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100)
2007 (142)
2008 (123)
2009 (93)
2010 (67)
2012 (58)
2019 (57)
2022 (100)
2023 (112)
按语：有人主张五八年农村吃大锅饭，居然把五九年、六零年和六一年三年的粮食都吃掉了，造成后来饿死Ｎ千万（见文学城的导读贴）。所以人民公社五八年的“大锅饭”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因。从最坏的角度出发，假如五八年把种粮都吃了，那么这个结果就不可能是饿死Ｎ千万，而是饿死Ｎ亿了。右派们脑残，中国农民可不脑残。说穿了，右派们之所以造这样的低能谣言，目的就是要诋毁人民公社，反对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民公社是有很大问题，共同富裕这条道路是可能走不通的，但是右派们用谣言来支撑，实在是非常卑鄙的。
曾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对六零年代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起因有过很好的总结（不是原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至今仍被人们广为引用，不少人将其奉为至宝大作文章，用来攻击当时的中国政府不顾民生。甚至还有人认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并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在极左路线下，人民公社化及大跃进后造成的农村经济的严重失衡，进而引起“大饥荒”。
如果认真的逻辑思考，虽然五十年代的中国农业基础差经济底子薄弱，就算是风调雨顺的常年，国家仍没有解决全体人口的吃饭问题。但是中国那么辽阔，究竟有什么灾难（指天灾）能够造成饥荒、并且还延续三年之久呢？这在逻辑上好像也讲不通。
要弄清楚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起因，还得从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入手。
现在的人们都很有知识和经验了。比如说要造三峡大坝，光论证就论证的十几年。其建设对周围及长江下游和南部中国的生态环境、水文地理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人甚至将某年南方大雪，或者来年云南干旱的都怪罪在三峡大坝上。虽然不少是无稽之谈，但很多人还是健忘的，他们忘记了“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前几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了。
我这里要提醒那些健忘或者不知道这段历史的朋友们，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前三年或更早些（主要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及农村合作化走人民公社道路后），中国农村进行了改天换地的大兴水利工程建设。比如拦河筑坝、修堤造田，引水通渠，聚水建闸等等、等等。有些地方在一条河流上，大大小小的建立起十几座水库和水电站。所有这些工程，对国家水文地理乃至气候的影响是巨大的。
举几种可能的例子。一些良田因为修闸筑坝被水淹了，或者因为断水或者气候改变变得干旱颗粒无收了。当然也会有更多的荒地开始灌水可以播种，但因为它们很贫瘠产量很低，需要好多几年的调理才行，等等、等等。因为水利建设工程铺的很广泛，所以它们对广大地区气候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干旱暴雨、水患洪灾等。肯定有不少地方还需要整个村落的移民（移出来、移进去等）。
我不否认有些地方因为当地官员谎报产量造成部分农村饥荒、或者吃大锅饭坐吃山空等。但这些因素似乎不可能连续影响三年。而能够连续影响三年甚至更久的，甚至在这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后，继续需要调整或改造的就是农村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比如安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重灾区，当时治理淮河（拦坝筑堤）很可能就会造成不少农田的丢失（原来是水泛区域）。
总之，将三年自然灾害的起因归咎为地方官员瞒报谎报粮产或因为极左实行吃大锅饭等因素是不对的，至少是很不完全的。国家政府在后来实行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并缩小基建规模是为证例。
当年中国农村进行的大量的水利建设，对后来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肯定是起到促进作用的。甚至今天的中国仍在吃这些老本。但在当时确实有点悲壮。假如我们当时的领导者头脑不要太热，水利建设的规模不要一下搞那么大，而是慢慢的稳步的搞；假如当时的建设者和领队者们对于水利建设对气候改变等有更多的认识的话，可能一些地方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刘少奇总结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自然灾害肯定也是有的，但不少主要的。主要的是一些地方的灾害就是因为人为因素而造成的。如果要我用最重的口吻批评的话，我也只能说这是“心急办坏事”了。
你到现在为止还不肯承认错误啊？！那是常识性的错误啊！
那些错误说明你根本就在状况外！你根本不具备参与这场辩论的资格！
你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明白，我还要跟你说什么？我还要回答你什么问题？
你甚至到现在还在说我“脑子进水”？你脸皮可真厚啊！你们毛左就是你这样的，连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我这两天花了大量的时间答复你的问题，原先不知道你的底细，现在我，包括所有的明眼人，都已经清楚了：你不过是一个“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家伙！
我现在都后悔花了太多的时间跟你辩论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从今以后，希望你在一边呆着去！我懒得再理你！就你这个水平，我劝你少来这里显眼！
说你脑子进水你还不信，谁都知道当年的统计数据很混乱，连亩产一万斤的事都有，你那个王统计凭什么假定公安部的“某些”数据是准确的？？？
你们那些所谓的砖家在玩数据的时候，都是基于“假定”来的吗？ 那么你就直接回答一个质疑吧， 你们怎么假定当时有多少逃荒人口没有被统计？ 有多少偷渡人口？ 有多少失踪人口？ 有多少谎报出生人口？ 我看了一些你们砖家的数字游戏，没有一个回答这些问题的。 你要不要试试？
一个不能回答别人质疑的统计游戏，没任何意义。
为政治立场编故事、一味瞎起哄、脑子里面全是水的是你！
最可笑的是你到现在连最基本的人口术语和数学术语都没有弄明白！
你所搬来的这段文字：“这9年间，中国人口以每年净增1100--1800多万的速度增长着。其间公布增长率为年均20.90_，而按公布总人口测算，这9年的年均自然增长率则为21.68_。若按21.68_的速率，则1959年应净增人口1431万，总人口应达67425万；而公布总人口为67207万，相差218万。1960年应净增人口1462万，而公布总人口却净减1000万，相
差2462万。1961年应继续净增1494万，而总人口又净减少348万，相差1842万。三年累计为4522万人。”
请注意：这里“应净增人口1462万”等等讲的是“应净增人口”！
而我所引用的王维志的数字“公安部公布的这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1647.4万人，1960：1389.3万人，1961：1188.6万人。”
请注意：这些数字是“每年的新出生人口”！
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之间是什么联系呢？用一个数学公式，也就是：
实际净增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
但是“应净增人口”和“实际净增人口”又不一样！
“应净增人口”是指按照以往的出生率推算、按照正常趋势应当增加的人口，而“实际净增人口”是指因为大饥荒把这个正常趋势打乱、致使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的实际增加人口。
你连这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也好意思在这里发表评论？
我敢肯定你根本就没有看懂我所转贴的王维志的那个计算公式、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
你这个水平也好意思在这边瞎起哄？是谁晕晕了？是谁脑子进水了？又是谁在编故事了？
还在这里为你的政治立场编故事啊，但你要学会怎么去让听众信服。 我来问你，从1949-1958中国的平均人口增长率多少？ 平均每年增加人口多少？ 他们在统计1959-1961人口时用的出生率是多少？？ 希望你脑子不全是水，还能自己找出答案来。
呵呵，我还是给你点资料吧，要不也太难为你了。 这可都是从支持你的论点的文章中摘出来的哦。
“1958这9年间，中国人口以每年净增1100--1800多万的速度增长着。其间公布增长率为年均20.90_，而按公布总人口测算，这9年的年均自然增长率则为21.68_。若按21.68_的速率，则1959年应净增人口1431万，总人口应达67425万；而公布总人口为67207万，相差218万。1960年应净增人口1462万，而公布总人口却净减1000万，相
差2462万。1961年应继续净增1494万，而总人口又净减少348万，相差1842万。三年累计为4522万人。”
“公安部公布的这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1647.4万人，1960：1389.3万人，1961：1188.6万人。 如前所述，当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国家的供应指标，出生人口漏报较少，所以假定这些数字是准确的。”
上面这段可是你发的贴，也就是你的专家王统计用的数据。 他假定公安部的数据是准确的。假定？？？？？？？？？？？？？？？ 王统计假定公安部的一些数据是准确的？？？？？？？？
你看出问题了吗？ 要不要晕晕公再来？？
