些不痛不痒的报复之举。与匈牙利的改变类似，这种情况为凭借某种借口动用武力改变合法边境开启了一个先例，而最明显的借口就是种族问题。
我将根据这两起成为先例的事件，讨论今晚我想说的所有事情。
可选择的政治制度
想象一下我们眼前有张世界地图，来看看东半球部分。我们将使用三种颜色。给新兴民主国家涂上绿色，这是希望之色。我称它们为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尽管它们的许多特征和传统的西方民主国家相同，但是它们的政治文化仍然带着共产主义的旧印记。
将带有这个印记的东方延伸到一个很广的区域，我给它们涂上淡红色：表示这是后共产主义威权统治区。它们的原型是俄罗斯；1989年后那里也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最初的时候，一个民主宪政体制出现了：竞争的各个党派进行议会选举，议会多数派支持的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相互辩论。然而，民主之治原来只是非常短暂的插曲。几年风风雨雨之后普京掌权，又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出现。这一次，共产主义制度的某些特点得以恢复，尤其是国家的巨大力量，但在一些重要方面它又不尽相同。头号领导人（无论他正式的法律地位是什么）被赋予大量权力，统治着高度集权且等级森严的国家和各种政治机构，但他并不拥有真正独裁者的绝对垄断权力。国内存在反对党，也实行议会选举，可反对党实在很弱，从一开始就注定会竞选失败。国家有报纸、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门户网站，都独立于统治集团，但是它们身微言轻。这种类型的专制介于成熟的西方式民主和极权独裁之间。它与后者的主要区别是，尽管是高压政权，但它不使用最残暴的手段：逮捕异类政治运动的代表，把他们监禁在残酷的集中营里或统统铲除掉。另一个重大区别是，威权政权往往与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私有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掌权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无论是在仍然重要的国有部门还是在非常广泛的私营部门。经济中的较大部分按照资本主义的行为规律运作。
在苏联的15个继承国中，3个波罗的海国家已经发展成为相对稳定的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我把白俄罗斯、中亚各共和国与俄罗斯一并归入后共产主义专制政体类别。现在，1989年的25年后，可以说后共产主义专制国家的情况基本保持不变，完全没有出现放松铁腕管制的迹象。
乌克兰的形势很不确定，实际上如今这个问题已变得尤为严重；在过去的25年里，它有时显示出了后共产主义民主体制的征兆；而在其他时候，它呈现的是后共产主义专制政权体制的特点。
现在回到那张世界地图上。我们来看看东部和南部地区的专制体制：中国和越南。它们代表了第三种类型，我称之为后共产主义独裁体制。让我们给这一区域涂上深红色。这个体制的经济在许多方面和普京型政权很相似。虽然国有企业仍然十分重要，但是经济资源的较大部分如今已经转向私有制。这里的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同样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显著的区别在于，中国和越南的执政党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权力垄断。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时期做了透彻的分析。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始于开放政策，终于国家解体、超级大国地位丧失和清除政治垄断，这些仿佛梦魇般一直困扰着他们。决不能干那种事！中国和越南的领导人做出了一个坚定不移的决定：决不打开自由政治运动的闸门。
中国和越南的执政党都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他们与旨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毫不相干。列宁会将这些政治形态归类为资产阶级。在实践中，中国和越南的执政党接受资本主义，他们与之配合并从中获利。这两个国家的情况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与独裁统治体制是兼容的。诚然，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民主制度，但这句话倒过来说就不成立。没有民主，资本主义也能存在并运行很长时间。尽管许多西方分析家都在期待，可是没有迹象显示这些政权会放松它们的严厉控制。
我不打算讨论一些小国的情况，比如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相反，我想简要重提一下本次演讲的引言。2010年匈牙利变色：从绿色变成了淡红色。它不再是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而是后共产主义专制国家。正如我说过的，这是迄今为止的首例独特事件。但在这里我要问在座各位：其他仍处于绿色区域的国家是不是就没有发生类似U型转变的危险？
民族主义
历史发展表明，国家边界和境内种族关系的问题是后社会主义转型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重要性不亚于国家的政体形式和财产关系的激进变革。苏联解体为15个继承国，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这两个变化都进行得较为和平。可是，南斯拉夫解体后却发生血腥战争。苏联的两个继承国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宣布独立后不久，双方就点燃了战火。在今天的俄罗斯南部地区，战争几乎持续不断。而眼下，我们就在经历乌克兰的内部冲突和乌克兰－俄罗斯冲突。
我们根据各国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将后共产主义国家分为3个区域。不过，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种族冲突。冲突的强度各有差异。相对而言，民族主义论调还是“最温和”的形式：吹嘘多数族裔的优越性、丑化少数民族或煽动反对邻国人民。更严重的情况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气焰还体现在行动上。一旦遭遇影响学校教育和工作场所分配的歧视，或某种少数民族语言的自由使用和正式承认受到限制时，种族冲突就有可能发生。而且不幸的是，民族主义的大多数犯罪形式都已出现。受种族主义驱使的暴力行为虽然罕见，但是确有发生，如对犹太公墓和犹太教堂的亵渎，甚至是谋杀吉普赛人。