看看王统计假定的公安部的出生人口和公安部公布的1949-1959的平均出生人口，几乎一样。 还有啊， 你能不能给王统计打个电话，问问他， 对于逃荒人口，他是怎么假定的？？？
---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
金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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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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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年自然灾害”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
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灾难，都会
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导、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
说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话语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它甚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亲身经历
的烙印。
虽然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在当时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主
要不是因为自然灾害，但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旦成为习惯说法，重复几十
年，便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以至人们会不自觉地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
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
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
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严重的洪水、乾旱、飓风、海啸、地震、霜、
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
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二
80年代起，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似
乎为“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供了具体而权威的证据。请看笔者摘录的
表1.
表1 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说明一下表1对年份的选择。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外，还摘录了其前
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1962～1964年，同时又选了气象界和
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
1972年。
从表1看，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
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灾年。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灾害的后果──粮食减产。从1959
～196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15□6％，只有
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74％。自然灾
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
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
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若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
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 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 而只是
“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
步增长。
如果除去1959～1961年那三年，从1949～1983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基
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 这4个年头的产量比
上年稍有减少，减产的幅度高者为4％（1968年），低者为1.3％（1977年）。
上述各年的成灾面积，1972年为1718万公顷，1977年为1516万公顷，1980年
为2232万公顷（1968年的数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灾面积，
或者说灾情至少比1959年严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
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100，则1956年
为 68，1957年为 67，1962年为 74，1963年为 89，1978年为 97，1979年为
67，1981年为 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 72。 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
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但这些年的粮食总产量不仅没有比上年减少，
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个年头中，有6年都是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好
水平。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
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
“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
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
三
其实，从气象水文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
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份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
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 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
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
况统一划分为 5个等级，即 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
4度偏旱，5度为旱。 笔者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综合整理为表2，选择的年
份与表1相同。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表2对原表中的旱涝等级做了符号意义
上的对应调整，其中：涝由1度改为－2度，偏涝由2度改为－1度，正常或旱
涝相当由3度改为0度， 偏旱由4度改为1度， 旱由5度改为2度。 一般而言，
－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
表2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 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
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
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
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乾旱”，
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2显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
当正常。
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
1959年总指数为－9， 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
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
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
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 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
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
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
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 平均指数－0.008， 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
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
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站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站数的
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
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
都可以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
＋27，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
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
溢出±0.1，三年总平均指数仅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
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我们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
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另
外还有29个偏涝的－1度站。 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
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 旱的2度站也都
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偏旱的1度站还分别为34个和35个。
我们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
年。 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
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
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大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
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
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
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四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说：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
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
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
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
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
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
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
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
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
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
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笔者认为，《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比《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更能准确
地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
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
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
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
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
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
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
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灾害却铺天盖地地笼罩了全中国。它的直接后果之
一，就是造成了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指
出：“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
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份析
研究小组，国情系列报告之一《生存与发展》）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
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本文仅论及三年灾难的自然层面因素，
至于它的非自然因素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等等，容当另论。
(原刊于《方法》杂志199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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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掩盖死亡是不对的，但是故意夸大人为的因素同样有错。
在下贴出的the history of china基本跟阁下的描述匹配
我多次告诉过你，没有掌握一定的知识之前就不要瞎起哄！你的上一条评论又在瞎起哄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大饥荒之中出生率和以前一样了？王维志的计算说过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出生率和以前一样了吗？
“公安部公布的这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1647.4万人，1960：1389.3万人，1961：1188.6万人”，那么大饥荒之前的1957年出生人口是多少？我查了一下有关资料是1899.8万人，大饥荒之后的1963年出生人口又是多少？相关资料显示是2786.6万人！这和王维志所使用的大饥荒时期的人口数差距有多大？
你无视这些巨大的差异，竟然污称我们所使用的出生率和没有饥荒的时候一样！到底是谁在玩数字游戏？当年玩数字游戏、宣传“亩产万斤”的是你们毛左，今天还在玩数字游戏，否认大量饿死人的还是你们这些毛左！
当年逃荒的人口绝大部分并没有算到死亡人口里面，那个时候户口对人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对中共政权的管理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确认死亡一般是不会把户口除掉的。
对你这种人，我没有想说服你，因为你正是犯了你自己宣称的“有选择的相信，或预设政治立场的”根本错误，还一个劲地在这边瞎起哄，你这是在显示你的聪明呢还是愚蠢呢？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讲法，是党中央掩饰自己的政策失误的一种说词。正如党中央的所谓“苏修逼债说“一样，是在欺骗中国老百姓。苏联在这三年里并没有任何逼着中国还债的文件和讲法。反而还应支援了中国东北百万吨粮食，挽救了百万中国老百姓的生命。是中国党中央毛泽东要死撑自己的面子，要“即无外债，也无内债“，甚至在大饥荒的时候也要提前还债。美国政府也曾动议支援中国食物，后因估计中国政府一定会拒绝而作罢。
大家清查阅中国的官方档案及所有回忆录，有没有所谓的“开仓济荒“的纪录？在成百万千万的老百姓饿死的时候，党中央竟然坚持所谓的战备粮坚决不能动用。老百姓的生命在党中央的眼里从来就没有高的地位。
请大家查一下中国官方的纪录。在三年大饥荒里，中国仍在大量出口粮食来换取黄金和美元（当时世界粮食价格较贵）。中国老百姓的性命在党中央的眼里到底有多重要！
请大家查一下中国官方的纪录，在三年大饥荒里，党中央毛泽东为了和苏联争夺“世界革命“的领导权，向外国共产党和一些国家施舍了多少外援！国内的老百姓正在嗷嗷饿死啊！
当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里，假惺惺的讲与中国老百姓共患难，不吃肉时，却在那里吃鱼吃海鲜（看一看宋庆龄回忆录），真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
呵呵，还在这里玩数字游戏啊， 当年还说亩产1万斤呢，你信不信啊？ 当年人口漏报虚报的应该很严重，能把产量说成那样，人口就报得那么准？？ 你也不想想如果那么多人饿死了，出生率居然还和以前一样？ 这么着吧，你自己做个实验，三天不吃东西，然后和你太太或老公做爱试试？？？
还有那个什么莫斯科海龟王统计，你问问他，当年是怎么统计那些逃荒人口的？ 你以为专业人士都没有政治立场吗？
我再次声明，任何有选择的相信，或预设政治立场的辩论，都没有任何说服力。
非常佩服你的认真和执着。
有些人写了几篇东西，自以为成了什么什么笔，岂不知那个什么里的石头也可以是金黄色的。