没有哪个后共产主义国家能免于民族主义的肆虐。当然，这有程度之分：程度较小的，是“有教养”地悄悄滥用反犹或反吉普赛人的字眼。然后是仇恨、残忍的言辞。接下来是更令人恐惧的殴打少数派成员、威胁穿制服游行的突击队。而程度最严重的，就是谋杀。谁知道煽动民族主义会带来什么结果？
激进和扩张的危险
在所有的三个区域内，各个后共产主义国家都呈现出重大的经济问题。当然，困难的症状和不同问题的相对严重程度因国家而异。然而，有些问题是相当普遍的。
后共产主义转型有赢家也有输家。大量的人失去了工作，失业成为长期问题。很多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逐步拉大。成千上万人生活困苦，而那些发了横财的人却穷奢极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资本主义非恼即恨。很少有人期望极左派的帮助：共产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相当多的人都转向了极右派。那些失望者、失败者和贫困者，最能迅速接受民粹派煽动反对利润、银行和跨国公司的信息。
失望不满的氛围极易受到民族主义呼声的影响。“如果我们重回沙皇时代的帝国，生活会更加美好”——俄罗斯人如是说。“要是我们能夺回1920年特里亚农条约中被侵占的那些资源丰富的领土，该有多好！”——匈牙利人如是说。
所以，我们下有民众乐于接受民族主义和“法律与秩序”的口号；上有政党和运动团体能够察觉群众愤怒情绪所带来的机遇。对民主的失望、反民主治理的尝试、民族主义和对经济的不满，演化出一个自我煽动的恶性循环。政府意图和大众情绪相辅相成，彼此增强。
俄罗斯的掌权者焦虑地观察着产出增长如何放缓，如何几乎完全停滞下来。这时候，注意力必定会从经济问题转向“重大的民族问题”，比如生活在西部边境另一侧的俄罗斯同胞的困苦。民族主义孕育出扩张动力。这已经不再是个国内问题，而是一种影响力跨越国界并威胁到和平的倾向。
我提到俄罗斯，是因为俄罗斯隐现的扩张怪兽也在我们周围出现了。但我们还必须谈谈中国。那里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在日益强大。中国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幅下降，收入极端不平等。民众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远远落后于产出增长深为不满。在这里，民族主义也是转移注意力的最好方法。镇压地方抗议活动并非通过消除经济问题，而是采取警方措施。相关的负责人员都是保卫“秩序”的钢铁战士。
虽然在我想象的地图中，后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和后共产主义独裁政权被赋予两种不同颜色，但是在民族主义、扩张倾向和严厉限制民主权利方面，它们具有很多的共同特点。这些特点使它们之间建立起浓厚的亲缘关系，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共同信念消失了，它们的情感纽带也足够牢固。这种政治亲缘关系也最有可能发挥作用，因此，淡红色和深红色区域国家的国际政治行动常常能协调一致。在重要的联合国会议上，他们做出相同的投票表决，支持或拒绝相同的干预措施。他们没有共同的中心部门，但在关键问题上，他们就好像是踩着相同的鼓点前进。反对西方民主国家的专制政权轴心正在发展中，如果我可以借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段时期出现的“轴心国”一词，当时它指的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结成的联盟。
结束语
我不是卡桑德拉（希腊神话人物、预言家——编者注），不受祝福或诅咒，也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我能说的就是，现今的事件唤回了我对历史的记忆。
匈牙利目前的事件使我想起了魏玛共和国的结束。现在人们对经济存有诸多不满。无数爱国的德国人对和平的措辞感到羞耻。越来越多人加入了纳粹阵营。而此时，反希特勒的各股力量却在互相争斗。1933年依法进行多党选举的时候，希特勒的党派胜出，但是并没有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但在那时，温和的右翼政党已经准备好加入纳粹党的执政联盟……这些话到此打住。
一想到乌克兰事件，希特勒最初的征服就闯入我的脑海：先是占领萨尔州，后是吞并奥地利。侵略基于种族方面的理由：这些领地居住着德国人。接着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还有张伯伦欢快的声明：我们拯救了和平——代价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由归附于德意志帝国的苏台德德国人居住。不久，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然后轮到占领但泽计划，引用的还是种族方面的理由……这番历史我也只聊到这里。
谁晓得在遥远的将来，写历史的人（historian-writers）会如何看待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乌克兰四方会谈？它只是一起微不足道的外交事件吗？还是催生了一份影响虽然不大、但全新的慕尼黑协定，鼓励进一步的侵略？
乔治·凯南于1946年公开提出了“遏制”理论。眼下正是再次宣告这一理论的时候。现在不是共产主义理论、斯大林扩张主义在蔓延，而是民族主义的理论在扩散、后共产主义专制和独裁政权在扩张，这些都必须加以遏制。
我没有研究出能够在实践中应用新的遏制理论的方法。我能反复说的就是这句话：我们学术研究人员并不适合这项任务。非常遗憾，我没能为本次会议呈献一份行动计划。
就说到这里。但是我实在无法用安慰的话结束演讲。我的目的是要警告你们、让你们不安，激发你们意识到近在眼前的危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译者：颜超凡。美国彼得森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匈牙利中欧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今年5月在布达佩斯召开会议，研讨“转型透视：共产主义垮台25年后”。科尔奈参加会议并发言，参加会议的还有前波兰央行行长巴尔才洛维奇(Leszek Balcerowicz)、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和俄罗斯企业家与政治家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以及其他众多知名经济政策制定者和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学院派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