那些选择性失明的人，你给他宏观的统计数据，他说你没有具体证据；你给他微观的具体案例，他就说几个人的例子，怎么能支持总体的数据。我倒是想问下，如果有准确的数据显示饿死的不是三千万，是二千九百万，或者二千万，甚至再少些，一千万，那事情的性质就有不同吗？一个自称为天下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执政党，让所谓的国家的主人在没有战争或伤亡性自然灾害（如地震和海啸）的情况下成百上千万地“非正常死亡”（官方语言），难道可以辞其咎吗？不容谈论和批评的后果，就是后人只知那是“三年自然灾害”而不知“大饥荒”。
不要忘记，那些活生生饿死的是和我们一样有生存权的鲜活的生命！
歌德不是说，不识过去三千年者，仅是浑噩度日，但现在一些人似乎不仅是浑噩。趁着现在还有很多当事人活着，是重新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了。
至于有人说，是三千万吗？三千万或者两千万，甚至只是三百万，那又怎么样？都是生灵涂炭。
那么多的材料和证据不是驳得你体无完肤？你不过是有着一个花岗岩脑袋罢了！你还在一篇一篇地写？我劝你少做一些孽！
“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这句话由你的口里说出来真是太搞笑了！中共试图掩盖大饥荒大规模饿死人的真相，掩盖了几十年，现在互联网起来了，大量的事实在网上披露了，真相掩盖不住了，人民稍微有了一些知情权了，你们这些毛左却又跳出来为那位暴君涂脂抹粉，实在让人恶心！
你要写就尽管写，但是正义的力量绝对不会被你这种毛左压下去，自古以来，邪不胜正，我就不信了，你还能把黑的说成是白的！
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已经有了专门的揭露大饥荒真相的网站：
www.chinafamine.net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个网站，上面有许多精彩的文章，看来正义人士的力量是无穷的，吾道不孤！金笔，你尽管写，看你写得过这许许多多的正义之文吗？！
体无完肤？搞笑啊。我只是没那么多空跟你们耗。看我一篇篇的写，就知道我根本不会把你们放在眼里的。真相终有一天会大白天下的，我仍将继续做我的努力！
是一些人的奴性在作怪，他们都还沉迷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之中，难以忘怀百万红卫兵在北京天安门受主席接见的激动人心的岁月，因此他们决不允许任何人说毛主席的一句“坏话”！你拿出什么证据都不行！这是一些五零后的情况。
还有就是八零后、九零后的情况：生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一直都是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那种大饥荒的岁月他们难以想象，没有接触过，他们不敢相信在我党一直鼓吹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会发生这种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一幕！
现在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党内的也好，党外的也好，学者专家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社会学的也好，人口学的也好，回忆录也好，正史也好，都支持着这样的论点：饿死的人超过3000万，而且不是天灾，就是人祸。
邪了门了，总有人给这样的灾难辩护。
这里转贴杨继绳的文章《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的部分章节摘录。
在这里，笔者要重点介绍另外一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位学者就是王维志。
王维志，1955年～1959年，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1959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后，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王维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实人口数据，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1980年代以后，王到中国社会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王维志不仅熟悉人口统计理论，还熟悉中国官方人口数据的形成过程。为了研究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笔者曾多次到王家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同他讨论分析。王维志认为，蒋正华提供的1700万非正常死亡数据偏小，与实际情况差别大。王维志的研究结果是：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万～3500万人。
公安部公布的这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1647.4万人，1960：1389.3万人，1961：1188.6万人。 如前所述，当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国家的供应指标，出生人口漏报较少，所以假定这些数字是准确的。
当年的出生人口减去当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就是当年的死亡人口--
1959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万人
1960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万人
1961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万人
1959～1961年，3年总死亡人数是以上3项相加，即5721.3万人。在这总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这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1958年死亡人口为781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王维志仅粗略估算，将781万人作为1959～1961年3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数，则1959～1961年3年正常死亡为2343万人，总死亡人数5721.3万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5721.3－2343＝3367.9万人--即大饥荒期间饿死3378.3万人。
其实，1958年第4季度有些地方已发生饥荒，这781万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年3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正常死亡人数，即（706.2＋687.5＋781.1）／3＝724.9，则1959～1961年正常死亡人数为724.9×3＝2174.7万人，将总死亡人口的5721.3万人扣除2174.7万人--即大饥荒期间饿死人口为3546.6万人。
王维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实际经验和亲身体验对统计数字进行调整的。他是学统计的，当然熟悉数学工具，但他没有用复杂的数学计算。他知道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是多么不准确，如果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
金辉、曹树基、王维志几位中国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万～3500万之间，他们3人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数字却比较接近。但是，金辉、王维志没有考虑1958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因为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有饿死人的现象。曹树基的计算中虽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在他的计算中，小规模的人口死亡无法发觉。有些地区计算中有遗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人），则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万～3700万之间。取其中数3600万。
据笔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10多个省对大饥荒课题的调查，笔者认为，同所有中外学者的数字比较，3600万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实际，但还是低于实际。如前面提廖伯康的四川数据、安子文的安徽数据都高。在大饥荒期间曾负责安徽亳县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梁志远（梁当时担任亳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以亲身经历证明，非正常死亡人数远高于上报数。亲历者提供的数据远多于现有的各种统计数据，也高于王维志的数据。
在计算人口减少时，本文没有考虑各省净迁出人口。如果考虑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会少一些，但不会少很多。这是因为流动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据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提供的数字，1960年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省内流动人口为600万人，省际流动远远小于这个数。 省内流动不会影响笔者所述的各省非正常死亡数字，省际流动对笔者的上述计算有一些影响。因此，我将廖伯康、安子文、梁志远等亲历者所说的情况抵消省际流动的数字。全国非正常死亡还是按3600万人计。
可能在下错过了阁下的高论，哪篇帖子揭穿在下了？那six sigma吗？在下是学理工科的，不怕阁下跟在下讨论数学物理知识。
你对“年年有余”的评论有欠公允，你的几篇关于大跃进的文章被许多网友驳斥得体无完肤。我们大家是不是也要问一句：你怎么还有脸在这里混？！
我刚刚才又上网，看了你的评论，答复如下。
你转贴的文章是陈东林的文章《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一文的一部分，陈东林的文章的其他部分是承认了毛泽东的政策荒谬所造成的大饥荒。那本《灾情报告》有一大漏洞，那就是它混淆了由人为的行政错误造成的灾害和自然造成的灾害，把人为错误造成的受灾面积都算到了天灾的头上。
我所链接的1951年到1990年中国气候资料都是由中国的农学家和气象学家根据原始的可靠资料所汇总的。这些资料充分证明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的实际自然灾害水平并没有高于其他的正常年份！
至于有没有饿死三千万人，这也是许多毛左所竭力否认的！因为这个数目实在太大，超出了许多人的心智的承受能力，所以许多人特别是八零后、九零后下意识地选择不相信，但是很遗憾目前我所看到的资料，根据我的比较辨析，我认为至少是饿死三千万，只会多，不会少！
你这人上次在我这里不懂装懂胡说八道被我揭穿了，你还有脸在我这里混，哈哈！
官方的统计数据多了，你们好像对大部分的数据都存有异议，为什么就相信这个数据？ 官方还说有严重自然灾害呢，你怎么就不信了？
你如果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可以去网上查查。 但很不科学。 至于什么国外学者，他怎么会知道当时是怎么统计人口的？ 他又怎么知道饥饿会使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多少？
最后，不要以为老外说的就是真的，马克思也是老外，你信他吗？
在下不清楚非正常死亡的算法，但是中国官方的《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数字是这样。阁下觉得官方的非正常死亡数字高些对官方有利呢？还是官方的统计数字低些对官方有利呢？
在下贴出来的是CAMBRIDGE的the history of china,在下顺手把这章节的作者注了出来，阁下是归海的精英，不会不了解国外学者教授的严谨和认真吧？作为一位史学家，况且能在CAMBRIDGE著书出版的史学家，应该知道该秉笔直书，把历史史实呈现给社会。
阁下可以下载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General editors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Volume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8 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stress, 1958-1965
by NICHOLAS R. LARDY
这部分去看，verycd上就有。
我说的就是那个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算法很有问题。 你告诉大家，当时是怎么统计逃荒人口的？
另外就是那个出生率也有问题。 那些年，人们都吃不饱，出生率还会和前几年一样吗？
至于你拿一篇文章说那几年中国出口到苏联的棉花增加了，并不能说明中国当时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 产棉地区未必就是受灾地区啊，比如新疆。 还有就是以前出口量也可能很小，那几年要还债，出口就多些。
是的，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是低估的。
当时统计数字呈给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要求立即烧毁，底版都不能留。
可想而知，如果确切数字公布出来，政府根本没法交代。
Most astounding, even as the mortality rate was rising in 1959, Chinese exports of cereals, shown in Table 8, were reaching peak historical levels. Exports (primarily rice and soybeans) in 1959 reached a level twice the average of the 1st FYP, while imports (mostly wheat) fell to the lowest level in six years. Thus net exports in 1959 were more than double the average annual level of the 1st FYP.
Similarly, in 1959 cotton yarn and cotton cloth exports were double and almost double, respectively, the levels of 1957. In value terms, Chinese exports to the Soviet Union rose 50 percent between 1957 and 1959 and in 1959 made up 60 percent of China's exports.52 Moreover, at the height of the GLF crisis in 1958-62,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for rural relief averaged less than 450 million yuan per year, or about eight-tenths of a yuan annually for each individual in collective agriculture,53 while the market price of grain in shortage areas had reached 2 to 4 yuan per kilogram. The internal welfare funds of collective units did not provide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source of support for starving rural people. In i960, the peak of the mortality crisis, internal welfare funds totaled only 370 million yuan.54
就这个59-61年中国人口年鉴中非正常死亡2000万的官方统计数据,也有打水漂之嫌.
简单的看一组数据，中国人口年鉴公布59-61期间，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是2000万，这是官方的统计数据。
对比一下中国八年抗战的人口死亡数字1800万，阁下可看清楚了。
三年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2000万；八年战争时期，死亡1800万（死亡人数包括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
阁下评论一下。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General editors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Volume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8 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stress, 1958-1965
by NICHOLAS R. LARDY
THE INCIDENCE OF THE CHINESE FAMINE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incidence of this massive famine, but two hypotheses can be advanced. First, the famine was disproportionately a rural phenomenon. Second, even within rural areas, deaths were highly concentrated regionally.
Several types of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 that the famine was disproportionately rural. First, as shown in Table 5, the decline in grain consumption on average was far more severe in rural areas. By 1960 rural consumption of cereals had fallen 24 percent, while urban consumption had fallen less than 2 percent. In 1961, when average national consumption reached its lowest point, rural consumption had fallen 52 kilograms or 25 percent, while urban consumption was off only 15 kilograms or 8 percent. In absolute terms, consumption of vegetable oils and pork fell by more in urban than in rural areas, but the urban consumption of these items remained twice that of rural areas. Moreover, since caloric intake was derived so overwhelmingly from direct consumption of cereals,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urban consumers suffered less deprivation than peasants.
简单的看一组数据，中国人口年鉴公布59-61期间，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是2000万，这是官方的统计数据。
对比一下中国八年抗战的人口死亡数字1800万，阁下可看清楚了。
三年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2000万；八年战争时期，死亡1800万（死亡人数包括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
阁下评论一下。
有一点我就不懂了， 我贴的文章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大部分是政府的统计数据。 你
却不信，拿出另外的文章看来反驳。 可是， 那几年的国家人口统计数据， 你怎么
就愿意相信呢？ 这不是有选择的相信是什么？
谁也没有否认那几年饿死人了，我说了，就算今天的美国也有饿死冻死的。 但有政
治目的地无限放大，说饿死3千万以上，就很难令人信服。 3千万人，分布在十个省，
一个省要300万人啊，你觉得可能吗？
我认为问题就出在统计数据上，很多逃荒的人，没法统计。
我没有否认那三年局部地区有什么旱灾、水灾、风灾，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哪一年局部地区没有这个灾、那个灾的？关键是统计资料已经显示这三年的“自然灾害”并没有超过任何正常的年份！
下面的连接可以证明：
1951～1990年全国降水量距平变化图
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ClimatePic/r020904a.htm
1951～1990年中国气候生产力变化图
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ClimatePic/r020904b.htm
1957～1963年中国气候灾害分布图
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ClimatePic/r020903a.htm
1951～1990年全国四季平均干旱和雨涝范围变化图
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ClimatePic/r020902b.htm
“三年自然灾害”？——一个最无耻的谎言
历史常常如一位被任意打扮的少女，有太多的真实遭到人为地扭曲。当我们艰难地打捞起那些历史的碎片，还原其本来的面目后，惊愕之余，更多的是长久的感慨与无奈。
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为国人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景：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次年元旦后灾荒被更大的渲染：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我国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灾荒。在官方强势话语的宣传下，“三年自然灾害”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关于那个困苦岁月的代名词。而那冤死的三千万农民则只能怪“老天不长眼”了。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是丰平歉年相交替的，从未有过遍布全国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史学家考证，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并无“严重的自然灾害”，即便灾害在某些地区发生，也未持续三年之久。且远未达到“严重”的程度，更谈不上“百年不遇”了。因此“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在此期间因饥馑死亡至少三千万人，竟是中国八年抗战死亡人数的1.5倍呢？
过去有个很流行的提法：那是苏修掐我脖子，催逼债款。然而史料中记载，饥荒中有两千万人是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而苏联与中国反目，催我还债是在1960年7月以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而且，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不抵在大跃进其间损耗掉的工业投资的三分之一。1961年，在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中国提出向苏联借粮二十万吨，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克服了困难，不但没有借一文钱，而且把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与此同时还拿出了比偿还的外债数额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可见，当年只要政府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老百姓便不会如此凄惨。
那么，大饥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很简单，是粮食的大幅度减产！可在这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的三年，为什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导致全国的缺粮和饥荒？这其中除了一小部分与灾害有关外，主要原因是耕地抛荒和粮食弃收。大跃进期间，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或因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再加上各地严重的浮夸虚报产量，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留给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却在大办公共食堂，以数千年来未有之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至1959年春，许多地方已出现饿死人的现象。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这时救灾赈民本是政府应做的头等大事。但因大跃进极左政策的影响，政府根本不去救灾，甚至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庐山会议彭德怀等少数人说了点真相，却立刻遭到残酷打击，并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高潮。党内仅存的敢说真话的干部在这场自上而下发动的权力斗争中，被统统打倒了。新闻媒体却一如既往，仍在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仍在厚无廉耻地粉饰太平。
当粮食大幅减产、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即将进入饥馑状态的1959年时，中国的粮食出口非但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出口耗尽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实际上若按当时的人均口粮计算，只要不出口粮食，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但政府一心想着造原子弹、导弹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当年，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直到1960年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笼罩中国。万户萧疏、饿殍遍野的景象已无法掩饰时，中央政府不得不承认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实，并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采取救灾措施。直到1961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主要从北美采购小麦。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进粮救灾。但一切均为时已晚，数千万农民已化为冤魂。为了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编出了自然灾害的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成为了新中国建国以来一个最大的谎言。
古语云：“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争而自来”，可现实却往往让谎言重复一千遍竟成为真理。而谬误流传，贻害后世，更为千古遗恨。因此揭穿谎言，警醒后世，乃每位有良知的公民应尽之义务。
2010年2月15日转自《华媒网》
哦，洪水，干旱，台风都是冒充的自然灾害啊， 领教了。
你所贴的这篇文章正是我前面所转贴的那篇文章所驳斥过的。
那个所谓的受灾面积都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人为的行政错误造成的，然后冒充自然灾害的。
关于三年大饥荒的文章很多，可以多读、多比较，你自然而然地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不应当没有读，没有掌握相当的知识，就随便发表评论。
除了文章之外，相关的书籍有：杨继绳的《墓碑》、丁抒的《人祸》、乔培华的《信阳事件》等书籍，都是关于中国大饥荒的重要著作。
“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这句话很适合这个博主“金笔”还有他的几个仆从，他这个顽固不化的毛左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学城里面发表谬论，否定大饥荒饿死人，否定毛泽东的政策荒谬，已经多次激起了公愤。希望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终于把它帖出来了,支持!
你不是要看文章嘛，那我也给你一篇，呵呵，希望你也相信。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气象（包括旱灾、雨涝等）、洪水、地震等，1958年
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其中1954年的洪水灾害较大，从受灾面
积看，仍“属中等水平”（《灾情报告》第374页）。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
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
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
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
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
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
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
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
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
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
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
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
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
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
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
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
的2.87倍。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
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
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
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
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
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
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
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
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
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
达3812.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
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
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
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
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
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
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
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
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
大，成灾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
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
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
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
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
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
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
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
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最低水平又减产
50%，湖北有67万公顷未能播种，河南有73万公顷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
冻、大风灾害，淮北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
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
……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
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
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
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
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
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180万
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
“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中的地位，可以从下表中看出：1958年
全国受灾面积65571万亩，1959年98812万亩，1960年全国受灾面积92623万亩，1978年
全国受灾面积72660万亩（原表有五十年数据，略去）。这三年受灾面积确实大大高
于建国五十年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国批毛派和拥毛派的长期大辩论。海外对此提出的数字，从二千万到四、五千万，而中国内部披露的数字，也至少有几百万。
最近，曾撰写文章大力呼应邓小平南巡改革说法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撰文披露“大跃进”时期饿死3千多万人，海外有报道说，这是中共核心媒体负责人首次公开承认这一有争议的数据。
周瑞金15日在财经杂志上发表题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的文章，文章中提到“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
有不少媒体转载了周瑞金的说法。在周瑞金发表这个观点之前，中国几乎没有高级官员公开承认大饥荒饿死人的情况，更鲜有相关的数字披露出来。不少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发生在上世纪60年前后的大饥荒，起码饿死了“成千上万”。
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是940万；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这位中国“水稻之父”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
海外学人曹长青说，另一位中国学者金辉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升降及调查推算出，当年那场大饥荒的死亡数字在4,040到4,319万之间。
而周瑞金的这个数字，是第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周瑞金的数字，没有任何调查过程和结论来支撑，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
对大跃进时代各种数据进行过一手调查的前新华社资深记者、现《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杨继绳认为，周瑞金透露的数据并不是他的研究调查，影响力有限。
杨继绳说：“我觉得他不可能有自己的研究，有很多地位比他还高的人也都讲这个数字，但没有说数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也都是听别人说的估计。周瑞金是一个退休了的副部级干部，他的话的份量也是有限的，不能代表官方观点，只是个人看法，就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文章吧。”
杨继绳花了10余年时间进行一手调查，于2008年写成《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在香港出版，书中公布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
周瑞金在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前一年曾以“皇甫平”的名字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首次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邓推进改革开放造势，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响。邓南巡谈话20周年之际，周瑞金重提改革，呼吁应当“重振改革勇气，再造改革动力”。周瑞金在文中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着一些迫切的“发展以后的问题”，其中包括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事业滞后、公众幸福感下降、环境污染加剧、以及社会腐败纵深发展。
中国新闻工作者高瑜认为，周瑞金所拥护的邓小平南巡时的改革模式坚决不可取。她认为，邓改革的后果是使权力直接进入市场，而人民没有权力也没有监督。
高瑜说：“你们想想南巡讲话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停止政治改革。(邓小平)指的的改革基本上就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利益、改革的资源，基本上就是被政府垄断，也就是被中国共产党垄断，还用邓小平那个方法能解决吗？邓小平已经造成了这五个方面，你还用他的方法来解决？历史不会再给你20年机会。”
高瑜说，周瑞金现在所指的改革也并非政治改革。而若非政改，什么改革也救不了中国。
再说了，关于那三年的文章多了去了，你大概只相信你愿意相信的文章。
你老兄可真逗，听说一个人饿死了，就认为那统计数据就是真的。 那么你能不能回
答到底他们是怎么统计逃荒的人口呢？
谁也没有否则有人饿死，就算今天美国也有饿死冻死的，但说是3千万，反正我不信。
你不懂历史就少在这边起哄！建议你去读一读一些相关的文章再来这里发表评论，比如今天文学城新闻里边的报道：
老实人如何变成贼：1960年亲见留美博士饿死(图)
考证：是“三年自然灾害”么
“三年自然灾害”如今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的那场灾难，都会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道、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说法，无一例外地都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最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个“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
其实，从气象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分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资料编制的，它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统一划分为5个等级，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1895-1979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干旱”，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资料表显示，1959-1961年期间，中国大地上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
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27，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溢出±0.1，三年总平均指数仅为＋0.003，这在1895-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我们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
我们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
笔者认为，《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比《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更能准确地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在后面的附录中，我们将会看到安徽省凤阳县关于种种人为灾难的原始记载，将会深切理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灾难却铺天盖地地笼罩了全中国。它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www.ChinaFam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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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上海《社会》杂志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
很有问题。 三年自然灾害，很多人都逃荒了， 结果统计时当然很容易把他们漏掉
了啊。 比如说， 一个村子有一千人， 结果500人去逃荒了，上面让统计人数，村
长一点人数，就500了， 然后就报上去了。 那么这500逃荒的人都死了吗？
3000万人是什么概念啊，当年受灾厉害的大概就10个省左右，那么每个省平均要死
掉300万人。 别说3百万人了，就是30万人，也是尸横遍野了。
youtube上搜一下，用一下关键词
“中国” “大饥荒”
脑残者靠说理是转变不过来的，列举再多事实他们也不会承认。在他们眼里别人的命都不是命，为无辜者丧生而愤怒、抨击独裁体制和独裁者的人不是有良知或正义感，反而是“蓄意造谣抹黑”。
所以，最好的转化办法就是让他们也被“心急办坏事”的独裁者饿死或用其他方法折腾死，再投胎后可能会明白点做人的基本道理。
说你弱智，不太好，毕竟你也是留学过的伪精英．
但你这个人非常固执．一条路走到黑．这么多的史实，视而不见．
什么右派左派？其实，许多人是中间派．我就是中间派．但是，要正视事实！
你到底下过乡没有？你了解过去的农村吗？
如果当时的情况不是那么糟糕，59年时彭德怀元帅就不会那么痛心疾首，冒犯老毛．老毛整治了彭德怀之后，谁也不敢说真话了．好大喜功放卫星的，升官发财．说真话的，被打成右派．最后是有问题，也不敢说．这也是情况越来越糟糕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你，好像举事实讲道理都没有用．
最后一次，告诉你：那时饿死大量的老百姓，是事实．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祖母多次说，要不是你爸爸把我接出来，我早就饿死了．然后是唠唠叨叨列举七大姑八大姨中，谁谁谁饿死了．我一个亲戚，8岁时跟随他父亲逃到台湾．长大后留美，后来在加航任高级工程师．他母亲和弟弟妹妹没有来得及逃，留在大陆．他第一次回国，他弟弟什么都不敢讲．第二次回国，才在江边没有人的地方，告诉他，他的母亲和妹妹，都是饿死的！．．．
中国人口年鉴 1959-1960 看看当时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多少
周孝正教授的视频
高华教授的视频
the history of china 第14卷第八章
袁腾飞的视频
......
这些看完了，阁下如果还有这样的结论，在下再告诉你些材料。
大家用虚无的想象来证实一个没有的结果，这才是真正的搞笑。
如此大面积的饥荒，救援如此的不力，刘少奇给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是轻的，依我看百分之百是人祸，毛祸。
八年抗战，战争状况下中国的死亡人口是1800万；59-61年，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至少2000万。
在下不管什么么左派右派，蓝营绿营，毛派邓派，对这样的错误能深刻反思，给百姓一个交代，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防止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在下双手双脚赞成。
1. 各地官员瞒报粮食产量，老百姓的口粮全交了。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到地方抢粮。
2. 已经出现大面积的饥荒了，还出口粮食到苏联，买进机器。
Most astounding, even as the mortality rate was rising in 1959, Chinese exports of cereals, shown in Table 8, were reaching peak historical levels. Exports (primarily rice and soybeans) in 1959 reached a level twice the average of the 1st FYP, while imports (mostly wheat) fell to the lowest level in six years. Thus net exports in 1959 were more than double the average annual level of the 1st FYP.
Similarly, in 1959 cotton yarn and cotton cloth exports were double and almost double, respectively, the levels of 1957. In value terms, Chinese exports to the Soviet Union rose 50 percent between 1957 and 1959 and in 1959 made up 60 percent of China's exports.52 Moreover, at the height of the GLF crisis in 1958-62,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for rural relief averaged less than 450 million yuan per year, or about eight-tenths of a yuan annually for each individual in collective agriculture,53 while the market price of grain in shortage areas had reached 2 to 4 yuan per kilogram. The internal welfare funds of collective units did not provide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source of support for starving rural people. In i960, the peak of the mortality crisis, internal welfare funds totaled only 370 million yuan.54
The only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famine visible in i960 were meager, given the magnitude of the crisis. Cereal procurements were scaled back by more than 16 million tons (Table 7). But since resales to peasants did not increase over the previous year and total production fell by more than 25 million tons, the grain retained in the countryside fell even farther from the already low levels of 1959, and rural mortality rates skyrocketed. Second, exports were scaled back and the Chinese opened discussions for large-scale wheat imports. But exports in i960 remained well above the average level of the 1st FYP (Table 8), and the decision to import appears to have been more related to an emerging crisis of urban consumption standards than a response to the rural crisis that by the time contract negotiations opened, had been going on for a year and a half. Urban consumption standards had been maintained in 1958 and 1959 not only through record levels of procurement but in part by drawing down statecontrolled grain inventories. In an effort to conserve the small remaining stocks, in September 1960 the amount of grain supplied to urban residents through the rationing system was reduced by one kilogram per capita per month.55 In October, contracts for wheat imports were negotiated and sign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General editors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Volume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8 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stress, 1958-1965
by NICHOLAS R. LARDY)
THE PARTY S RESPONSE TO THE FAMINE CRISIS
The crisis created by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osed the most severe challenge the Party had faced since coming to power in 1949. Yet the course of political events not only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Party to anticipate the magnitude of the crisis but led to policy decisions that exacerbated the famine. Even more startling is the fact that once incontrovertible evidence of widespread famine was in hand, the Party remained paralyzed, unable or unwilling to formulate a timely and cohesive response to the most massive famin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vidence of the failure of the agricultural mobilization strategy was available as early as the winter of 1958- 59. It was clear to member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t the time of the Wu-ch'ang Plenum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1958 that there was precious little basis for the announcement that 1958 grain output was 375 million metric tons and cotton output was 3.5 million metric tons. The account by P'eng Te-huai, then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and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discussions at that meeting shows that the statistical system had deteriorated to the point where it was impossible to know the actual harvest level with any degree of confidence. According to P'eng, some comrades at the meeting thought that the harvest was in excess of 500 million tons and that regardless of the precise amount, "industry is now vastly behind agriculture." P'eng challenged the accuracy of the reported levels of output. According to P'eng, Mao personally made the decision to announce a figure of 375 million
metric tons.48 The published output figures thus reflected a political rather than a statistical judgment.
Although those figures became the basis for agricultural planning for 1959, at least two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challenged the veracity of substantial increases in reported cereal production. P'eng Te-huai, some time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Wu-ch'ang Conference, traveled to Hunan province for a firsthand examination of rural conditions. He found that conditions in the countryside where he visited were grave and concluded that the output figures previously submitted to the center were inflated. Not waiting until he could return to Peking and report his findings directly, and fearing that "the masses are in danger of starving," he sent an urgent cable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requesting that the province's tax and compulsory delivery quota be reduced by one-fourth.49
Ch'en Yun, the fifth ranking member of the Party and by far the most senior on economic affairs, also distrusted the reports being submitted to Peking and in the spring of 1959 pointedly chose to visit Honan, the province that had played such a path-breaking role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campaign in the winter of 1957-58 and subsequently in the formation of communes. He too found that local political cadres were out of touch with conditions in the rural areas of the province, lacked adequate data on the true grain situation, and were deluded by the inflated reports submitted from the grassroots level.50 It is not clear how Ch'en brought his findings to the attention of other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but it is implausible to argue that he kept the information to himself.
The reports of P'eng Te-huai and Ch'en Yun in the winter and spring of 1959 signaled that the fundamental strategy of the GLF was flawed. Organization of large-scale communes and massiv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had not raised agricultural output in 1958 even with weather conditions that, on balance, were more favorable than in either 1956 or 1957.5I